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起源、方向与目标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和发展，有时候它呈现出一种前进的姿态，有时候它又在原地踏步或者在倒退；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在倒退，但是实质上是在前进；有时候它让人激昂，以为它在前进，其实它是在一路高歌往回走。前进和倒退之间的间隔，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仅仅是一个瞬间，所以，人们经常会在有限的一生中感叹历史竟然还在这个人刚刚出生的那个地方徘徊。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间，由于百年不遇的干旱造成的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省份，K省的灾情极为严重。查阅K省各县县志，你会看到很多关于这场饥荒的描述：“大旱，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旱、蝗相继，人民流徙，饥者盈路，死者十之七八。”“自上年六月不雨，民不聊生，草木皆尽，剥及树皮，夜盗成群，兼以昼劫，道馑相望，村空无烟。”“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斗米千钱，饿殍遍野，夫妇、父子相剖啖……”

　　这些话语，在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并不陌生，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过，人们对于它的再次出现已经不感到惊奇，就好像这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社会和人生本来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就连大多数人都走投无路这样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也被人们忽略为是天灾的结果……这里面，恐怕就有了问题。

　　现代政治哲学告诉我们，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走投无路，那么，确定无疑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有了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走投无路，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稳定。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社会的不稳定常常并不是因为中央政府涣散或者理念不正确从而丧失了权威，主要因为这个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导致了大多数人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人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就不会顾及中央政府的约束，不会顾及道德规范的约束，全部的活动都归结到一个基本点上：想方设法活下去。

　　想方设法活下去，实际上已经不是人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抽取了社会要求的仅仅为了活下去的生物性愿望，这种愿望将会形成为盲目的野蛮的破坏性力量，它将不择手段，在社会上到处制造响动，古书上的那些记载，都是这些响动的表征。盗贼蜂起，土匪横行，军阀割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响动的表征，只不过它们已经蕴涵了一些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稳定吗？当然不能够稳定。任何一个走投无路的人都会在争取活下去的过程中破坏社会的稳定。被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将要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代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类并不经常能够被理性约束。人类经常在明明知道什么是灾难的情况下仍然义无返顾、锲而不舍地走向灾难。所以，假如我们仍然把历史作为观察对象，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历史也是在无奈中做出选择的，尽管他老人家完全知道一个社会的消极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

　　既然我们承认对于大多数人因为走投无路做了极端选择的最终责任在于社会本身，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在何种道德意义上看待那些所谓的“土匪”呢？

　　一个村子，因为一场天灾，就到了“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的程度，于是，村上几个活下来的壮年汉子，为了避免被相互吃掉，就像《水浒》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那样，发一声喊：“反了吧！”就反了，打家劫舍去了，杀人放火去了……这样的人算不算得土匪？

　　一个做生意的人，反复遭到土匪的打劫，而政府组织又不能够对于他正常的商业行为进行保护，于是他也聚拢一些不法分子，打劫那些打劫他的土匪，商业行为演变为一场暴力争斗，有的干脆完全抛弃了商业运营，占山为王，成了地地道道的山大王……这个商人——或者说这个山大王——算不算得土匪？

　　首先，我们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这个问题。那些刁民破坏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固，并且伤害了人命，这些人当然是土匪，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征剿的对象。那些商人——如果我们还能够将他们称之为商人的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支持或者巩固着政府，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那么这些人就不是什么土匪，而是“乡绅”。熟悉中国现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正是这些强大的“乡绅”和相对软弱的政府，构成了中国社会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控制力量。

　　但是，假如我们站在那几个“反了”的壮汉的立场上，我们又会觉得，这些人不能够被称之为土匪。他们不过是一些为了活下去采取了极端行为的人，而造成他们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依据现代政治哲学的观点，责任恰恰在于政府的制度缺陷，再往深了一点儿说，是你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彻底的反思，你是在松软腐烂的文化地基上构造国家权力的大厦，你不可能牢固，你不可能稳定，板子不应当打在那些反了的人身上。

　　正如美国学者菲尔·比林斯利在一本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的那样：“当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玩忽职守促使孤注一掷、意志坚强的人们投奔永远向他们敞开的深山、沼泽时，当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害扩大了饥饿无望的人群时，土匪自然而然会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土匪”的成分非常复杂，落草为寇的除了那些完全为了逃避饥饿的人以外，还有失去土地的人，因为过于放荡而无法适应乡野村夫生活的人，由于过去的某些举动从正常社会分离出来、永远成为贱民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是使普通人变为土匪的那些社会条件，它甚至能够消解我们对于什么人是土匪什么人不是土匪的常规观念，把我们的同情放到某一部分群体上。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人在我们看来就不是什么土匪，而是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他们有理由成为“土匪”。

　　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在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上的看法截然对立。毛泽东一九一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

　　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我们正在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不过二十年时间，社会状况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最基本层面上仍然没有本质改变——比如，袁世凯倒台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军阀割据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民党政府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平衡、妥协或者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争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要特征。

　　我们仍然引用菲尔·比林斯利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的描述，来说明当时的社会情状：“在军阀混战期间，中央政府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军阀列为土匪（匪或贼），然后指令一名将领以剿匪的名义将其消灭。个别军阀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来宣称自己的道德比对手高尚，他们把自己的派系战争称之为‘剿匪行动’。甚至反对军阀统治的人物也发现‘匪’和‘贼’这两个字是有用的工具。激进分子把军阀及其部下称为‘官匪’。一九一三年的讨袁运动就把其军队称为‘讨贼军’，这种做法并没有随着军阀的灭亡而消失。”

　　只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农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主持下召开（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林伯渠等出席了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下，大会制定了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农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才形成较为强大的统一的政治力量，保障了国民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广大农村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共两党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这是由于这两个政党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所决定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到一九二七年终于发生了“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国民党右派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剿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民革命完全失败。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保留了“匪”字的全部外延，用来咒骂自己的政敌中国共产党。

　　我不想做过于繁复的转述了。

　　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背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把红军武装称之为“共匪”了；同样，我们也就更不难理解，红军武装为什么会把国民党政府和遍布各地的欺压劳苦大众的“土豪劣绅”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

　　可见，什么人是不是土匪，全看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看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由很多“土匪”构成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展现的仅仅是靖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我建议读者不要推及认为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当时的状况；这里描述到的任何人物，也仅仅是活动在靖州那个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人物，不具有与那个时代其他人物的任何类比性。至于这个环境和这些人物是不是从本质上说明了真实的历史状况，不是作者写作一部小说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我很想这样做。

　　在靖（州）、洛（州）地区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商子舟不得不进入我们的故事之中了。读者将会看到，随着这个人的进入，我们这个故事中的所有重要角色的命运都将发生改变，因此，我将尽可能介绍得详细一些。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内容的原始资料仍然来源于历史教科书。

　　商子舟，男，汉族，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九日（农历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出生在靖州，爷爷是清朝拔贡，以教书为业，父亲是个秀才。商子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并且是靖州第一家高等小学的第一批十二个毕业生之一，完小毕业后考入靖州中学。靖州中学是洛北地区二十三个县唯一的一所中学，这里有从北京大学请来的一批大学毕业生，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清遗老、翰林。图书馆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新文化运动时的著名刊物。靖州中学虽地处西北内陆，却并不闭塞，商子舟正是在这里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成立了靖州中学学生会，商子舟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商子舟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出于对穷苦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天下为己任的商子舟萌生了走向社会、唤起民众的思想，在靖州中学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等，还出版了一批宣传进步思想的油印刊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靖州中学期间，商子舟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进步组织“共进社”，并且于一九二四年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商子舟和几个同学一起，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荣幸地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一九二六年七月，商子舟参加北伐战争，随东路军出发，在江西吉安前线受命调到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工作，先后担任国民联军驻K省总部组织科长、宁夏四路军政治处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形势剧变。冯玉祥以“集训”的名义，把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全部解除武装，监押在开封宫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一个进行审查。较有名望的三十二个共产党员则另行看管，商子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后，这些人被押上一截铁闷子车驱逐出境。商子舟等人在武胜关脱逃，辗转来到武汉，在汉口找到中共中央。同行的十二个人中，有的被派往苏联，有的留下做宣传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参加起义。商子舟被派回到K省的洛北地区，任中共靖（州）洛（州）军委负责人。

　　商子舟认为，洛北地区军阀派系很多，出了许多诸如井云飞这样的山大王，历代统治者都拿他们没办法，不得不借重于他们的力量实行统治，就因为他们有枪杆子，有地盘。一系列失败使商子舟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武装斗争，一定要在封建武装薄弱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军队，创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只有抓起枪杆子，才能够为老百姓争取公平和人道。

　　如果用当时的政府观点看商子舟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行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商子舟一直被称之为土匪或者共匪，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井云飞称之为“大土匪”、“大地主”一样。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K省国民政府对靖（州）洛（州）的行政区划做了新的划分，两地列为同等级别的行政区，靖州行政区辖北部地区十二县，洛州行政区辖南部地区十一县。这样，原靖（州）洛（州）政府主席、政府军三十四师师长陆相武的地盘就等于被削减了一半，而洛州行政区则调任

　　国民党三十一师师长刘世英驻防，原泉县县长汪清廉升任洛州行政区主席。掌握靖州军政大权的陆相武把靖州以及周边地区控制得如同铁桶一般，革命力量很难在那个地区发展。

　　商子舟决定避其锋芒，把重心放在洛州。洛州山大沟深，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国民党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和守军刘世英素有纠葛，政制混乱。刘世英主要龟缩固守在洛州城及周边几个县城，而刘世英则在广大农村依靠当地豪绅行使治理权力，和陆相武的军队相比，武器装备也较差。刘世英是一介武夫，治理军队手段落后，那些兵痞们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早已经天怒人怨。这里正是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农历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十），商子舟发动了著名的洛州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在洛州的统治，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投降，刘世英部大部分被消灭在洛州各县，只带领一小部分残兵败将向北流窜到靖州，和陆相武纠合到一起去了。

　　读者已经熟悉的石玉兰的家乡崤阳县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九日被宣告解放的。

　　盘踞在崤阳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陆子仪竟然没有来得及逃走，在靖州边界的一条小河岸边——这里距离陆相武派来接应的马队仅仅一个小时的路程——被愤怒的佃户（一说是一小股土匪）擒获，一家老少十三口全部被杀，所带财物被抢掠一空。

　　那个炎热的夏天，整个洛州地面洋溢着劳苦大众的欢笑之声。

　　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洛北工农革命军，中共K省省委任命商子舟为洛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洛北工农革命军军长、军委主席。从此，洛州就有了从州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村的苏维埃政权。

　　如果我们从更大范围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商子舟在洛州进行的革命不是偶然和唯一的，事实上，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早已经做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洛州发生的事件是更大范围内一场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必然要超越洛州本身，具有一种宏观的意味。

　　苏维埃政权绝不仅仅是把土地分给佃农，它要改变的是几千年以来一直在延续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这样，它就要引导民众对人对事形成合乎革命理想的新见解。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做了艰苦的努力。

　　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曾经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作为我的同学吴克勤给我提供的创作素材的补充。当我沉浸在历史烟尘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眼光、胆识和魄力所折服。我发现，在改变人的观念问题上，我们党早在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和文化整合运动，就已经有了我们这些晚辈亲身感受的那种深谋远虑、力度以及无所不在的对于人的精神活动进行影响和感召的力量。

　　革命，按照《辞海》的解释，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在哲学意义上，它则体现为“事物的根本质变过程，与‘进化’相对”；在文化意义上，它则显示为“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古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例：《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变革；命，天命。”

　　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在上述意义上完全实现革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需要鲜血，需要暴力，需要无数人流血牺牲。尽管这样，正如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那样，中国革命还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今天经历的事情和五六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不担心读者无法理解我们目前正在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历史根源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抽象地看一下，我们会发现，一切缘由都潜藏在历史发展的神秘链条之中。很多现在发生的正是过去发生的，很多以前发生的也正是现在发生的。那么，未来发生的会不会是现在和以前发生的呢？也许。从天文学角度看，既然一切物质都起源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点”，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物都是同一个起源，在同一个时间产生，并必将在同一时间结束。尽管这样，我们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也是一片迷茫，历史在它自己的轨道中默默地运行，它当然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我们很难具体地说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甚至完全不可想象。

　　人在历史面前毕竟是渺小的，犹如老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呢？你不会知道的。

　　37.天·地

　　凡是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中国人，对这首歌曲都耳熟能详——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当世世代代没有立锥之地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借助于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情绪抒发自己的心情，真的是准确而又生动。我们应当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感激他们所感激的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那个叫石广胜的佃户也处在同样的情境之中，不再被大地主陆子仪剥削，能够在法律保障下光荣而正当地拥有自己的田产，在夕梦山林区继续耕耘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将会多么高兴！他一定会紧紧拉住女儿石玉兰的手，指着永远属于他的土地房屋，嘱咐她：“闺女，你记好：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石玉兰会怎样说和怎样做呢？她会庄重地点点头，把父亲的叮咛作为毕生遵守的人生信念记下来，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可惜佃户石广胜已经去世了，而我们的主人公石玉兰又不在我们叙述的那个光明世界之中，所以我们设想的一切就都没有发生，石玉兰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首歌曲——她被幽闭在靖州的深宅大院里，一心一意照料着宝贝儿子绍平，怎么会知道解放区发生的事情，怎么会知道这里有这样一首歌曲呢？

　　是的，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石玉兰不太可能确切知道她的家乡崤阳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太可能知道这首歌。

　　现在，石玉兰听到、看到和感受到的，是笼罩在靖州城里的不祥的气氛。

　　陆相武没有抵挡住商子舟在洛州发动的革命向靖州蔓延。随着靖州南部著名的泉县县城失守，靖州城里马上混乱了起来。人们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蚂蚁一样匆匆忙忙——所有生意人都在打点自己的财产和货品，准备逃离这个必有一战的地方；罪大恶极的人则趁着夜色或者骑马或者步行溜出靖州城，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隐姓埋名；小家小户忧虑着原本不多的家产，在流言飞语中揣摩“共产”两个字究竟蕴藏多少于己不利的信息；穷人、因为各种原因走投无路的人则在企盼听到红军的枪声，有的人已经在盘算在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中能够捞到多少浮财；豪门大户动用能够动用的全部力量，或者准备与这座城市共存亡，或者忙着把金条埋藏在地下，或者高价从陆省三的军队或者井云飞的民团中雇佣一些武装人员，护送一家人和凡是能够带走的财产远走宁夏、甘肃或者更远的地方。

　　只有陆相武纹丝不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外表文弱的军人，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商子舟即将大军压境的现实，仍然像以往那样沉稳矜持，仍然以不变的节奏处理着军机要务。这个人的镇定平稳了人们的忧虑心情，靖州行政公署（它的全称应当是“K省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那个庞大的院落，井然有序，虽然人们的纷纷脚步传达着非常时期的紧张忙碌，但绝不慌乱，世界仍然在按照以往的频率运转。

　　“现在是共存亡时节，”在靖州行政专署联防会议上，陆相武对与会者说，“没有别的路，只有一条路：必须抵抗。只要我们守城七日，七十九师就能够赶到靖州……”

　　驻守在宁夏的

　　国民党王牌七十九师正在向靖州驰援。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与会的陆相武部队团以上军官和井云飞的民团主要头目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如果七十九师准时到达，绝对能够阻遏商子舟对靖州地区的威胁，在靖州和洛州之间，划线而治。

　　陆相武别有意味地笑了笑，说：“划线而治？这样可就太抬举商子舟了，我们不会与他划线而治。”他心里涌起对商子舟的灭门之恨——消息传到他这里，已经成为这个样子：陆子仪是被商子舟追杀致死的——站起来，咬紧颌骨，再次来到军事地图跟前，用白皙修长的手指划过洛州，说当局正在调集优势兵力从龙翔、湎川向洛北方向集结，十天之内，就会形成对商子舟的南北夹击之势。

　　“这就是说，”陆相武强调指出，“这就是说，守住靖州，不仅仅是我们当下的眼前的需要，它还是更大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共之间进行决斗的一部分。这是历史提供给我们为数不多的消灭共产党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务必将商子舟这股土匪武装消灭在靖州！”

　　围坐在巨大方桌跟前的将领们受到陆相武的鼓舞，交头接耳，情绪明显兴奋起来。

　　井云飞以五十四岁的人特有的矜持眼光看着陆相武，一言不发。他不知道眼前这场战役是不是更大战局的一部分，是不是国共决斗的一部分，但是他知道，七十九师不可能如期抵达靖州。根据他掌握的情况，现在这个王牌师在陕西、宁夏交界地带遇到了刘志丹的阻击，而且战况于七十九师不利。如果七十九师不能如期增援靖州，商子舟将不会放过千载难逢的时机，必定火速攻打靖州，即使从湎川、龙翔来的国军进展顺利，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突破商子舟的洛州防线，对靖州形成有效增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商子舟必定想方设法向陕北刘志丹部靠拢，那时候，整个西北地区都会连成一片，完全变成共产党的天下……陆相武未必不了解这种结局。

　　井云飞钦佩陆相武任何情况下绝不妥协的军人品格，虽然可以把陆相武的姿态看作对家仇的反应，但是，这个人骨子里的气节，是让人敬重的。井云飞站起来讲话的时候，简短地表态说：“相武师长刚才说目前是共存亡时节，我有同感。我，我的弟兄都会不竭余力，让靖州的黎民百姓不受涂炭，慷慨赴死，为党国效忠……”

　　陆相武带头鼓掌——目前，井云飞的姿态至关重要。

　　井云飞就像祖父井观澜和父亲井宽儒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和靖州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他不知道它们蕴含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父亲和祖父信守的只是对这块土地的道义责任，而井云飞面对的却是一场革命，他的整个生命都与能不能守住靖州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有他庞大的家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与共。

　　一个这样理解问题的人宣布说把他的民团军全部交给陆相武调遣指挥，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尽管我们随后就会看到这个决定将最终奠定他悲剧性的结局。可是，话说回来，在一场剧烈的革命面前，井云飞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人经常就会陷入到一种没有任何选择的选择之中。

　　陆相武喜出望外，当即对部队进行了部署：把最有战斗力的民团军一营、二营放到靖州南部沙城—驼岭一线，形成第一道防线，阻抗商子舟的进攻；分散在靖州北部诸县的三营、四营、六营迅速向靖州东北十三公里的咽喉之地南川集结；民团军三营和八营镇守靖州。陆相武的部队则一小部分部署在沙城—驼岭一线，其余皆在靖州城里。

　　谁也没有看出这个部署暗含着的阴险机谋，井云飞也没有看到。他甚至没有想到为自己留下守护的力量，经冯坤提醒，才把包括侍卫连在内的八营留在身边。

　　返回宅邸，冯坤问井云飞：“战事开始，你在哪里？”

　　井云飞说：“我在靖州。”

　　“不妥，”冯坤眼睛中含着忧郁的成分。“这样不妥。把我们的人大部分向南川集结不是好事情，到了那里，我们的后方就会出现大面积空虚，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我们将很难回防，那里的道路条件根本不适合大部队运动，这就等于断了我们的后路，而靖州到南川仅仅十三公里路程却一马平川……”

　　“你说的是……什么意外情况？”井云飞警觉地看着冯坤。

　　冯坤意味深长地说：“历史上演过的戏剧未必就不再上演。”

　　井云飞显得有些不耐烦：“你直说，什么意外情况？”

　　冯坤稍微迟疑了一下，最后决定把忧虑说出来：“万一陆相武和商子舟……”

　　井云飞挥了挥手，不让冯坤再说下去，就像冯坤说出来的事情会引起很大痛苦一样。

　　最近十余年来，在靖州和洛州政治、经济事务上，陆相武与井云飞这两大强人虽然说不上珠联璧合，却也是难得见到的配合默契的合作者。他们联手平息贫苦农民反抗政府和豪绅的运动，维护了这个著名的贫困地区的稳定；在执行政府职责之时，井云飞利用他的势力和影响，给陆相武很大支持，这也是陆相武十余年来坐稳三十四师师长宝座镇守一方而没有被调往其他地区参与战事的原因之一。最近几年，陆相武更新了部队装备，扩充了兵源，成为阻遏商子舟的农民运动从洛州向北蔓延的决定性力量；井云飞的家业在陆相武保护下也一步步扩展，与祖父井观澜和父亲井宽儒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陆相武从不隐讳对于井云飞的感激，井云飞也认为没有陆相武就没有他整个家业的发达。

　　友谊很宝贵，但是友谊有时候也会成为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现在，井云飞感觉到的东西其实正是友谊造成的幻觉：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陆相武都不会背叛朋友，两个人将同生共死……这也正是井云飞不愿意听从冯坤劝导的原因之一。

　　“您可能会说，”冯坤接着说，“您可能会说，陆相武全家都让商子舟杀了，这是世恨家仇，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但据我所知，陆省三一家人并不是死于商子舟之手……人人都知道靖州危在旦夕，在生死面前，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来的……”

　　井云飞微微闭着眼睛，仍旧什么都不说。

　　“至少，你不能呆在靖州。”

　　“这事先不说。”井云飞挥了挥手，说。

　　那个冬天异常寒冷，大路被冻裂出一拃宽的口子，树木的枝条就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了，远近的山峦一律被积雪覆盖，看上去线条很柔和；所有小河都蜷曲着身子躲在积雪下面，等待着春天的来临；没有做好越冬准备的小动物，在雪野上奔跑，跑着跑着，就会打一个滚儿死去，就连天上的鸟儿也经常像冰蛋一样咣啷一声掉在地上。山坳间的山村，就像藏在大地皱褶间的弱小生物一样瑟缩着，就连炊烟也只是在很低的地方缭绕。

　　城里虽然不像城外那样凄凉，但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心理上的寒冷，不动声色地浸润着人们的心灵，城市就像死亡了一样，徒然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街道上冷冷清清，所有店铺都关着门，所有人都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躲避不可知的危险。

　　井云飞回到他的深宅大院，回到石玉兰身边。石玉兰在紫砂壶里沏了茶，端到井云飞面前，井云飞仰靠在太师椅上，睁一半眼睛，看着她。她意外地从他脸上看到了明显的老态，非常惊讶——她从来没有从五十四岁这个实际年龄感受井云飞，总觉得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中年人。很显然，他现在不是中年人了，他不是了。他那灰白松弛的皮肤，没有支撑力的坐姿，都显示出一种过早到来的老态。她怔怔地看着他。

　　“去吧！玉兰，我累了。”井云飞的语气反常地温柔。玉兰退出来，还没有走出房子，井云飞又从后面叫住她：“绍平在哪儿？”“他在念书。”“哦……”井云飞点点头。“别让他出去。很乱，别让他出去。”“我知道。”“我在想……”井云飞站起来，走向玉兰，用父亲一样温柔的目光看着玉兰。玉兰回望着他。他们夫妻已经很少做这样的情感交流。这一刹那间，井云飞和玉兰仿佛都被感动了，他们几乎紧挨着站在一起。

　　“我在想，找到一个机会，你和绍平得出去避一下，你们得出去。”“上哪儿呢？”“到天龙寨去。”“噢。”

　　井云飞笑了——石玉兰在他面前从来不说半个不字。他知道玉兰非常在意天龙寨，在他背着她在那里和年轻女子过堕落生活的时候，玉兰在靖州忍受着痛苦和孤独，把全部精力都放到绍平身上。她从来不提天龙寨，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井云飞看得出来，在玉兰心目中，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一定能够引起她内心的惊悸……尽管这样，她仍然什么都没说。他等了她一会儿，感觉到一种复杂的滋味。他低下头闻了闻她身上特有的幽香，然后说：“我送你们去，但是我要找到一个机会。”

　　“噢。”玉兰答应说。

　　井云飞目送玉兰走出去，然后又坐了回来，就好像重新坐回来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样——他还要把所有的事情好好想一想。

　　38.父与子

　　实际上，井云飞早就看清了天下大势，至少是靖州的天下大势——靖州已经不是安身立业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来，巨大的权势渴望和精神满足已经远远超出扩大家业带给他的喜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忘记了父亲当年对他发展民团武装的忧虑。商子舟在洛州发动农民革命成功以后，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潜入到靖州农村鼓动农民反抗地主，很多地主豪绅被铤而走险的农民杀害，财产被瓜分；在他的民团中，也有了共产党人活动的身影——让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常年在靖州行医并经常出入他家的白旭医生竟然也是共产党，跑到靖州南部偏远农村鼓动农民运动去了……他知道该收手了。

　　最近几年来，他已经把相当一部分资财转移给了在省城龙翔的傅美珠。傅美珠可能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她绝对是一个好母亲，她把全部心血都放到了两个女儿身上，一直在尽心照顾和培养艾婕和艾婧，让她们上最好的中学，接受最好的教育。当艾婕和艾婧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地站在父亲面前的时候，井云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只是在这个时候，他内心的冰雪才全部融化——承认傅美珠在挽救夫妻情分和这个家庭上是尽力了。

　　去年，井云飞把艾婕和艾婧都送到英国读书去了，他郑重地把照顾她们的责任委托给傅美珠。傅美珠笑了，说：“你看你，我是她们的妈妈呀！”临走，傅美珠避开艾婕和艾婧，亲吻了井云飞。井云飞搂抱住她，久久没有分开——就是在这一刹那间，井云飞决定完全退出江湖。他的想法是：尽快清理靖州的产业，然后，带玉兰和绍平到英国，在那里享受天伦之乐。在这以前，傅美珠已经几次向他表达希望和玉兰、绍平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意愿。

　　目前，井云飞正在设想如何把玉兰和绍平先送到龙翔去，他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商子舟攻占洛州以后，通往龙翔的交通事实上中断了。如果绕道陕西或者山西，又非常危险。他决定暂时把他们留在身边，继续做着准备：把家产逐步兑换成黄金。他的这些举动当然会被冯坤知晓，因为所有秘密变卖都是冯坤操办的，但是冯坤从来不在意黄金的去向，也从来没有猜测过井云飞的意图，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井云飞把数目不菲的黄金放到了哪里。

　　这天彤云密布，好像要下雪，整个天空都显得很沉重，却没有雪花飘落下来。玉兰站在院子里，不安地看着井云飞的房间，那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绍平站在母亲身边，悄悄地问：“爸爸怎么了？”

　　玉兰说：“你去看看，他要是没睡着，你跟他说该吃饭了。”

　　绍平蹑手蹑脚走过去，上了高高的石阶，推开厚重的雕花房门。井云飞听出是儿子绍平，把目光投向房门，等着他出现在那里。绍平看到的父亲完全不像玉兰看到的那样老相，他容光焕发，眼睛中闪烁着奇异的光亮，好像正在期待一件能够让他整个生命燃烧起来的事情。

　　“过来，”井云飞招呼自己的儿子，“到我跟前来。”绍平略带着迟疑的神色，来到父亲面前。父亲拉住他的手，端详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仔细地看他的儿子了。

　　“爸，该吃饭了。”“我知道，绍平，我知道。”井云飞继续看儿子。“你的功课怎么样？”绍平说，他刚刚抄写了《秋水轩尺牍》，“我要不要拿给你看？”“不用了，绍平，”井云飞制止他，“改日吧！我知道你的行书写得很好。你看，凡事只要下够了工夫，就会有收获。”绍平炫耀说：“明天我就要学习《古文观止》了。”“明天……”井云飞迟疑了一下，“好！好哇！到时候我还是要检查你的……”“我不怕你检查。”井云飞笑起来。“你先去吧，我还要有一些事情。”井云飞松开绍平，“你们先去吃饭，不要等我。”

　　绍平去了。

　　井云飞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玉兰和绍平送到天龙寨去，顾虑实际上还是陆相武，他害怕陆相武产生误解——现在是关键时刻啊！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日（农历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凌晨，商子舟击溃陆相武精心布置的沙城—驼岭防线，解放五座县城以后，兵临城下，开始攻打靖州。这件事在靖州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是在历史教科书、纪念活动、学术讨论、领导讲话和少先队集会上经常被提及的内容，这是因为这个事件具有与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靖州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从唐代开始朝廷就不断派遣大将到这里同北方游牧民族或者当地的非法武装进行厮杀，不知道有多少人把热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但是所有这些战争——包括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战争——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历史发展方向。只有商子舟对靖州的进攻和占领，才真真切切地把一切都改变了，这一点，我们后面还有时间叙述。

　　或许人们过于关注这次战争的宏观意义，在细节上反倒出现了疏忽。比如，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攻打靖州的战斗，始终是一个盲点。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商子舟率领着红二十七军，这支军队一共三千七百人，这是一个能够被确认的数字。由于解放靖州的战事是在商子舟解放靖州南部五县以后发生的，那些刚刚分到土地和财物的贫苦农民，怀着对共产党和商子舟感恩的心理，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可见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会是多么虚弱——我查看一九八七年由官方修编的《靖州志》，那里给出的攻城人数是五千三百人，即除了商子舟的三千七百人以外，另外有一千六百位贫苦农民自发地参加了战斗。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

　　战斗难分难解，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傍晚时分，冯坤急匆匆来到井云飞宅邸，他要告诉井云飞一个重要信息：陆相武已经命令封城，不管任何人，出城要有陆相武亲手签发的通行证件。

　　井云飞事先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封城的决定。陆相武不可能是最近几个小时才做出如此重要决定的。如果经过了深思熟虑，陆相武今天上午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为什么不通报大家呢？即使不通报大家，为什么也不和井云飞打一声招呼呢？很显然，封城的决定不是为了应对商子舟，这个决定着眼的必定是城内的某种因素。

　　井云飞微微地笑了，笑意中蕴含着一种凄楚的意味，就像内心深处被利器刺痛了一样。但是他没有向冯坤显示内心的刺痛，同时，他也很难说出刚刚做出的决定——本来他想让冯坤把玉兰和绍平送到天龙寨去，他仍旧留在靖州。事情既然越来越具有冯坤说的那种色彩，那个决定实际上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在幽暗的灯光下，井云飞显得很疲惫，就像病中的人那样虚弱。

　　“你还有没有办法把我们送出城去？”冯坤一时没有弄清楚这个“我们”指的是谁。“我们，我，夫人和孩子。”

　　冯坤想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如果现在就走，我有办法。”

　　井云飞听到绍平和玉兰的笑声，他们一定是吃过晚饭了。

　　井云飞站起来，说：“冯坤，那就请你安排一下，我们现在就走。”

　　参加守城的民团军三营和八营很快发现他们在孤军奋战，陆相武的部队全部转移到了北城。三营和八营奉井云飞密令脱离城南阵地，向城西转移，向天龙寨靠拢，他们竟然迎面遭遇了强烈的火力阻击。三营和八营最初还以为商子舟从北边进了城，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阻击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陆相武集结在北城的军队！

　　三营和八营做困兽之斗，打得异常勇猛，但是，真正冲出城去的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这些人站到城北两公里的沙梁上时，太阳正在从地平线上升起，紫色的光亮把大地照耀得如同梦幻一般。

　　此时，陆相武正在带领一个营士兵潮水一般漫过靖州城中心大街，呈扇形包围井云飞的宅邸。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宅邸安静异常，三进院落仍旧井然有序，就像仍然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在这里享受岁月。后院的五间正房房门关得好好的，窗户上的窗花鲜艳夺目，那一定是井云飞年轻漂亮的太太剪的窗花。

　　一直以为井云飞在深宅大院里守候太太的陆相武，确认井云飞跑了。陆相武沉着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井云飞的宅邸。不再有任何人抵抗的商子舟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靖州城。《靖州志》告诉我们，城中的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红军”。

　　在靖州主要大街上，起义了的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陆相武和昨天下午出席靖州联防会议的军官一道列队欢迎著名的“共匪”首领商子舟。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靖州志》的记载是，商子舟在洛州建立红色根据地，就派出了负责搞策反工作的白旭同志秘密接触陆相武，至于陆相武是在什么条件下选择弃暗投明的，他做这种选择的时候，是如何考虑和处理与井云飞的关系的，《靖州志》没有交代。

　　我的想象是：陆相武是在知道七十九师不可能增援靖州的情况下决定要做的事情的，这个人要做的事情还不仅仅是起义或者说投降，他还要把井云飞当作进见礼献给商子舟。这是一个厚礼，商子舟知道，这件事是陆相武在知道父亲陆省三全家人遇难的情况下做出来，他不能不珍重这个厚礼。

　　当这两个著名的“土匪”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师部挂着巨大作战地图的房间里相互看到对方的面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都产生出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当这两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势不两立的人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同时也在证明冯坤在很不适当的时候向井云飞说出的那句很不适当的话，有的时候是很适当的：“人在生死面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来的。”

　　曾经活跃在靖州的中共地下党员、刚刚就任中共洛州专区崤阳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的白旭同志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商子舟用稳健的语调说：“相武兄，现在，让我们联手。你不要打破你的部队建制，务必保持它的完整和有效，保证你对它的直接领导。”陆相武看着商子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不能停留，必须继续进击，防止井云飞西窜，对陕北红军构成威胁。相武兄，如果你没有意见，我想这样：你去追击逃往天龙寨的民团军三营和八营残部，先行包围和攻打天龙寨，我去消灭聚拢到南川的拒绝起义的民团……”

　　陆相武紧紧握住商子舟的手，什么都说不出来。

　　陆相武随后得到喜讯：就在这天傍晚，陆相武夫人为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安排好军事行动以后，陆相武抽空回到家中。这个家庭最为喜庆的时刻已经过去，宅院里氤氲着一种幸福安详的气息。陆相武走向夫人和孩子，突然产生出天启一般的感觉：这一切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有一种东西决定了所有事情的必然发生。他坐在夫人身边，端详熟睡过去的儿子。尽管这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因为他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对于他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他为这个孩子取名为：陆嘉廷。他没有向夫人解释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

　　这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这个孩子的降生意味着这个家族的历史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也许陆相武的感觉真的是对的：的确有一种东西，决定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必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