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吗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8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9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8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吗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1500到2000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吗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文身图案、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再找个中国女人当老板娘,让老婆每天坐店里数钱,自己去吃喝嫖赌——所有在德国的中国餐馆都这样;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吗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对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待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