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杂志边一直凝神在听的李师傅抬起头，说：“这是12点59分。”

编者注：

[1]钟表里的弹性元件，用以控制摆轮做等时往复运动。

失败者之歌

文_叶三

一

2015年6月，李霄峰又找出了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是一本他读了无数遍的书。翻开扉页，那句影响过千万文艺青年的名言扑面而来：“不要怕丢脸。”

几天后，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少女哪吒》将上映。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拍摄完成以后，我才真正学着做导演。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别人了”。

李霄峰的熟人会发现，他的微信朋友圈完全变了风格。在私人领地宣传自己的作品，过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搞得跟安利似的，我还是安利的总头目。”以前，李霄峰的朋友圈是标准的高冷文青范儿：时不时甩一句令人费解的隽语，发个酷图片，心情波动时随机删，不经意间让世界感到此人骄傲……现在李霄峰每天平均发15条消息，每条都是《少女哪吒》的宣传。

6月24日深夜将近12点，李霄峰发了这天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为《哪吒》拉选票的小视频。贴完视频，他郑重地对766位好友打上一行字：“……请病毒传播这条视频，谢谢你们！”——“不要怕丢脸”，他对自己说。

李霄峰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他是著名的影评人，笔名LIAR，以文风犀利著称。后来合作过的许多导演和朋友当年都被他狠狠骂过。当了导演后，李霄峰翻出那些文章重读，“当年骂人家的这些缺点，好像现在我都有。”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某一天，他逛网偶得，黑泽明曾在1971年自杀过一次，未遂。那年黑泽明61岁。李霄峰觉得自己被黑泽明生生骗了一场，“你不是说不要怕丢脸吗？你那么大岁数了还自杀！”然后他慢慢想，慢慢明白，“其实，哪个导演不脆弱？”

李霄峰生就一副文艺青年命运多舛的样子。不高，一丝脂肪也没有的精干身材，发型是极短的短寸；一副眼镜上框是黑色的，镜片直接融入脸色；笑时薄嘴唇扯开，嘴角羞涩，眼神狡黠，而眉头微倒挂，略显悲怆。头骨明明线条流畅，不知为何却让人觉得到处反骨。整体看上去，像是用密度极高的材料制成，放到水中便会直沉到底的一个人。

“那天我在想啊，从《哪吒》这个电影，我能看到我小时候，我难道是又把小时候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吗？”中学时因为“到处反骨”，李霄峰常被老师孤立，因为老师孤立，同学也就不敢理他。李霄峰父母都算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希望他大学别学文科，结果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读“市场与广告”。上到大二，他退学，去了比利时学电影。在比利时上完两年基础课，他又跑了回来。

不止一个李霄峰的朋友这样形容他：“比较蹉跎……他是有点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迎来第一次互联网热潮。1998年左右，一个搞IT的程序员“边城浪子”建了网站“电影红茶坊”，李霄峰常去那里逛，聊天，看文章也写文章，结识了一批热爱电影的同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编剧顾小白以及《少女哪吒》的制片之一冯睿。后来李霄峰又摸到了新浪论坛，“像疯狗一样四处乱窜”，参加各种线下聚会。最后，这批人进驻当时规模最大的电影论坛“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

2001年，李霄峰出版了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署名LIAR。

2002年年底，李霄峰进了陆川《可可西里》剧组，担任纪录片导演。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专业电影训练，他自认从中获益良多。两年后，《可可西里》完工，李霄峰累坏了，他想不如找个工作，试试上班吧。

那一年，李霄峰用LIAR的笔名写了最后一篇影评，批评了顾长卫的《孔雀》。当时LIAR撰写的影评可以拿到一个字一块钱的专栏稿费，出去行走江湖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李霄峰决定停止写影评，从此当一个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因为“不喜欢给自己留后路”，他还决定以后再不用“LIAR”这个名字。“那时候我很年轻，写的影评其实就是观后感，不属于评论范围。不写了，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呢？当想要抒发自己的时候，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吗？”

他给许多电影公司发了简历，把以前写影评写专栏的经历一概去掉，名字只署“李霄峰”。接到第一份OFFER，职位是策划，月薪1500。“我第一反应是受到了侮辱，后来再想，这是正常的，人家凭什么啊？我有什么经历呀，我不就是进一剧组，当了一个文学策划和纪录片导演吗？”后来他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做策划和发行，月薪3000。

2005年，当初被LIAR骂过的导演张元正在寻找年轻人一起合作。在带《看上去很美》奔赴威尼斯的航班上，他读了李霄峰的两个故事。从威尼斯回来，张元去找李霄峰，说：“下一部戏，我们合作”。当时李霄峰正百无聊赖，浑身力气没有使出的地方，又有杂志找他写影评，他刚有点心动，张元告诉他，霄峰你真的不能再写影评了，“这是俩方向”。

李霄峰觉得张元说得对。接下去，他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写剧本。一年多后，新剧本出来了，讲述某地一群不满18岁的少年团伙犯罪的故事，取材真人真事。李霄峰给剧本起名《无法无天》，也没想到应该改个名就送了审。审查意见发下来：“不批准拍摄”。

李霄峰心灰意冷。他去工作室找张元，打算再喝一顿酒，就“拜拜”。张元穿着大拖鞋，大T恤，晃晃悠悠地进来，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李霄峰，说：“来一口。”

那天晚上张元和李霄峰喝着酒聊了一夜，又聊出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由李霄峰出演男主角的《达达》。

《达达》拍了50天。拍完之后，李霄峰有些厌倦几年来的电影生涯：“觉得没希望，对自己也绝望，这难道就是电影人的生活吗？就是每天聚在一起，胡吃海喝？跟那些商人打交道？拜这个大哥拜那个大姐？”对于电影，李霄峰的感触是编剧太没有掌控权，“做导演有掌控权吗？有，但也不多”。他想，不如自己开个公司算了。

李霄峰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是学广告的。管别人借了笔钱，他跑去上海，开了个广告公司。公司开完再次忽然想起来，这是盘生意，应该先做市场调研。调研了半年，结论是没有客户。

李霄峰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状态最差的一段时光。每天，他宿醉起来，到楼下的罗森超市买一小瓶芝华士，再上楼，喝到人事不省。直到2009年《达达》公映李霄峰搬回北京，那几年他说自己是“写什么剧本什么被毙，干什么项目什么黄”，除了写作，就是喝酒。希区柯克有篇小说叫《醉鬼》，讲一个人酒后杀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却全然不知，“我那时候就那状态，喝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国贸桥上车开着，我把门一开，要跳下去”。

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吗。”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吗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二

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

回忆起在“后窗”的时光，顾小白说：“那是一个解渴的氛围，就像得到了源头。”顾小白2000年写的影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曾高悬于“后窗”首页很长时间，被无数网友满怀激情地阅读和转发。

2001年，在武汉上大学的绿妖即将毕业。武汉当时有电影爱好者自己组织的观影活动，放阿巴斯、侯孝贤等导演的作品，放映地点一般是旧电影院或录像厅。那时候的周末，绿妖经常早上6点起床，坐7点钟的公共汽车从武昌到汉口去，刚好赶上9点钟的放映。

在公交车上，她会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头磕在玻璃上，又醒过来。

看完两部电影，绿妖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到学校，然后写文章，发到“后窗”。她记得，那时候的放映员偶尔去北京淘碟，带回从小西天、新街口淘来的VCD刻录碟片，都是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碟片上手写着片名。“那就是我们下一周的精神食粮，”绿妖说，“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朝圣。”

毕业后没多久，绿妖来到了“圣地”北京。那一阵，“后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这批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一些就读或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士也活跃其中，如史航，张献民，程青松和陆川……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饭局通知”版主、资深文青老六。顾小白记得，那时候北京的聚会频繁到几乎一周一次，一伙网上结识的朋友们吃喝、玩闹、聊天、淘碟，也赶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