万事具备之后，戴向军再次去看望柯正勇。目的并不是想征求意见或建议，也不是想争取支持，而仅仅只是一种礼节。一种朋友之间的礼节，一种旧部下对老上级的礼节。戴向军不希望等到他已经下海自己创办寻呼台了才告诉柯正勇。如果那样，戴向军认为是不尊重柯正勇的。当然，他了解柯正勇，知道柯正勇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思想并不保守，关于自己想下海的事情，只要他一说，柯正勇肯定会支持，甚至会说出“其实你早该如此”这样话，所以，这次他去看望柯正勇，多少有点报喜的心情。但是，那天柯正勇的反应并没有戴向军想象的那样积极。

戴向军当面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柯正勇沉默了半天，才非常缓慢地说：“下海自己创业当然好，但最好还是保留公职。”

也真是柯正勇，如果换上其他人，比如说陈四宝，戴向军肯定当场就回敬一句：废话！谁不想保留公职？倒是有可能呀！甘蔗没有两头甜，又想下海创业自己当老板，又想保留国家干部的身份，天下是我家开的呀？

但是，现在说这个话的不是陈四宝，而是柯正勇，所以，这话在戴向军听起来又不完全是废话。为什么？因为柯正勇是领导，而且是级别蛮高的领导。戴向军发现，同样一句话，在小老百姓嘴巴里说出来肯定是废话，但如果从一个大领导嘴巴里面说出来就不一定是废话，说不定还是金话。所以，戴向军在听了柯正勇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回敬他是废话，而且立刻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等待老首长继续往下说。

戴向军的态度无疑起到了鼓励作用，于是，柯正勇果然就继续往下说了。

柯正勇说不知道戴向军注意到没有，现在国家的政策已经有很大变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了政治运动的做法，一时间还调整不过来，所以，中央一提出搞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还是习惯性地把它当成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一起响应，矫枉过正，各行各业一窝风地兴起了办公司的浪潮，像残疾人联合会这样的团体都成立公司，而且是全国性的大公司，叫康华公司，于是，部队也不甘落后，比如南都军区就成立了专门的企业局，甚至你们公安系统，不是也成立了金盾集团吗？所以，柯正勇认为，戴向军就是想下海自己创业，也完全可以在系统内部做，这样，既可以为自己保留公职，也可以有一个靠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戴向军当即就理解了什么叫醍醐灌顶了，他发觉自己这段时间做生意把人做傻了，竟然连这样的大形势都没有注意到，而柯秘书长不仅注意到了，并且立刻就能把这种对大形势的把握应用到自己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中来。佩服，实在佩服！于是，戴向军立刻就想象了一下如果自己挂靠在金盾公司名下的情景。当然，如果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保留公职了，而且，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看他顺眼了，但是，他所受到的约束也一定不少，从大局上看，不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关键是这与他下海创业的初衷不一致呀。自己想下海创业，就是要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就想从此之后不再受制于人，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还下海干什么？

戴向军心里斟酌了一下，先是说了不少诸如胜读十年书这样的恭维话，然后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柯正勇听了频频点头，认为戴向军的考虑也有道理，他在公安系统原本就没有任何根基，现在和领导与同事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如果自己创立的公司还挂靠在原单位下面，干好了，收益是金盾公司的，不是他个人的，干坏了，更是出力不讨好，如果这样，还下海做什么？所以，他同意戴向军的观点，不能为了保持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留在原单位内部创业。但是，柯正勇又不愿意让自己高明的建议没有着落，于是，思考了一下，又提出另外一个设想。

柯正勇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华安集团当老总，而华安集团的背景并不比金盾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更有优势一些，要不然我帮你推荐一下？你自己去北京找华安集团的老依谈谈？

这样的建议戴向军当然求之不得，当即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并且把这种热诚放大，使之具备了传染性，立刻传染给了柯正勇，柯正勇在这种热诚的作用下，立刻动用上次戴向军孝敬给他的极品文房四宝，在宣纸上握湖笔蘸歙砚上的徽墨给依长征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上说兄上次所说在南都建立工作站事宜，甚好，吾一直挂在心上，恰小戴同志欲创立传呼台，建议挂靠贵公司名下，兼工作站之职能等等。

戴向军一天也没有耽误，第二天就带着这封信上了北京。之所以这么急，并不是为了迎合老首长的积极性，而确实非常有必要，因为在当时，通信领域还是邮电系统的一统天下，并不是任何个人想办就能办的。戴向军虽然有丁有刚罩着，但如果能挂靠在一个有背景的大集团名下，肯定更加方便一些，也会让戴向军对丁有刚的依赖少一些。他觉得，如果自己的事业完全依赖别人，那么他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性，假如一定要依靠别人的话，那么宁可把这种依靠分散到几个人身上，这样，相对于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来说，戴向军对整个局势的掌握还是更主动一些的。

由于柯正勇事先已经在电话里面与依长征沟通过，所以戴向军到北京之后顺利地见到了依总。

不用说，戴向军带了不少贵重礼物。但他没有说是他自己买的，而说是柯秘书长让他带来的。既然是柯秘书长托他带来的，那么依长征就没有理由不收，而收了之后，心情就自然不错。

趁着好心情，戴向军赶紧向依长征汇报。说经过调查，当前最有前景的项目莫过于开办寻呼台，说以前人们讲大炮一响，黄金万量，现在改了，说“呼机一响黄金万两”。这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说寻呼业很赚钱，一本万利；第二是说客户一旦有了呼机，就有了最及时的信息在手，就能领先别人一步抓住机会赚到钱。如今是信息时代，信息就是金钱，所以，几乎人人都抢着想拥有寻呼机，市场自然非常巨大。戴向军说他托改革开放的福，有幸成为先福起来的人，但他与社会上那些先福起来的人不一样，他是党员，是干部，又在部队上受组织教育多年，所以他福起来之后，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吃喝嫖赌，而是想为国家做贡献，经老首长柯秘书长的推荐，他希望自己出资为华安公司建立南方工作站，同时，也希望把自己的寻呼台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这样，不仅工作起来名正言顺，也为咱们南方工作站的长期运做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戴向军说经秘书长亲自建议，公司取名天安通讯。戴向军告诉依长征，目前南都才几家寻呼台，市场缺口很大，但寻呼台不是一般的人想办就能办的，幸亏老首长柯秘书长关照，咱们的天安寻呼才能横空出世，如果天安能挂靠在华安集团下面，那更是如虎添翼，业务不仅覆盖整个珠江三角洲，将来拓展到香港澳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最后，戴向军保证，只是要政策不要钱，不要华安集团出一分钱，除了保障南方工作站的一切开销之外，今后业务发展了，还可以每年向集团上交30％的利润。

这样的好事情谁能拒绝？依长征心情本来就不错，加上戴向军汇报得具体生动，依长征在听的过程中，一直保持饶有兴趣的亲切的微笑，所以，戴向军以为他汇报完之后，依长征一定会像柯正勇欣然为他书写推荐信一样，给他一个爽快的答复，至少，也会当面向下面的交代，督促他们具体落实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戴向军把条件说得太好了，好到依长征有点不相信的程度，总之，依长征并没有当场给予答复，也没有当面吩咐下面的人落实这件事情，而是仍然笑吟吟地看着戴向军，让他先回南都，等消息。

就这样回去了？戴向军有些不甘心。但不回去又怎么样？

戴向军在北京给柯正勇打了个长途，名义上是尊重老首长，向他汇报情况，实际上是表达疑虑，并希望柯正勇再给依长征打一个电话，烧把火，趁热把事情办了。

柯正勇说不必，老依这人就这样，要是行，不用他再打电话也行，要是不行，他再打电话也没用，说不定反而起坏作用。

“那我怎么办？”戴向军问。

“什么怎么办？”柯正勇说，“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呀。”

戴向军不说话，还是不甘心，大概是前段时间做汽车生意做顺利了，以为做任何事情都该顺利。

“你忘了华安集团的背景了吧？”柯正勇第一次正式批评戴向军，“你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你以为凭我一封推荐信和你一番话老依就把你招在旗下？就不允许人家有个调查？你看着把，现在你没有回来，说不定人家已经在看你档案了。”

听了柯正勇的批评，戴向军非但没有不高兴，相反，心情好起来，因为如果真像柯秘书长说的那样，华安集团已经在调查他，那就是好事情，就说明他的汇报打动依长征了，说明依总打算接纳他了，而如果是这样，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戴向军自己知道，他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

果然，戴向军刚刚回到南都，柯正勇就呼他。说依长征已经给他打电话了，同意天安公司挂靠在华安名下，但戴向军的人事关系必须迁到华安系统来，如果没有问题，你再回北京，办理相关的手续。

就这样，戴向军到达南都后并没有进市内，只是在机场给柯正勇回了一个传呼，又立刻买票飞回北京。

有了华安集团的红头文件，加上丁有刚做内应，柯秘书长又侧面关心了一下，戴向军顺利地注册了南都天安公司，并且拿到了寻呼台的经营许可证，获得了电信批准的台号和寻呼中继线路。同时，他个人的干部人事关系随档案一起从公安系统落到了华安集团，准确地说，是落到了华安背后那个神秘的系统当中。本来对他抱有成见的证照中心主任和同事对他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开了一个热情的欢送会，而且在他离开证照中心之后的好长时间内，原单位对他都有一些神奇的传说。传说之一是说他有后台，并且不是瞎传，而是有根有据，连他那个远房二叔叔叫什么名字和在哪个部队担任什么职务都说清楚了，只不过大家对这个有根有据的传说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没有把当年的二秃子说成是戴向军远房二叔叔，而直接说成是他父亲，所以他才能相当有背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传说之二说戴向军原本就是某系统的，是该系统派到他们这里调查一桩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案子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所以就回去了，至于是什么大案子，当然属于国家特级机密，没有人知道，因此就更加神秘。这些传说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传回到戴向军耳朵里，连他自己都觉得离奇。但是，戴向军没有做任何评论和解释，他忙着呢，哪有闲工夫管这些事情。

事实上，天安公司的启步阶段并不顺利，最大难题是资金不足。不错，戴向军靠与陈四宝一起买批文做汽车生意确实赚了一些钱，具体地说是赚了六百多万人民币，这些钱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那时侯形容一个人有钱常常以万元计，说某人有钱，最常见的说法是“万元户”，而戴向军所赚的钱差不多相当于六百个“万元户”呢，还不是相当有钱吗？所以，作为个人戴向军确实是相当的有钱了，可如果作为一个企业，那又是相当的没钱，不说别的，单单就是建设或购买一个现成的公司办公楼兼工作场所，没有上千万的资金就根本不用谈，更别说里面的设备和人员开销等等，所以，天安公司其实还没有正式运转，就已经发生财务危机了。

说实话，在最困难的时候，戴向军差一点就打了退堂鼓。他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道理了。没有办公司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很有钱，有似乎永远也花不完的钱，而一开办公司之后，又发现自己没有钱，连买一个办公地点的钱都没有。戴向军想，既然如此，我干吗吃饱了撑得办什么天安公司呢？有那么一刻，戴向军想到了逃避，想到干脆就此打住，已经花出去的钱就算是打了一个水漂，带上剩下的几百万块钱回自己的老家，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做，存在银行里吃利息也比当地的“万元户”强多了，为什么不这样呢？戴向军差点就真这样了。但是，头天晚上想好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马上就变了，想着如果那样不等于是当逃兵吗？不是承认自己失败了吗？戴向军不可能当逃兵，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不能仗还没有打就承认自己失败吧。就是真要失败，也要拼命打一仗，打到弹尽粮绝了再承认失败也不迟。戴向军想，反正我这些钱也不是祖上传下来的，而是自己来南都之后挣的，即使弹尽粮绝了全部亏进去了，就当是当初没有认识陈四宝，没有赚那些钱就是。这么想着，戴向军就又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除了资金不足之外，更让戴向军痛苦的是他有苦不能说。对老婆不能说，因为老婆徐秀文根本就不知道戴向军做生意赚钱的事情，只当是他调换了一个单位，所以，戴向军创业期间的艰辛当然不能对老婆说。也不能对柯正勇说，因为柯正勇是首长，戴向军早就知道和首长交朋友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道理，所以在柯秘书面前不但不能说，而且还要装做财大气粗有钱花不完的样子，只有这样，才能让首长对他有信心，才可以让首长继续把他当朋友，才会让首长在必要的时候能为他说说话。至于丁有刚和依长征那边，更是如此，戴向军每次见到他们都强打精神，容光焕发，一副发了大财钱实在花不完打算请他们一起花的样子，所以，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就使得痛苦又增加若干倍。

丁有刚向戴向军推荐了一处办公及工作场所。一幢位于南都邮电大厦附近的6层工业厂房。丁有刚说，天安公司的总部就应该设在我们邮电大厦附近，这样更有利于业务发展。

戴向军承认丁有刚说得对，因为这样人们会把他们想象成跟电信部门有某种关系，甚至以为他们也是南都邮电系统的“亲儿子”，提高可信度，便于业务开展。戴向军当初在证照中心担任副主任的时候，他们门口就有好几家与办理证照有关的所谓“服务公司”，如果这些“服务公司”不是设在他们中心门口，而是放在其他地方，谁信？所以，戴向军也希望把自己的天安放在邮电大厦附近。但是没钱，人家7层楼的厂房能白给他吗？

不知道丁有刚是真心替戴向军着想还是对方承诺给了他好处，总之，丁有刚并不知道戴向军没有钱，所以，他还在极力推荐戴向军买下这幢大楼。戴向军那段时间的感觉不是在买楼，而是在跳楼。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戴向军真打算跳楼的时候，陈四宝主动和他联系了。

陈四宝是通过传呼机联系戴向军的。戴向军复机，一听是陈四宝，吓了一跳。

“你怎么在深圳呀？！”戴向军问，“你不是出国了吗？！”

“我是出国了呀，”陈四宝说，“但出了国就不能回来吗？”

戴向军想说“你回来不怕他们抓你吗”，但并没有说出口，觉得这话呛人。没想到陈四宝倒不忌讳，自己主动说了，说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算有最，也够不上刑事罪，更够不上政治罪，最多就是经济问题，并且只属于操作不规范的经济问题，不涉及诈骗或贪污公款，所以风头过了也就没事了，并说他已经通过内线了解清楚了，他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立案，更不存在通缉的问题，当然想回来就回来。

没事就好，戴向军想，既然连陈四宝都没有事情了，那么就说明自己更没有事情了，值得庆贺。这么想着，戴向军就轻松起来。突然，戴向军感觉到脑门一亮，自己天天盼钱，终于盼得老天开眼了，把财神爷送上门来了！

“我为你接风。”戴向军说。

陈四宝说不必，自家兄弟。

戴向军说正因为是自家兄弟，所以才要为你接风呀。

陈四宝想了想，说还是免了吧，虽然风头已经过了，但我还是暂时不想回南都，怕有些人见了我不高兴。

戴向军说谁呀，谁敢不高兴呀，他不高兴又能把兄弟你怎么了？

陈四宝又想了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没事情了，但有些人赶在风头上受了损失，心里憋着气，这时候见到我，说不定会跑去揭发，说既然你们让我罚款了，为什么不让陈四宝罚款，这不是添麻烦了吗？

戴向军一想，是这个道理，不过，他是一定要见陈四宝的，不是为了接风，而是为了借钱。

“那我去深圳，”戴向军说，“我去深圳为你接风总可以吧。”

陈四宝还是说算了，何必呢？再说我马上又要出国，你不用来了。

还要出国？戴向军想，那不是我又找不到你了？不行，老天爷好不容易把财神爷送到我面前，我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但是，怎么样才能不让陈四宝走呢？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难道刚一联系就开口借钱？再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是亲兄弟，也不会凭他在电话里面说说就把钱给他的。

“这样，”戴向军说，“我现在就过来，你不是明天才走嘛，我现在就自己开车过来为你接风。”

直到这一刻，戴向军才明白自己有车的好处，才理解为什么当老板的人都有车，并庆幸自己幸亏有车。

但陈四宝仍然没有松口，说还是算了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还牵扯到其他人，我对人家说好了，这次回来不见任何人，包括你。

其他人？戴向军想，人家？“其他人”是谁？“人家”又是谁？难道是自己认识的人？比如主任？戴向军不好问了，行有行规，道有道规，按照商规，这样的敏感问题，除非对方自己说，否则他是不能问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陈四宝问。

“没有没有。”戴向军说。

“没关系，”陈四宝又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在电话里面说一样。不保密吧？”

“不保密不保密。”戴向军说。

“那你就讲给我听听。”陈四宝说。

戴向军叹了一口气，想着也只能在这里说了。于是，就简单地把自己创办天安公司的事情说了一下。

他还没有说完，陈四宝就说这些他知道了，你还是拣重要的说吧。

“你知道了？！”戴向军心里一惊，但还没有等陈四宝回答，就意识到自己大惊小怪了。自己在明处，陈四宝在暗处，况且还有“其他人”和“人家”，他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呢？再一想，单位的人连他二叔的名字都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的？说不定还是从陈四宝这里知道的呢。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把自己资金短缺的事情直接对陈四宝说了，并一再要求陈四宝不要对别人说，特别不能对原来他单位的那些人说。

陈四宝说知道。但对借钱的事情爱莫能助。

“为什么？！”戴向军说，“我们是兄弟呀，现在我遇到了难处，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既然已经开口了，戴向军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他发觉，事情能不能办成有时候就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自己态度坚决一点，不能办不成的事情说不定就办成了呢。

果然，陈四宝见戴向军态度坚决，口气软了一些，说不是不帮，而是实在帮不了，因为戴向军遇到的难事不是十万二十万能够解决的，如果是十万二十万，不要说借，凭大家兄弟一场，白送了。

这话戴向军信，不说以前，就说他们最后散伙的那一笔生意，如果陈四宝就那么跑了，不给他戴向军了，难道戴向军还能去报案？不过，现在戴向军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了，如果陈四宝不帮他，他真不知道怎么样从老虎背上下来。所以，仍然要求陈四宝给他想想办法。最后，大概是陈四宝被逼急了，说容我调查调查。

调查调查？什么意思？戴向军不明白，问陈四宝。

陈四宝说，他现在的资金也不是爬在帐上，而是做投资了，他调查一下，如果戴向军搞的这个天安寻呼确实比他现在做的项目更好，他可以撤回一部分资金来投资天安传呼。

投资？戴向军说不行，只能借，再高的利息他也借，但不能作为投资，说企业不是他的个人的，原则上讲是华安集团的，如果要加进来一个股东，华安那边是很难通过的。

戴向军没有说谎，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他心里话，他心里想的是天安只能是他自己的，如果陈四宝要进来，钱少了解决不了问题，钱多了股份比他大，那么他戴向军不是变成为陈四宝打工了？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陈四宝不说话了，如果他要说话，就等于是给戴向军上课，告诉他生意场上的一些基本规则，再好的朋友，也不能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呀？这么多钱，肯定就超出了个人行为范畴，而属于公司行为，而公司之间拆借资金是要有担保的，他戴向军拿什么担保？所以，他没法说了。于是，电话里面静了下来。大概戴向军这边也想通了，既然你不让好兄弟参股，那么凭什么让好兄弟把自己的生意黄了来借钱给你？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也没话说了。但总不能老是这么僵着呀，最后还是陈四宝拿出兄长的姿态，打破了沉默。

陈四宝说：如果借钱，你应该找银行。

找银行？戴向军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象中，银行是存钱的地方，从来没有想到还可以从银行借钱，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上，他都没有遇到过向银行借钱的事，现在听陈四宝这样一说，才想起来，感叹遇事有人商量的重要。

陈四宝又给他讲了向银行贷款的注意事项，其中特别谈到了人际关系，并且具体提醒戴向军应该走柯正勇的路子，说关键在行长，柯正勇要是行长就好了等等。说完，陈四宝又说为了支持兄弟，他会往戴向军的账上汇50万。戴向军说千万不要，那个帐户他已经注销了，说真要是到了他揭不开锅的时候，再向他要，只要经常保持联系就好了。陈四宝说没问题，经常联系。两个人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