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瑞士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更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6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二

最早，李方乐感兴趣的并不是钟表。

李方乐八岁跟父亲到上海，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20岁，他高中毕业，分配到百货公司系统，做过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后来进入文具厂，专门生产圆规。1979年，上海百货公司将部分钟表修理作坊组成钟表零件厂，统一承接零件加工业务。李方乐也调到了零件厂。

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切时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钟”系列在欧洲问世的时候，上海有了亨达利、亨得利，大量进口瑞士钟表，浪琴、劳力士、欧米茄……通过上海，销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钟，尚可购买零件组装，但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精密机械，是欧洲工匠几个世纪的智慧累积而成，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只能进口。

1949年之后，进口之路几乎断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指示，要“填补空白”，制造中国自己的手表。但是，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工人们以洋伞骨、绣花针、自行车钢丝为原材料，进行研制。在这样的条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后，这两座城市分别成为钟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乐进入零件厂时，中国的钟表行业正在进入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人心有期待。生产力和消费力都在释放，人们结婚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块，是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昂贵又够得着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钟表行业已连续九年每年生产手表一千万支以上，有24家工厂，一个研究所，20个经销部门，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全行业在编职工31720人。

零件厂一时壮大，有三百多人。厂里的工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1960年代以来钟表技校的毕业生，他们好比唱戏的科班出身；另一类是1949年之前就在钟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熟悉进口表的结构，能够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外宾送给他一只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头像的手表，不慎损坏，别的地方无法修理。钟表零件厂受理后，指派技师画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头像，整旧如新，使他非常满意，赞扬该厂是一家“钟表医院”。

李方乐不是钟表修理工，他是金属加工车间的机修工。当时，尽管手表可以国产，机芯、齿轮、游丝[1]都可以国产，但是制造手表的关键机器全部是瑞士进口。李方乐负责维护、修理机器，也常常去其他钟表厂，参观生产线上的瑞士设备。他觉得钟表修配没什么，机器，才是最复杂最现代的工作。相反，厂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师傅，还在用十几岁学徒时的机器，手摇操作，制造零件。他边看边想，这实在太土了。

1990年代，钟表业的好日子结束了。市场的盖子一旦打开，暴风雨就会到来。原来在隔绝和保护下生长的工业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地进口零件，组装廉价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贵的进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终于又来了。作为实用物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作为奢侈品、装饰物，上海手表没有竞争力。

1998年，钟表零件厂关门。在那前后，钟表制造厂、纺织厂、仪表厂、热水瓶厂……纷纷关闭。上海曾经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好质量的象征，这一页沉重地翻过去了，页面上是一百多万下岗工人，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历史。上海新的野心，将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岗工人一样，李方乐过了一段蛮讨厌的日子。55岁的他，每月拿325块补贴，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们还要供女儿读书。同事们各寻出路，有的去名表维修店，有的下海做买卖。李方乐靠修理音像设备，撑过了许多年。

尽管如此，他对机械、机床仍然有很大的兴趣。2000年之后，女儿大学毕业，家里经济好转，但仍有债务。这时，李方乐在朋友的厂房看到一台别人存放待售的机床。他一眼看出，这是瑞士著名车床“肖别林”。他请朋友留一留，先不要卖。他四处借钱，凑足了7000块，加上运费、请客，8000块，车床到手。李方乐立即动手拆解车床，再重新安装。在关键部位反复了无数次，花了一两年，才完整装好。拆装的过程中，他无数次感叹，这部车床零件加工之精细，对精度考量的缜密，国产机器根本无法相比，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零件厂里，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毕业于钟表技校，长得五大三粗，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聪明、技术最好的。下岗后，小董什么都做，修表、卖鞋、倒卖水货钟表……一年能赚三十多万，但是他不甘心，想研发陀飞轮——这是当时最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小董找来李方乐，帮他做加工设备。

一天，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他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他拿出一座钟，透明的表面之内，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机芯由一百多个、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关系复杂。圆形最适宜摆放，所以一般来讲，机芯都做成圆形，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温饱而已，从未有过这样特别的设计。李方乐想：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那么，我也可以试一试。

2007年，他决心动手。

第一步，画图纸。他不懂用电脑，画图全靠手工。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再做改进。在一张工程图纸上，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支一米长的圆规。

第二步，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支的价格，买了许多上海手表，把机芯零件拆下来，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设备，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他存够钱，就去；没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机芯做好了，但是没有走动。

2009年，李方乐再次试验，做出了第二款机芯。形状不错，一条长形的夹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游丝、摆轮。但是上完发条，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后悔，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但是调试、寻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乐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几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没能做成陀飞轮。他和李方乐所做的，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最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

2013年春节，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最后下了决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问道，老李，怎么还没搞好？李方乐呵呵笑道，完成之后，一定请你们吃酒。心里想的是，这次如果搞不出来，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图纸，四处找数据，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土”机器，手工操作，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每只齿轮有84齿。

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转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三

按照北方话，李方乐会被称为“李大爷”。他连声说：“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爷。”“叫我老李。”他说。最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李师傅”。

李师傅穿着朴素，同事送的羽绒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机芯、图纸、眼镜……他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这个：钟表。

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

1990年代初，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旋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

1999年，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名表之苑》，在杂志里，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欧米茄。之后，他又看到《名表论坛》，这本杂志由香港“表王”钟泳麟创办。钟泳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写得最多的是腕表。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机构、历史……他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日常佩戴、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而钟泳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每天一块，一年不会重复。

这些表没有一块是李师傅买得起的。李师傅讲了一个故事，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无意中在仓库里看到一批古董钟表，迷住了。他退休后，在世界各地收集钟表。有钱，此事也不难。可是有一次，在拍卖会上竞拍时，他最后差一口气，心爱的腕表给人买走了。大班生了一场大病，幡然醒悟，连开两场拍卖会，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了。李师傅说：“彻底解脱了。再也不动这个念头了。”

月薪两千多块的退休工人，谈着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却丝毫不令人觉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怀表、腕表一直是有钱人的财产，阔太太小姐的首饰。“一战”后，尽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档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珐琅、镶钻，向来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李师傅却用这个故事，想说明名钟名表背后财富的虚无，没有也罢。他最在乎的是：这些机械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从钟表爱好者，李师傅最终走向了制造者。

李师傅决定做机芯之后，很少告诉别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别人笑话。你也能行吗？他怕别人这样问。尽管第三只机芯走动了，但走了几天，又停了。有时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劳力士，你这是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决定再拿出一年时间，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师傅也清楚，自己的机芯，只是个人的玩具。把机芯改变形状，重新排列，在钟表行业，也只是简单的、已成型的工艺。至于更复杂的功能，只能望洋兴叹了。在卡地亚的展览上，尽管他感激瑞士工匠，但是对着满室的名钟名表，他觉得自己的机芯，好比丑媳妇，难见公婆。

然而谈论这些复杂的工艺，仍然是李师傅最开心的事。比如积家的“空气钟”，利用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作为动力的来源。“相当于永动机了。”他赞叹。

还有“三问”。何为“三问”？报时，报刻，报分。李师傅翻开一本砖头厚的杂志，大半本杂志包着一个“三问”的简易机芯，机芯旁边写着12：59——一天中数字最多的时刻。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钥匙扣电池，小心地放进去，压上开关。

“叮，叮，叮……”杂志的小洞里传来了12下声响。12点。

“叮咚，叮咚，叮咚。”李师傅伸出三个手指，示意这是三刻。

“叮，叮，叮……”报分的声音与报时相同，却要高八度，听起来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身后是一排排电脑。通常，我们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开手机，看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时间。人类曾经努力将时间实体化，在小小的表壳内玩弄炫目的把戏，穷尽了心思。以至于今天，钟表已难以再有技术创新，只能把一百年前的花样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再看表，更不问表了。

如果晚五十年出生，或许李师傅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懂电脑，让他在制表时很吃亏，现在学，也来不及了。李师傅说，时间已经在倒数了。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