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每次看见那个“打胎”的牌子，总是有点好笑，今天也一样，他忍着笑，把自行车推到那店子跟前，叫一声：“谭师傅，又要打胎了!”

　　店里一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正在昏暗的灯光下修车，听到谭维的叫声，头也不抬地问：“又搞出事来了？”

　　“是啊，安全措施做得不好，这不，套子又破了——”话没说完，谭维看见从狭小的店铺那个狭小的内门里走出一个女人，他马上收起玩笑，很礼貌地问，“谭婶在呀？”

　　被称为“谭婶”的女人笑一笑，问：“还没舍得换辆摩托？”

　　“换啥摩托？摩托有咱这永久好使吗？”

　　“就怕你小庄不这么想。”

　　“小庄说我这永久比摩托舒服多了，还安全——”

　　谭师傅看了妻子一眼，谭婶不再提摩托的事，寒喧两句，回里屋去了。

　　谭师傅把手里正修着的那辆车推到屋外去了，谭维把自己的自行车提到屋子里来，统共就那么一点地方，谭维知趣地走到门外，在一个旧得看不出原先油漆颜色的小板凳上坐下，等修车。

　　外面，暮色四合。这是一条没有街灯的小路，很窄，路边有些很老的民房，还有几个什么单位，但沿着单位的院墙，搭了一排违章建筑，住的都是“盲流”之类，使这条称不上街道的街道有点苍凉，有点黑暗。

　　谭维一般是不走这条路的，因为这里下雨一街泥，天晴一地灰，没事谁跑这里来遭罪？除非是要修车，不然的话，他一般走A大附中门前的那条路。

　　他认识修车的谭师傅已经好些年了，都忘了第一次是怎么撞到这里来的了，只记得那次选这个地方修车，是因为外面那个牌子上的“打胎”二字，应该是魏碑体，他小时候被父亲逼着练过这种体，能看出来。“打胎”两个字写得非常有功力，跟别处那种歪歪扭扭的“狗脚迹”完全不同。出于好奇，他选了这家修车铺，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修车师傅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反右的时候因为嘴尖牙利得罪了领导群众，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赶回原籍，种田劳动。

　　政策稍微松动之后，谭师傅离开农村，来到B市，当年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就成了一个“盲流”，做了修车师傅。后来虽然取了右派帽子，但也没能回原单位，因为谭师傅这么多年没摸本行，早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抛到八百里外去了，就算回了原单位，恐怕也只能看门了，那还不如就做个修车师傅，好歹也算是自己做老板。

　　不知道为什么，谭维总觉得自己跟谭师傅之间有一种宿命的联系，都姓谭，都是十二月出生，老家是同一个城市,两人学的是同一个专业。所以他总有一种感觉，好像从谭师傅身上看到了自己老年的光景一样。他明知中国再也不可能搞反右了，即便搞也搞不到他头上，但他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不知道该叫“宿命”还是叫“认同”。

　　有时说到谭师傅的命运，谭维总免不了抨击这个，针砭那个，给谭师傅搞点民间平反昭雪：“怎么能这样？一个人的命运就这么彻底改变了，这可是用多少金钱都挽回不了的损失啊!何况他们还没陪你钱——”

　　谭师傅好像已经“一笑泯恩仇”了，或者已经超脱金钱了，只呵呵一笑，说：“可能他们知道金钱赔偿不了，也就不劳那个神了。”

　　有时谭师傅也会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半仰着头，仿佛在跟什么超自然的BEING交流一样，说：“人哪，就像蚂蚁，忙忙碌碌地谋生存，作古正经地窝里斗，但从来没想到头上就有一只大铁拳，不定什么时候就伸出一只手指，按住你，轻轻地一捻——”于是谭师傅那根沾满机油的手指在空中象征性地一捻，“你就报销了——”

　　这个蚂蚁和铁拳的比喻，谭维从他爷爷那里也听到过，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感触深，可能是谭师傅的身世起了注解作用，也可能是小店的那种气氛起了烘托作用，总而言之，就是听得他很有一种在命运面前无奈而渺小的感觉。

　　不过今天谭师傅没有雅兴发表人生高论，只聚精会神地修车，用一个脏乎乎的脸盆装了水，把拆下来的“胎”放在水里找漏洞。对面人家的电视正在播新闻，附近有炒菜做饭打鸡骂狗的声音，路人都是低头缩肩，行色匆匆，完全是一幅“人如蝼蚁，命如铁拳”的画面。

　　谭维正在那里小资着他的小资，突然听见有摩托驶近的声音，他想起谭婶的话，心想是不是也该弄辆摩托了？正想着，只见那辆摩托停在了他附近，骑手两腿叉站着，正微笑着看他。

　　他认出那是他的同事谢怡红，他没想到一个人戴了头盔可以使相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谢怡红差不多是天天见面的人，两个人都是B大的老师，而且在同一个系，共用同一个实验室，但他从来没发现谢怡红的脸有这份英姿勃勃的俏丽。

　　他小时候学了几天绘画的，所以看人的时候免不了扯到比例什么的上头去。他想平时没发现谢怡红的这份俏丽，可能是因为谢怡红眼睛生得上，额头比较短，显得脸的下半部分过长，但戴了头盔，就把额头拉长了，看上去眼睛就位于脸面的二分之一处了，而这个上下比例一般是孩子才有的。可见人的脸面好看不好看，比例太重要了，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他兀自在那里出神，只听谢怡红笑着问：“怎么？不认识了？”

　　“呃——还真有点不认识了，今天怎么——这么——”他有点怕谢怡红，觉得跟她说话总是他吃亏，无论他说什么，谢怡红都可以提个问题，把他问得人仰马翻，所以他干脆呵呵几声，等于是划个长线，让谢怡红自己去填空。

　　谢怡红打趣说：“打胎啊？打好了没有？打好了一起走，找个地方补养一下身子——”

　　谭维自惭形秽：“你骑的是——电驴子，我这——土驴能跟你一起走？”

　　“把你的车丢这里修，我载你去吃酒席——吃完再回来拿——”

　　“还是算了吧——”

　　“怎么？小冰在家等着？那连她一起请了，我先把你载回去，然后我们三人打个的——”

　　“不用了，小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你——赶快去赴宴吧——”

　　谢怡红眉毛一挑：“小冰还没回来？你也太放任自流了吧？让她跟那些色鬼糟老头子搞到这么晚还不回家，你就不担心？”

　　一个“搞”字，听得谭维心里一烦，不知道是在烦谢怡红这样说，还是在烦妻子庄冰这么晚还不回家，很可能两个原因都有，因为小冰这么晚不回家也是谢怡红起的头。

　　谢怡红跟庄冰是好朋友，因为比庄冰大几岁，一直是以大姐自居，时时刻刻在敲打谭维，叫他不要欺负小冰。就是因为谢怡红的撺掇，小冰才会辞了大学教职，跑去做保险。他对妻子做保险是比较担心的，但小冰要做，所以他也不好过多干涉，有时就自欺欺人地不去想那些事。但谢怡红显然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角色，一爪子就挖得他一个血印。

　　他没吭声。

　　谢怡红呵呵笑着说：“又刺激你那大男子主义的脆弱心灵了吧？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怎么才能激得你跳，所以激你一下。这么多年了，你还没看穿我的鬼把戏？”

　　谭维好脾气地跟着笑了一阵，说：“你还是赶快去赴宴吧，别搞晚了。”

　　“真的不去？今天是人家请吃，不吃白不吃，走吧。”

　　“别人请的是你家常胜吧？你常夫人光临是应该的，我这算个什么？算常夫人的保镖？还是跑去吃白食？”

　　“算我的面首就行了，”谢怡红见谭维越来越不自在，解释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总象那些做二奶的，把个名分看那么重要。干嘛把事情的名称看得比事情本身还重要呢？吃饭就是吃饭，好吃就吃，管它算什么？算常胜的老同学，我的同事，行了吧？”

　　谭维还是不肯去，这种蹭饭的勾当，打死他也不愿做，又不是穷到了家里揭不开锅的地步，干嘛去蹭饭？让人瞧不起。

　　谢怡红劝了一阵，看看劝不动，也不再勉强，只说：“既然你真不愿去，那我走了，只是想找个说话的伴，不然的话，跟那群人吃饭真的很无聊——”说罢，一踩离合器，嗖地窜出去老远。

　　车修好了，谭维也不问价，自动放了两张十元的票子在谭师傅桌上，说声谢谢，就一偏腿骑上车，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走了一段，来到一条大路上，又骑了一程，就到了家。他把车扛上五楼，开了家门，把车推到阳台上放了。这段时间门洞里丢了好几辆车，不得不小心，虽说自行车不算贵，但被人偷走了又得去张罗买新车，麻烦。

　　他住的是学校的房子，两室一厅的，比较新，但不在校内，周围环境也比较复杂，所以B大的老师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他这还是按学历工龄什么的才排上的，后来学校搞房改，让他交了七千多块钱，说是把房子的使用权卖给他了，也就是说不用再交每个月四块多钱房租了。但这房子他既不能卖，又不能出租，他搞不清买这个“使用权”有什么用，对他来说，等于是学校生生地从他钱包里刨去了七千多块钱。

　　他拉开冰箱，见没什么现成的饭菜可吃，想来做饭，又觉得兴趣不高，便决定先给小冰打个电话，如果她也回来吃，那他淘神费力地做一场还有个意义，如果她不回来吃，有什么好做的？又不准备考特级厨师，还不如吃包方便面简单。

　　他从客厅拿了电话，一屁股歪到沙发里，拨了小冰手机的号码。响了好几声，才听见那边压低嗓子问了一句：“喂，书记啊？我这正陪客人呢，要不，我待会打给你——”

　　“书记”是他在大学里的绰号，因为他的那些同学大多数是南方人，“团”“谭”不分，所以‘谭维’在他们听来就象‘团委’一样，大家就干脆叫他“书记”了，即“团委书记”的简称。小冰听说他这个绰号之后，也开始这样叫他，还在背后偷偷叫他父亲“省团委书记”，戏称他那玩意“县团委书记”。

　　此刻，他感觉好像热脸子贴了人家的冷屁股一样，很尴尬，说：“只是想问问你今晚回来不回来吃饭——”

　　“你先吃吧，我不回来吃了，客人请了——”

　　“客人请了——就早告诉我一下——”他说了这句，就知道这是废话，早说又怎样？又不是已经做好了饭才知道她不回来吃，根本就还没做，抱怨个甚？于是他赶快收回，“没什么，我还没开始做呢。你——早点回来——”

　　“就快了，”小冰匆忙说，“我要走了，客人等着，你自己先吃，乖，啊？”

　　他放下电话，懒心无肠地泡了一包方便面，打开电视，毫无胃口地边看边吃，心里突然想到：早知如此还不如跟谢怡红去吃饭，真的，现在都是公款吃喝，你请我请都是国家请，以前总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现在这样子更象人民是国家的客人,既然都是国家埋单,谁出面请不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