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理由大多相似：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陈靖忠辞职后，发了疯似的想赚钱，他需要养家，孩子要上学，老婆要买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带黄色标签的特价品，从来没有离开北京旅行，不是没时间，是真的没钱。他老骂自己的老婆，不工作还这么败家，其实她只是偶尔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几件衣服。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4200元，每3个月发1500块钱奖金，年底有1万元奖金。光是法院给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来，即便熬到庭长，每个月也就7000多元工资，哪怕院长也就1万多元。

宋纯峰是在2014年从北京海淀区法院辞职的，他选择去大公司做法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开玩笑说，刚进法院时，庭长语重心长说，你们好好干，我们这里成长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镜子，果然成长得快。外面世界的诱惑很大，工作满五年的法官找个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工作并不难。

宋纯峰也试图寻找过法院内部的上升空间，“但中国的现实是，判决书好坏换不来法官的声誉，更别提经济利益。”法院内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职的变化，几乎所有还有职业追求的人，都在竞争副庭长，一个庭配备两到三个副庭长，海淀法院不超过15个庭。但即便竞争上了副庭长，从副庭长到庭长这段路，95%的人走一辈子到达不了。

这些离职的法官们，有人成为公司法务，也有去做律师。法官圈里把法院称为“北京律师培训学校”。尽管法官转行做律师，有一定的从业限制，但并没有让这些辞职者畏难。

“即使后来做了律师，在法庭上被法官呼来喝去，会想起自己曾经也在这么一个审判岗位，和台上坐着的人曾经一起战斗过，但理性想想，也不会后悔。”宋纯峰说。法官圈里，还流传着一句话：“辞职了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后悔的。”

但在这股辞职风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则选择了另一种需要秘密进行的解决方案：他开始学佛并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和感情不顺，后来他告诉我，他发觉佛法高级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执，原来很多东西我放不下，现在就可以放下了，原来我会觉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优秀，往上走，当专家型法官。现在我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李君说，“我说不清楚这是学佛的原因，还是我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时，总是半开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个公正无私的好法官”，“我想当院长”。他那时总在寻找正当向上的路径，遴选高院或者最高院，竞聘岗位，但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种关系户来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领导私聊，也有领导在卷宗里夹纸条要求偏袒的。时间长了，连普通同事都会来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后开始困惑。在同学聚会上，他严肃地问我们：这该怎么办？大家开玩笑让他守住底线。

但法官们也说，许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底线。法院的老前辈会告诫新法官，碰到这种困惑，“帮人不害人”。李君为了守住底线，似乎已经断送了领导的信任。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员额制，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每个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调配具体比例。在上海的试点是，法官人数不超过法院人数的33%。这个规定出台后，许多法官将被降级为法官助理，没有审理案子的资格。李君也开始担心，他将失去法官这个岗位。

王箫听说在基层法院内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为法官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考试。“我都有点灰心，考了估计也是炮灰。”她说。

在北京，离职的法官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离”，已经快有500人。这些前法官们在群里面每天进行业务探讨，有群员把大家每天的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分成各个章节，分别是：股份回购，户口迁移，合同诈骗，案件的民事保全问题，等等。这些从不后悔离开法院的法官们，似乎只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守望着法庭。

应受访者要求，田丽丽、王箫、李君，皆为化名。本文提到的其他法官，皆为真名。

疯子遇见佛陀

小河的“音乐肖像”

文_李纯

一

小河今年41岁了。他看起来既年轻又苍老。苍老的是头发，他少白头，头发像一簇雪花。但他的面孔很年轻，有时会突然拿起一副玩具眼镜扮鬼脸。他穿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由于身板过于精瘦，衣服晃来晃去，走起路来像个出身山野的浪荡闲人。他说话柔声细语，碰上熟悉的朋友，会叫“亲爱的”、“宝贝”。

十年前，如果你在北京的无名高地或者新豪运酒吧遇见小河，他也许身上贴满饭盒，正眼也不瞧你，只盯着吉他上的琴弦，然后突然一句嘶吼把你震慑；又或者某个夜晚，在北京的地铁上，你看见一个人，画着京剧脸谱，穿着奇怪，正趴在座椅上睡觉，你走过去推他一把，那个人可能就是小河。

那时候的小河，有人说他是个天才，有人说他是个疯子，但他们都会告诉你：“操，这哥们，就是为音乐而生的。”

关于他的疯狂，大多数和喝酒有关。而他喝酒干的事，可以写成一本荒诞故事集。有一次，小河喝完酒和桌上所有人舌吻了一遍；冬天，他和朋友们喝完酒，带着所有人把衣服脱光，出去裸奔，回来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从饭桌突然跑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司机拉下来，要和司机跳舞，司机急了要和他打架；还有一次，他突然消失了，后来大伙在饭馆后面的草坪上找到了他，“小河你在干吗？”“别吵，我在和小草对话呢。”

他的天才，当然是关于音乐。

小河总这样介绍自己：“小河，原名何国锋，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是田巧云和何萍所生的第三个儿子。”1995年，何国锋在部队当了三年兵之后，和战友跑到了北京，组乐队搞音乐。那时候别人开始叫他“小何”，后来变成了“小河”。小河的音乐难以归类，民谣、实验、摇滚、噪音……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是。他对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不以为然，常常有意地打破界限，尝试各种可能，音乐在他身上，像无比认真又无比癫狂的游戏。

很多人是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认识小河的。在舞台上，小河有一种天赋的掌控力。有时，他先清唱，低低地念，手一伸，喊“一、二、三”。观众知道，这个时候乐器要进，大伙就特别high。High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住，又开始念。于是所有人都被调动了起来，沉浸在一种很神奇的快乐当中。有时，他歌唱一个县城青年的街头生活，“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手张玮玮说：“他几乎能把那条街的氛围唱出来，你能感到那天空气的温度、气味、心情，甚至你那天穿的衣服——你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

二

2010年，小河开始了一项计划，叫“音乐肖像”。每个月，他去全国各地见一个陌生人，和他（她）相处一两天，然后为这个陌生人写一首歌。

“音乐肖像”的初衷，是小河希望寻找另一种创作音乐的方式。他感到自己正在遭遇创作的困境，大部分时候，他等待灵感来临。有时，他在梦中写歌，梦里面，歌词像钢蹦一样一个个蹦出来，醒来以后，他赶紧把歌词记下来。他想，要是永远这么等，估计会“疯了”，“抑郁症不就这么得的吗？”

“音乐肖像”是另一回事。遇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完成一首歌。创作的方式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小河说：“你必须要写这个歌，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你都要写歌。”

他在豆瓣上发了一个活动邀请，很快接到许多邮件申请。2010年1月，他来到安徽颍上，见了第一个陌生人——一名叫王刚的乡村教师。

王刚是个80后，教语文，爱好文艺，敏感又多情。他听过小河的第一张专辑《飞不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很奇怪专辑名字怎么这么长。他最喜欢的歌手是周云蓬和左小祖咒，能见到小河，使他感到离偶像的距离一下子变近了。

临见小河前，他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人。“小河？没听过。”“这个人上过鲁豫有约。”“噢，鲁豫，知道。”

初次见面，有点生分，但距离感很快消失了。小河一点儿也没有他想象中歌手的“范儿”——留长发，穿皮衣，带金属链子。相反，他穿了一件军大衣，看着和县城青年没什么两样。他们一块抽烟，小河掏出一盒白沙，王刚挺奇怪：“你们北京的文艺青年不都抽中南海吗？”

王刚带小河去学校听他上课，中午坐在院子里聊天晒太阳，晚上，一块去县城吃大排档，王刚执意叫上两个女老师：“有女老师陪气氛好。”吃完饭，他们去KTV唱歌。

那晚，俩人都喝醉了。他们合唱了一首《女儿情》，唱完情绪激动，互相拥抱。王刚对小河诉说了县城的苦闷无聊。大学毕业后，为担起抚养年迈父母的责任，他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他说：“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事走在街上，不知怎么搞的，我们聊到了岩井俊二，这是我知道这个人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提他，我觉得挺好的。小河，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特别想把你当成普通朋友看待，你会不会有一天想到我？还是我只是你作品里的一个元素？”

“我怎么才能忘掉你呢？这是一个问题。”小河说。

回到北京之后，小河又见了一些人：失聪的想当模特的女设计师、在丽江开咖啡馆的老板、矿工、女同性恋和行为艺术家。每个月，他“从自己的小花园走出来，走进别人的小花园看一看”，很多场景让他意外。

4月，他去山西阳泉见了一名叫侯存栓的矿工。侯存栓有一身西装，在从租住的窑洞到工厂的更衣室这十几分钟的路上，每天他都认真整齐地穿上它。小河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考虑到，假设有一天走出这门就再也没机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