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正午:那时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何伟:那时我更喜欢虚构类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对这类题材更熟悉,我想我当时相信小说更重要,更有文学性,更具艺术感。这在我们的文学生态中也是一种通识。小说比非虚构更有声望。小说界的奖项也更多——比如,诺贝尔奖会颁给非虚构作品吗?一切都在暗示非虚构类作品没有艺术性。我那时很年轻,大概未加思索就接受了这种偏见。

所以上学期间我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小说上。但一份工作将我带入了非虚构的领域。那时每个暑假我都去做调研员,那些工作包括采访与整理资料,都是非常实用的技巧。大三之后,我得到了一份在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Foundation)担任人种学调研员的暑期工。我要前往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赛克斯顿(Sikeston),在当地做些调研,写一份较长的人类学论文。因为他们想更深入地了解那个地方,从而为当地的年轻人开发一些课程。

我当时非常年轻,但那份工作给我了很大的自由度和责任感。我必须自己规划所有的调研,没人会指导我。我开车南下到赛克斯顿,住进一家旅馆,然后采访当地社区的居民。那真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我在大学期间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最后,我在一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这篇调研文章,但那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大学课程无关。那就是一份暑期工而已。这就是教育面临的困境——你仍然需要在规定学科之外不断地学习。我很幸运在大学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成为一名作家的路上,它对我影响很大。当我打算写一个长江边的小城时,我仍然能用到当年写密西西比河边那个小镇时的经验。

正午:你最初发表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何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我开始零散接一些自由撰稿的活儿。我曾去瑞士报道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在牛津也不常写东西,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沮丧的一段时间。1994年夏天毕业后,我决定花半年时间环游世界,到东方去看看。我当时的想法是多走一些国家,然后决定接下来住在哪里。但我也计划写点什么。旅途中我一直都在寻找故事,回到美国后我把它们都写了出来。

第一个故事,是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经历。那是一次迷人的旅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我写了一篇随笔,寄给了《纽约时报》。我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只是盲目地投了稿。奇迹地是,他们发表了那篇文章。我就这样开始了。那段时间我的署名是PeteHessler,而不是PeterHessler。大部分作品都是游记。

正午:编辑们是怎么反馈他们的意见的?

何伟:他们对我真的很好。我那时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住在密苏里的父母家里,文章写好后再邮寄给他们。在媒体这一行,我不认识任何人。最初我每年都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两三篇文章,同时还为ThePhiladelphiaInquirer,TheWashingtonPost,TheNewarkStar-Ledger和其他报刊撰稿。TheNewarkStar-Ledger的编辑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正午:那时在美国做一名全职作家,是否很难?

何伟:那时我其实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虽然我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但绝大部分都是发在报纸的旅游版上,稿酬并不丰厚。所以,我跟父母一起住以节省生活开销,同时我还在密苏里大学教书以及担任助教。那段期间我还尝试写一本书,讲述我从牛津返回美国期间的旅行经历。我写了大约150页之后把稿子寄给了纽约的一家出版商。一位编辑给我答复说,有些章节很不错,但是她不觉得达到了可以出版的标准。我同意她的意见。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消极。我很享受写书的过程,并且我相信自己最终会拿出更好的作品。

我想当时我对未来并不确定——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会很难,而且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应该着重写小说还是写非虚构。但我确定自己想学习一门外语,并且去国外生活,写点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我加入了和平队,到了中国。

正午:写《江城》之前,你在涪陵居住时都在写什么?

何伟:我在涪陵写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发表。写过一些旅行故事,其中一两篇还不错,发表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是我在成都的一家茶馆坐了12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但我并没做太多自由撰稿。因为给纽约的编辑发稿真的很麻烦——我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稿子是邮寄过去的,然后当我们需要编辑修改时,每次都要长途跋涉到乌江对面去收发传真!

正午:会写日记吗?

何伟: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事实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但每当遇到好玩的事,我都会写下来。比如,我们参加过一次疯狂的酒席,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回家就坐下写出来。我还写了很多有关教书的东西,也拷贝了很多学生作业,因为我发现他们写得非常优美有趣。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出书。我写作是因为这些经历太浓烈,而写作是个美妙的回味过程。这也是一个作家领悟到的最好的事——当你写下身边发生的故事,你会有很多收获,并非仅仅是为了发表。你在记录那些可能会被遗忘的故事。你在培养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并且,你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思考和消化它们。

正午:《江城》的结构很有趣。除了主文,还夹杂着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你是怎么结构的?

何伟: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想过很多。在涪陵最后一年的1月,约翰·麦克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建议我考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没有他的建议,我不会想要开始写书。但突然之间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我便开始准备。

我意识到这本书有一个难点。我希望自己能描绘涪陵——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特色感。我留意到大多数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品,都没有突出这一点,因为外国人通常都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居住。但对我来说,涪陵是可以那样处理的。我在当地常常徒步旅行和跑步,因此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熟悉。

但同时,我还想描述出一个毫无头绪的外国人刚刚抵达涪陵时那种感觉,然后让那个地方的特色以及语言慢慢清晰起来。问题在于:如果我写到自己初到涪陵,什么都不了解,然后突然又开始深入描述这座山城,这样读起来会非常奇怪。因为我好像才刚一无所知,马上又了如指掌。读者可能会想,这家伙刚刚下船,怎能这么详细地描述这里。所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我自己从这些章节中去掉。我不再使用“我”来描述这个小城、群山,以及一些当地老百姓。随后,我把这些内容,安插在那些以第一人称讲述并按时间顺序推进的章节之间。

正午:这两部分内容,是一起完成的吗?

何伟:我能感觉到,那种结构会让这本书呈现出多变的笔调。所以,在涪陵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四处走访,把所有使用第三人称的部分都写完了。我也理清了这本书的结构,但那时我没有开始写第一人称讲述的部分。我想这是个性使然,我希望能在告别涪陵后再写它。

然后我带着那些用第三人称讲述的章节飞回老家密苏里,坐下来开始写我在涪陵的生活。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完成。不过,在涪陵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写那些第三人称的章节时,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成熟了许多。听起来,我像个真正的作家了。

正午:但在结构《甲骨文》那本书时,你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何伟:在《甲骨文》里,结构则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希望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编年体,每章的标题都标有故事发生的时间,连续讲述特定的人物与事件。这是书的主要部分,它是线性呈现的——随时间平铺直叙。但在这些章节之间,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些立体的、跳跃式的短章。这些短章不会沿着主体的方向发展;而是以一种随笔式的方式,调查一些话题。当然,这类章节的大部分内容都与考古或历史有关。我的想法是希望能结合多种情感:时间的流逝,现实的演变,以及你只有在考古学中才能体会到的所谓的“deeptime”。

当然,这两种叙述方式之间还是有些许关联的。我写到了考古学家正在为一座被掩埋的城市“绘制”地下城墙,然后我们看到深圳的艾米丽(Emily)被一个现代经济特区的藩篱包围着。我写到了梅维恒(VictorMair)谈论马和考古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姜文从他的马上坠落。并且中文的副标题与英文的主标题也不同。书中有很多小线索和小包袱,只有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领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乐趣。但是工作量非常大,素材也让我很费神——整理资料是项艰巨的工作。

这本书可能是中国三部曲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它非常特别。我写了一些老人,他们几乎从来没在记者的文章和书里出现过,这有点悲哀。我们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忘记那几代人,不过中国的活力以及年轻一代也确实更具魅力。在这本书里,我还有机会写了我喜欢的地方——台湾。

正午:你居住在北京时,写过一些偏新闻、偏记者式的短文,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何伟:从1999年3月到2000年秋天,我频繁地写了很多短文,然后我开始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杂志的长篇故事和写书上面了。所以那是个短暂的时期。但它很有用,因为你能尝试不同的风格,看看到底哪种感觉比较自然。这类工作还迫使我出去采访。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走了很多地方,和很多人聊天。而且我学会了推销故事,学会谋生。那非常关键。靠写作赚钱并非易事,你必须有一些经济头脑。在涪陵时相对贫穷的历练,以及身为一名年轻的自由撰稿人的困扰,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如何去打理这种生意。能自己处理这些事务,可以给我更多写作上的自由,而不必为钱担心。

我很幸运那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大约一年半,刚刚好。因为最终你无法在短篇文章中尝试那么多有趣的结构和故事。所以,我从中汲取了“营养”之后,接着写我的长篇去了。

正午:吃老鼠肉的那个故事,怎么登上《纽约客》的?

何伟:你知道,我当时要去香港办理签证,这样我就能继续非法地在中国做自由撰稿人了。我每半年都要办一次,所以我才得以在深圳认识艾米丽——去香港时我会住在深圳。而且,坐火车去深圳,比飞香港便宜得多。

我在中国的媒体上读过关于老鼠肉餐厅的故事,决定去看看,争取能写篇稿子,这样我此行的旅费就有着落了。随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被《南华早报》买走了。其间我也给我的朋友们,包括麦克菲,寄去了一篇不那么正式的关于这个故事的随笔。他很喜欢,就发给了雷姆尼克(DavidRemnick,《纽约客》编辑)。然后雷姆尼克来信说他想发表在《纽约客》上。当然可以,那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已经把文章卖给《南华早报》了!我给他们打电话,恳求先不要发表,他们同意了。他们真是大好人。这个故事刊登在《纽约客》后,《南华早报》随即也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了,所以他们应该没太大损失。

之后,雷姆尼克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故事。一年前,我去过一次朝鲜边境,写了一篇文章。我把它寄给了《大西洋月刊》,但没有任何回应。于是现在我可以给雷姆尼克了,他很喜欢,又发表了。他们还想看看我的书,随后我们从中抽取了一部分,又发表了。很快我开始给《纽约客》撰写第一篇报道,也就是深圳的艾米丽的故事。

正午:《纽约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何伟:当然,上面说的一切完全改变了我的职业历程。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转型的过程很困难。我本应飞到纽约去与编辑们见面的,但是我人在中国。在面对面见到《纽约客》杂志的任何人之前,我已经发表了五六篇文章。我从未自信他们会继续发表我的文章。我们在沟通上出现过很多问题。分隔两地也增加了沟通的难度,而我从没有为任何刊物像记者那样工作过,所以我真的不懂这个行业里的文化。而且,我对中国的看法与绝大多数记者不同。我不想写名人,或者大的政治人物。我觉得继续自己在《江城》里的那种风格会更有意义。所以,《纽约客》与我之间并非总是能理解对方。实话实说,直到2005或2006年,我在这份工作上才有了一点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