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这个意象来自于李霄峰的另一名文学策划。那个女孩本是山东胜利油田一个造油厂的会计，生活在东营一个县城中。她读了《失败者之歌》，给李霄峰写邮件，李霄峰被她的文笔和文学素养吓着了。有一天，这个女孩早上8点钟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班，县城的主干道上全是拉煤的大货车，尘土飞扬。骑着骑着，她突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匹白马，就栓在电线杆子上。她停下车，看了很长时间，然后骑着车又走了。回到办公室她给李霄峰写了封信，描述那匹白马，诉说心中的难过。她写：“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上前去把它放了。”李霄峰回信，告诉她：“你是看到了生活中的奇迹。”

“在普通平常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枯燥里，忽然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东西，而且还美，这不是奇迹吗？”李霄峰说，“所以很多人问我白马是什么东西，我说你管。你看到它，不就够了吗？还要怎么样，难道你非要看到它撒欢着跑才高兴吗？”

在《少女哪吒》的结尾，终于有一个女孩走上前，解开了那条缰绳。

沮丧的法官

文_陈晓舒

一

田丽丽是个黑白分明的摩羯座，她把世间万物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永远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但命运有时候阴错阳差，考大学那年，田丽丽报考了她认定正确的新闻专业，却被调剂到了法学。

我不了解田丽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是否重新做出了判断，总之，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她和我说起她人生的第二个原则：做了选择就不再去后悔。

田丽丽毫不犹豫开始重新安排人生。本科毕业她考了法学研究生。几乎每个周末，田丽丽会搭乘北京731公交车，穿过小半个城市来找我打牌，她会住上一两晚，赶在周一上课前回学校。

我想田丽丽在顶尖的法学学校里每日并未头悬梁锥刺股，她每周和我讲的学校趣闻，大多是班级里又开展了哪几场80分升级比赛，女生寝室又赢了男生寝室。给我的感觉，在校研究生们的主线是打牌，辅线才是学习。

直到田丽丽毕业时，我才知道她的学习并未落下，她的毕业论文拿了奖，连她帮别人写的论文都得了奖。她拿着奖金请我们吃了顿麻辣香锅。她并不太发愁自己的工作，摆在她面前最明确的两个选择是：考公务员和做律师。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那些有极其明确目标的人，绝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都是怀抱着能录取哪个是哪个的心态。

田丽丽参加了两场公务员考试，一场报考了北京中级法院，一场报考深圳基层法院。最后，她被深圳法院录取。两个负责政审的公务员来到田丽丽的学校，审阅她的档案，和她的同学访谈。向田丽丽介绍了她即将工作的地方刚建成了新办公楼，那将是全亚洲最现代化的法院，拥有最现代化的法庭。

田丽丽很是期待。她开始一遍遍规划要做一个好法官，再一步步做成大法官。她匆匆和我们告别，离开她生活七年的北京，在2010年的七夕情人节落地深圳。

深圳对田丽丽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她清楚地记得，去法院报道的第一天因为不认路早下车了一站地，只好步行前往。一站地的距离，田丽丽越走越心凉，道路两旁都像是临时搭盖的房屋，充斥着各种五金店和小卖部，她边走边问自己：“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

走到法院门口，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大门边的花坛上唠唠叨叨，咒骂案子如何不公。田丽丽隔着三四米听了好一会儿，她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报到。

很多年后，田丽丽还记得那一刻的纠结。最后她还是进去了。新人报到后，最先进行的是职业培训。新进公务员的职业起点是法官助理，培训就围绕着怎么做好这个职位——请了资深的法官教导工作流程，也进行政治教育课，提醒不能枉法裁判，不能司法腐败。

培训结束后，田丽丽被分到距离院本部仅一公里的派出法庭。那是个独立院子，一共七层楼，和博物馆共用办公室。一楼有接待大厅、调解室、监控室。审判区和办公区用玻璃幕墙隔开，四个审判庭，每个办公室容纳一到两人，法官独立一间。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是深圳最早的司法改革试点单位，目的是实现法官精英化。法院给每个新人都安排了一个师傅，师傅是稍有资历的法官。田丽丽分到一个快50岁的资深法官。第一天，师傅交给田丽丽一个刚审完的交通案件的案卷，师傅很腼腆，并未多说，只是让她试着写写判决书。他似乎也没指望新人能写出完整的判决。

那是一起非常普通的交通案，但作为法院新人，田丽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交通案件的地域性很强，需要判多少钱与当地工资水平有关。田丽丽只知道法理怎么判，却不知道判多少。上班第一天，她在法院案库里按照案由检索，查看最近的交通案子，看了大约七八十宗案卷，了解这一类型要判赔多少项目，每个项目怎么计算，务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以及保险公司的责任分担。

第二天早上，田丽丽按照正常上班时间9点到达法院，打开电脑开始写判决书。这个案子她写了一天半，写了十几页。田丽丽把判决书交给师傅，他看完后挺满意，大概修改了一下，算是大概了解了徒弟的水平。接下来，就是徒弟学师傅。

田丽丽仔细观察后发现，师傅每天会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在日常工作中，一周要开十多个庭，短的一小时，长的需要一整天。师傅每周五和周六就会开始阅读下周要开庭的案卷，他会用铅笔在纸上写下开庭要问的问题，夹在卷里。因此，每周六他会到办公室加班一天，从不间断。

田丽丽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审结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个法官头上，一人一年需要审理两三百个案子。田丽丽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量实在无法承受，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写出一个判决，还得庭审和处理其他事务。

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议庭，多由一个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人民陪审员是从陪审员名册中选出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公务员、老师、医生和退休人员，每次陪审的报酬是50块钱。人民陪审员在庭上很少会提问，庭后的讨论也只是个人观感：“这个人太差劲了，连自己孩子都不养。”人民陪审员从不左右判决的结果，但由于法官人手不足，缺了这两个人民陪审员，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没办法开庭。

师傅庭审很仔细，问题总是问得很细，遇到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说重复的话，师傅也很耐心地让对方说下去，常常一个庭审会没完没了地开上一天。

开完庭后，师傅一般都会得出结论，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如果田丽丽的意见和他相左，两人就会仔细讨论。田丽丽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参加开庭，她根据师傅庭审的案卷写判决。

她从上班写到下班，平均两天写三个判决。我们那时都觉得，用不了多久，田丽丽就会按照她所规划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法官。

二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丽丽。她的宿舍楼在一个老旧民宅里，三个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个房间。楼上楼下都住着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车，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饭桌上讨论的都是案子，和学生时代并没有太多差别。

田丽丽正忙着全国法院的征文比赛，前一年她选了民事审判的题目，这一年她在写一个银行卡盗刷的案例研究。我发现田丽丽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而且很有规律。每周五下午是她自己规定的学习时间，那个下午她不写判决，会学习最新的法规和判例，总结审理过的案子。她发现自己审的银行卡盗刷案都没有被改判，说明思路和上级法院是一致的。她认真研究每个案子，总结出银行卡盗刷的重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此写了篇论文。

但田丽丽开始有了抱怨，经常唠叨工作中的琐碎。她遇到了一个交通案，肇事人是个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他的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撞了人。田丽丽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实，伤残事故的赔偿近十万，年轻人没有上交强险，又是外来务工者，这笔费用着实不小。

田丽丽在内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帮年轻人调解，或者争取少判点钱。但在法庭上，年轻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这时距离他撞人已经超过半年，而此前他对交通认定书并没有异议。田丽丽向他解释：“第一，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调查取证，第二，你提出的取证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去修改责任认定书。”还有一点，田丽丽没说出来，法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配合，他们根本调取不到这个录像。

年轻人不听，又要求重新做伤残鉴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鉴定，这不符合法医学的意见。”田丽丽向我抱怨。

不管田丽丽怎么向他解释都没用，年轻人非常激动，甚至说法院偏向原告，这让田丽丽很受伤。事情发展到后来，年轻人天天带着他七八十岁的母亲来法院闹，在开庭过程中冲撞书记员，还打了书记员。田丽丽最后秉公判决了这个案子，年轻人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久而久之，你见怪不怪，变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告诉我，她想回北京。

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问及原因，她说：“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他开始闹事，公司就把他开除了。案子到田丽丽的法院，判了这家公司违法解除。这名员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时提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要求公司补发他被开除后的工资，法院支持了他。员工胜诉后，在博客上天天辱骂公司领导，公司受不了了，与他谈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赔偿他60多万元，让他离开。

但他签完协议就后悔了，又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这份协议无效。这一次，法院并没有支持他。他开始在博客上辱骂法官和书记员，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最后，这名员工跑到法院大闹，骂哭书记员，在电梯里辱骂田丽丽的师傅。师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写了申请，希望以扰乱法庭秩序的名义拘留这名员工。院长没批，副院长接待了员工，谈了两次，要求他删除攻击语言。他却变本加厉到法院闹，师傅再次提出申请拘留他，院长还是没同意。

“太失望了，对这种人不能让步，这个时候院长没有维护审判人员的尊严，整个庭都非常泄气，我们都觉得，遇到事情，根本没有人会为我们撑腰，”田丽丽抱怨，“在求稳这件事情上，我们吃了很多闷亏。我觉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检查的，就不应该让步。”另有一次，一个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车撞死，政府赔了死者父母八九十万，结果钱拿回老家被儿媳妇占了，老两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门口，要求帮他们主持公道。法官们出来解释：“你们应该回河南打继承官司。”但他们说，河南的法官不会管的。正好那年赶上大运会，法院赶紧给老两口安排了住处，只要他们出门吃饭，就得派人跟在后面买单。

“到最后，就好像是我们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田丽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