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华文系有吴明益,也有几位创作与研究兼顾的老师,除此之外,每个学期都会邀请校外作家驻校。曾经被邀请的作家有黄春明、骆以军、施叔青等,但是我在华文系上的第一门创作课,就令我大失所望。

这门“小说创作”,老师是一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L。查资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报纸工作。L老师声音沙哑豪迈,开篇即称,自己教授小说创作多年:“老师对这门课还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称要在课上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她已想了很久。但是这门课一半时间都与写作无关,而是由各位同学报告台湾作家,这内容似乎应该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担忧的是L老师的教课状态,因为这门课是在晚上,L老师已经十分困倦。常常课时才到一半,课程已经进行完了。接下来讲什么呢?L老师不知在问自己还是我们,一边打一个大大的哈欠。有时同学正在作报告,老师已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临近期末,L老师所谓的实验终于开始了,原来是在课上模拟一次文学奖,她收集了十来篇小说,由在场的同学打分,评选出首奖、优胜奖,等等。评奖结束后,她指着一篇获得优胜奖的作品,嘎嘎笑着:“你们怎么知道这是老师的作品?”原来这是她十多年、也许二三十年前的旧作。

第二学年,驻校作家是剧作家、诗人鸿鸿,他开了一门“舞台剧写作”。鸿鸿是一个微秃、素食、总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师,我更相信鸿鸿已经教了多年写作课,他有一套熟练的计划,游刃有余。他要求每位同学各自采访一个人,这个人距离自己的生活越远越好。

同学们分别采访了餐厅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饰店老板、地方报纸的记者、军人、灾区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温暖的老板。接下来,我们每个礼拜写一幕短剧,发展自己的人物。等到这些人物发展出性格,腔调,鸿鸿就要我们练习更复杂的形式,哑剧,历史剧,等等,直到期末写一出完整的舞台剧。

鸿鸿说,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他要我们观察人物,写出尽可能真实的人物。他指着我的第一份作业,讥笑说,这是真实生活中人们会讲的话吗?不是,这是偶像剧。

在课堂上,同学们围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个人的剧本。念完之后,由作者解释,老师和同学们评点。除了对我的第一份作业,鸿鸿很少批评,他总是心情很好地,微笑着鼓励同学们互相讨论,使课程往前发展。课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无动于衷。这门课十分快乐,每个人都得到鼓励。无论作者是否想要搞笑,总能营造奇异的喜剧效果,让同学们哈哈大笑。

在这堂课上,最活跃的一位同学来自马来西亚,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脣证明了这一点。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学们叫他“土地公”。“土地公”个性好动,喜欢用动作、言语引人发笑,大家都喜欢请他读戏,这样,一幕无聊的戏也能好笑起来。

然而爱搞笑的“土地公”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人家庭,父亲非常严厉,因为他气质阴柔,常常被父亲责骂、被弟弟欺负,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欢男生的真相。在东华大学华文系,他发现课堂上可以如此开放地讨论各种问题。于是他很快出柜了,并且决意留在台湾。

“土地公”的出柜,同学们都开怀接受,有人笑说难怪他这么喜欢紫色,喜欢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计算机。出柜还招来一个意外的结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满脸嫌恶害怕地四处逃窜,以此取乐。

在舞台剧写作的课堂上,“土地公”采访的人物是同志三温暖的老板阿正。在逐渐发展人物的过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亲是一个权威的形象,令他畏惧而又愤怒。同时马来西亚的宗教氛围、社会环境,都让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来台湾读书,发誓不再依赖父亲,每门功课都必须拿到优,才能拿到奖学金,而打工所得维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压抑、恐惧、对男性的情欲,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骑摩托车经过大片草坪,出校门进入志学街,再拐入一个小巷子,看到田野里有一栋房子。这是一家咖啡馆,叫9803。我约了吴明益老师在这里见面。

在第一学年,他痛快答应,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关系松散,偶尔碰面。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很少摆出老师的架子。我既知创作之路只能独行,许多问题难有答案,不如不问。只大而化之,闲聊两个小时。

私下见面时,吴明益很放松,但仍然诚恳应对我的每一个疑问。这样认真的个性,让我想到,他说自己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学,还不敢自己去佐丹奴买衣服,要请姐姐帮忙。

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我们也曾有过清晰的文学路径,那是社会主义时期,作协、文联、文学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韩寒、郭敬明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新人。这是极少的可以借文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学青年,多半成了记者、编辑、广告写手。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我听到身边很多人在说:我要写小说。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大都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生活纷扰浮躁,若要离开这一切,进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气。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说,文学好像偷情。

如果说我们在偷情,那么台湾的文学体制,就是在相亲结婚,过着安稳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稳生活也令人羡慕。也许这就是我来台湾的原因。

吴明益认真地听完,微微皱眉。他回忆说,台湾的文学体制,也有不同阶段。在六七十年代,报纸副刊被严密控制,文学杂志比较自由,于是许多作家创办同仁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陈映真。80年代“解严”之后,文学中心又转回报纸副刊。当时大家不看电视,《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发行量都高达百万。这两份报纸的文学奖因此影响力巨大。

吴明益说:“我想前十届,两大报的文学奖获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个钥匙。到了1990年代,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是两大报文学奖最蓬勃的时候,还是一个标杆。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体越来越多,网络兴起,电子媒体兴起,年轻人不看报纸了。等到我们得两大报文学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2001年,吴明益借小说《虎爷》,拿到了《联合报》小说首奖。但是这时,一个奖已经不够了,要多拿文学奖,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才有可能认识你。在这种体制下,评委的口味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体风格。像我的同学一样,吴明益也去研究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集,每一篇都看过,想一想说,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不是得奖或不得奖,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他说。

我想到他曾讲过,在他年轻时,台湾流行情欲文学,性都写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欲经验实在乏善可陈”,他笑着,露出两边的牙龈,脸庞黑红。最终,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说《虎爷》,取材于当兵时的经历,被命名为“新乡土文学”。

摆脱了情欲文学、后设小说等文学风潮,吴明益从写实出发,他探索各种技巧,又不为技巧束缚。“我们越读越多,会发现真正的世界很复杂,有人写的这么简单,大家也说好,有人说不能在小说里论理,可是你看米兰·昆德拉,论理也会论得这么漂亮。”

今天的台湾,文学奖是年轻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终于明白,台湾的文学风格为何如此类似。不错,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准备了看得见的道路,就像我们曾有文学期刊,有作协,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个人的才华和决心。一个人二十岁时是否写作,和文学体制有关,但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是否还写作,就真的和自己有关了。

和“舞台剧创作”同一个学期,吴明益教授“小说创作”。第一堂课,他照例放出狠话,想要吓退没有决心的人:“各位坐在这里,说明都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你们有才华,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在吸烟区长吁短叹、计划去卖红豆饼的同学更多了。

和鸿鸿一样,吴明益要求我们去采访一个人物,写五百字的人物特写。在课堂上,他读出这些文字,再行点评。一位同学写的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吴明益追问,他用的钓竿是什么类型?同学答不上来。“土地公”写了一位越南新娘,吴明益念完之后,转头确定地说:“这不特别。”

课后哀鸿遍野。和其他课比起来,这些批评并非更严厉,也未尝不是事实,却打击更大许多。文学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负,对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况这是小说家吴明益的看法。“没有才华”,“这不特别”,这些词,如重鎚正中胸口。

三堂课下来,同学们像遭遇空气中的强大阻力,坐在最后最远处。每个提问都像石头扔在沙堆上,不起回响。这种课堂气氛,毫无疑问也对吴明益老师产生了影响,他少有地露出了无奈神情:“你们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土地公”决定退选。吴明益的评论令他十分愤怒,同时,他有现实的考虑。这学期修课太多,这样下去,这门课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奖学金,他在经济上将无法承担。

吴明益拒绝了。这门课名额有限,非常抢手,“土地公”选上而中途退选,吴明益认为,这对想选课而没有选上的同学不公平。同时,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对上课深感挫折,此时想必更受打击。

小小的波折之后,“土地公”退选了,而吴明益也修改了教程,他不再在课堂上朗读、批评同学的作品,改为课后面谈。课堂上的时间,多半用来讨论新近出版的优秀小说。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又有说不出的怅然。

我们在9803咖啡馆谈话时,吴明益曾讲起上课的压力。今天师生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信息容易取得,老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他不愿伤害学生,又总是觉得无力,如何能让学生爱上老舍、沈从文?至于小说创作,他很清楚,大部分人不会成为作家。事实上,我们都清楚。曾经有很多编辑跟他聊天,“过了中年,大家回想起来,说年轻时我也想成为作家,但是没有,今天变成你的编辑,”他能感到那种淡淡的感伤,至今还在,“我想有些学生会变成这样。”

站在讲台上,吴明益仍然慷慨地讲出自己所知所想,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说技艺。他说,他常常在图书馆写小说,把不同种类的书摆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一本贝壳图鉴。他写一写,翻翻图鉴,其中讲到贝壳的花纹是非常准确的几何图形。这很有趣,他说,于是我打算让男主人公把这些讲给女主人公,后来他们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尔,看到卖贝壳的,觉得奇怪,为什么尼泊尔会有贝壳,不是内陆吗?卖贝壳的告诉她,因为很多很多年前,这里是海。

“这时候会不会就有点忧伤?”他得意地说,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圆,“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来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妈的太滥情了,不要。”一位同学瞪圆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吗?好厉害啊。”吴明益说:“因为我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讲到自己从小长大的中华商场。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轻时常在那里看店。一个女生试了好几双鞋,他正在忙,回头看这个女生已经不见了。他追出门去,穿过商场的人潮,像间谍片情节一样,追上这个女生,“我对她说,你不买没关系,不过要跟我讲,讲完我就转身回去了。”说到这里,他似乎仍有余怒,冷冷看我们一眼,“这个店员的性格是不是很鲜明?”

有时讲了两句,他停下说,不对,铺垫不够。回去重讲。讲完之后,又说,“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课堂上讲的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个小说家。”

讲故事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

夏天来了。下雨之后,草坪上热气酝蒸,草腐烂的味道,有时候很像马铃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挥舞着小飞碟,在窗前轰鸣。白色的黄头鹅就会飞到学校,吃惊起的小虫。

课程进展到期末,“舞台剧创作”还是那么欢快。鸿鸿说:“剧场里只有一种剧,就是写实剧。剧场里没有抽象人物,没有人为了荒谬而存在。比如说,我这么认真地教你们,结果最后没有人成为剧作家,这不是很荒谬吗?但你们还是认真地上课,那更荒谬啦,越认真越荒谬。”

在这种游戏气质的鼓励之下,一位同学在期末作业里,让所有人在沙漠上历险,瞬间互换灵魂,两句台词之后,又互换,因此整个剧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猫狗,都在疯狂地互换灵魂。而“土地公”设计甘肃老兵作为阿正的父亲,阿正迫于父亲的压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这婚姻是假的,阿正为了让父亲满意,新娘则为了拿到“中华民国”居留证。婚礼的晚上,父亲死了。“土地公”用这个剧情解决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说创作”的课堂上,师生都出现了一种忧郁。小说家吴明益和教师吴明益相互纠结,两种身份却越来越分离。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讨论阎连科的《发现真实》。在这本书中,阎连科把情节逻辑分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内因果,吴明益解释完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无人作声。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说道:“在流行音乐的课上,很多同学说喜欢伍佰,我问,你们有听过《小人国》吗,同学说没有,我说,那你不是真爱啊,对小说也是,课程还没有结束,很多同学就已经呈现疲态了,不是真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