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大部分诗人无所事事,一个人去工作,赚来的钱养活其他诗人,等这个诗人工作烦了,再换另一个诗人去工作。在初期,这种群居生活仿佛有种奇妙的激励作用,每天早上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北京的生活让竖感到新鲜又刺激,而写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与其他诗人之间相互温暖的社交方式。

有时,竖也会去参加一些艺术家的聚会——这个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经病”太多了。不过,当他认识雎安奇并决定和他一起拍电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因此会泛起短暂的波澜。

2002年8月的一个夏夜,导演雎安奇第一次见到竖,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那是一场艺术家的小型聚会。当时雎安奇正在筹备一部实验电影《诗人出差了》,四处寻觅男主角。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介绍竖给他认识。竖瘦高个,长得有几分帅气,第一眼见到竖,他散发出的诗人特有的一股子忧郁气质,让雎安奇觉得,“竖就像是为这个片子而生的”。

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离他的处女作《北京的风很大》已经过去两年多。那部电影入选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并以其强烈的实验性和风格化,收获了巨大的赞誉。回到北京,《北京的风很大》举办了三十多场放映。这个24岁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京城艺术圈,闯出了名堂。

在柏林电影节,雎安奇认识了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Stone)。斯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计划?”那时候,雎安奇已经在构思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是新疆人,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出现了大批从内地前来支援的年轻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支边家庭。他计划拍一部关于支边家庭的电影。

回到北京,他发给斯通一个粗略的故事大纲。斯通很快回信了:“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当你写完剧本时,给我寄一份。”这封信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拉上一个朋友,带上摄影机,跑去新疆的一个兵工厂附近采风。有一辆警车注意到他们,一下子把他们抓了起来。

他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分开审讯。雎安奇吓坏了,他很担心朋友会被收容遣送。公安打电话给他在乌鲁木齐的父母,家人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疯了吗?你在干吗?惹这么多事儿?”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从公安局出来以后,他甚至连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猫在宾馆里。

他仍然决心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剧本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钱——他设计了跌宕的剧情,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预算也飙升至百万。他四处找投资,谈了几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广告,认识了当地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老板也出生于支边家庭,看完剧本,感动得痛哭,当场许诺:“我要投资你这部电影。”不料,次年老板生意失败,电影拍不成了。

现实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雎安奇独自在新疆待了将近一个月,从南疆走到北疆。这是一段对电影狂热的青年为自己疗伤的失意的旅程。他住在公路边破旧的旅馆里,见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岁经历的那个炎热暑假,他跟着同学哥哥的运输卡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南疆,沿路经过很多公路旅馆,中午吃饭,司机把车停靠在旅馆门前,他总要等候很长时间才继续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烦了,跑进旅馆房间,推开门,看见司机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惊极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岁的记忆片段像触电一样来回在雎安奇的大脑里乱窜。他蜗居在一个山谷的旅馆里,重新构思新的剧本——一个诗人为自己开启的一段放任的不断寻找妓女的旅途,毫无目的地在风景和欲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风很大》一样,这是一部极具风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这样的电影拍起来不需要什么钱。毕竟再没有人会给他投资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开始找演员。整个过程几乎有点瞎撞。他先找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职业演员,一开始演员热情很高,他找了一个妓女给他试戏:“你们干,我在旁边拍。”当他拿起摄像机蹲在旁边,接着靠近拍特写,演员突然发火:“你这不成毛片了吗?你别耍我行不行?”演员愤然离场,给他发了一条带着劝告又义正词严的短信:“雎安奇,一个人做事要有底线啊。”他接着在宋庄找了一个画家,但对方态度十分闲散。有朋友甚至介绍了演员张嘉译给他,两人在国贸的星巴克见面,“不行,张嘉译长得太正派了。”

时间已经滑到8月下旬,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最好的拍摄季节——一入深秋,新疆昼夜温差极大,多变的天气将给拍摄增加不必要的难度。而此时,雎安奇和摄制组在拍摄理念上也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机动性,把人员和装备简化至最少。

“最起码我们得租辆车搁设备,不可能我们每个人背着行李拍电影吧?”其他人问。

“没有车。”雎安奇说,“传统的拍法,你会丧失很多真实的东西。”

“拍多久?”

“一个多月。”

“一个月?你要我们背着行李去录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雎安奇,你把我们当傻逼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彻底一点吧!”他赌气似的。

“雎安奇疯了!”

但是当诗人竖听完雎安奇的这些描述,竟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答应了。“有句话叫,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我有什么好失去的,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里的定义吗?没有身份没有财产没有精神家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竖说。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带着机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试拍。他一进门就被诗人颓丧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床和被子,琳琅满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给竖试镜的时候,“旁边还有诗人在打飞机!”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楼居民区里租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让竖一个人待在那里适应环境:未来几十天,竖将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肆意发泄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布置了一堆行头:两个黑色大包、托友人从美国带回的便携调音台、自制的摄影机肩托、水杯、运动鞋、外套、还有十几盒安全套。一切都显得粗糙而又匆忙——一个是急于证明自身的导演,另一个是毫无经验的诗人。当他们从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时,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将遭遇什么。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这样一部极端的电影到底能不能成立。

抵达乌鲁木齐的当晚,雎安奇就进入拍摄状态。这是竖人生中第一次嫖妓,他非常怯场,“甚至生理上都跟不上”。他本打算和妓女聊天以缓解紧张感,关上房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妓女迅速褪去了衣服,“一开始我根本进入不了状态”。

几次之后,竖的状态放松了许多,但他仍然时常感到恐慌。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小卖部,问:“哪里有妓女?”老板说这里没有正规的妓女,但有当地的农妇做这类生意。他来到农妇的家里,她抿着嘴不说话,像例行公事一样脱光了衣服,他能明显感觉到她对于外来人强烈的厌恶和偏见。

在歌舞厅,拍摄常常在隐匿中进行。即便妓女同意,他们也必须躲避服务员和经理的目光。有一次,服务员中途开门,看见雎安奇正在架机器,随后,经理带上两个打手冲进房间,凶神恶煞:“你们在干吗?你们哪儿人?为什么要拍东西?”他们狼狈地逃出了歌舞厅。有的时候刚拍完,担心妓女反悔,销毁磁带,他们得赶紧收拾行李换其他地方住。

那真是一次惊险、放纵、一生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旅程。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库尔勒,穿过和田,再到尉犁县,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大峡谷,到达巩乃斯的国营农场,再到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奎屯,途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们搭车,像游客一样邂逅风景与人交谈,夜晚,他们进入旅馆,放荡地寻找妓女。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经过一个叫作塔中的石油基地,地面空旷,许多辆废弃的汽车像玩具一样被随手扔放在沙漠上。竖看见旁边有人在劈柴,噼噼啪啪非常暴力,他对雎安奇说:“我也想劈一下。”雎安奇指着那些汽车:“你可以随便踩这些车。”竖跳上车顶,用力蹦跳,车身被他踩扁,车窗玻璃被他砸碎,引擎盖被他掀翻。雎安奇打开机器一边拍一边哈哈大笑,“感觉像脱离了地球,来到一个魔幻世界”。

但更多时刻,他们处于一种消耗过度的紧张和疲惫的状态。雎安奇期望随时捕捉可能有用的素材。即便在旅馆,他也要求竖不停地走动,开门、进门、关门,前后左右来来回回,一个简单的关门动作就要重复七八遍。对于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竖来说,他很快变得不耐烦。起初他觉得好玩、刺激,随后他愤怒,发脾气,“即使工作,这一天里也有一些时间应该是我自己的,你不能完全侵占我的时间,更何况我不是卖给你,而且我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了最后,他消极,麻木,“从朋友角度来讲,我仁至义尽了,能够贡献的力量我已经贡献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雎安奇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包揽了导演、制片、录音甚至导游的工作。一方面,他庆幸当初砍掉摄制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他和竖搭乘新疆人的汽车,逼仄的车厢里,除了一个演员和拍摄者,再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何况机器。雎安奇常常得弓着身子,蹲在车窗的仪表盘上拍摄。另一方面,他身心俱疲,几乎到达极限。这种即兴的创作方式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每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开始思考:今天住在哪一家招待所?去哪里找小姐,宾馆还是歌厅?需要设置哪些情节?

雎安奇也常常提心吊胆。竖爱喝酒,喝一瓶就晕晕乎乎,他不断提醒竖:有些事情你得悠着点,不能冲动,遇事一定要冷静。他把每个设备编号,每次临走前点好数才放心。几十天来他从没有安稳地睡过一次。一节电池的续航时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只带了一个充电器,晚上不得不每两个小时醒来,换另一节电池充电。他自嘲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人”,“这是最极端的环境了,除了导演和演员没有其他人,你还能怎么样呢?”

其间,他们遭遇了一次意外。在尉犁县拍摄沙漠的时候,雎安奇的机器里面进了沙子,监视器坏了。他们来到当地一个修电器的地方,修理工粗鲁地把机器拆开,排线断了一根,他尝试把排线挑出,找了一根铜丝把两端的排线焊接在一起,铜丝裸露在外面,放进包里,就折断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雎安奇决定坐车回乌鲁木齐修理机器。他在车站等候上车的时候,一辆大客车从他身旁拐了一个弯,他被夹在两辆车之间,甚至能够感觉到客车擦过了他的脊背,他浑身颤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掀翻了,那辆车打了一把方向划了过去。

“危机重重,太可怕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会死在这个路上。”

若不是身处其中,很难体会那种孤绝的境地。漫长的行程像慢镜头把人的脆弱和孤独拉长放大。雎安奇抱着不顾一切的心态拍摄这部电影,事实上连他自己也对这样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不断地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怀疑,他知道他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那种感觉,就像陷入了梦魇,逃不出来了”。

而对于这部电影是否成立的怀疑,是雎安奇和竖一直惧怕但又不敢戳破的一只脆弱气球。它时刻飘浮在竖和雎安奇之间,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爆破。

他们开始争吵,甚至相互羞辱。“都多长时间了,你的表演还不开窍!”“你就是个傻逼!你这堆东西拍出来就是垃圾!”

打台球是他们休息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两个男人之间互相排解怨气的出口。有一晚,在奎屯,雎安奇连赢竖三盘,竖明显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对于雎安奇来说,竖的沮丧就是一种胜利。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回到旅馆,他痛哭流涕,抱着酒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雎安奇又感到后悔,“作为一个导演怎么能够影响演员的情绪呢?”

在和田,他们遇到一个新疆妓女。对于拍摄,她表露出不同于一般妓女的友善。竖和她坐在床上抽烟,像两个老朋友。她突然动情地哭起来,斜靠在竖的肩膀上,竖抚摸她的背:“你有啥不开心吗?”“开心。”

新疆转完一圈,雎安奇没底,要补戏。他们回到和田,又来到相同的旅馆。那个新疆妓女认出了竖,提出要和竖睡觉。雎安奇反对:“你不能和她睡觉,你明天还要补戏,你已经很累了,这样明天状态会更差。”竖不听,那晚他和那个新疆妓女上了床,他递给她四十块钱的嫖资,他以为妓女不会收,但事实证明他对妓女的看法太过单纯,妓女离开后,他感到非常失落。

雎安奇冲进房间,好像他一直守在门外。他讥讽竖:“你看你这个傻逼,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很快,他们起了争执,并蔓延到人身攻击,他们互不相让,恶狠狠地回击对方。

“你他妈连妓女看着都要害怕的傻逼。”

“你个蠢玩意儿,生活中炮打得不够就在电影里找!”

那只飘浮的气球终于破裂,争吵持续到深夜一点多。竖和雎安奇同时背起行李,走出旅馆,一个朝南,一个往北,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