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立国以来，以氏族为基础，以氏族联盟为民社，以民社成员为公民，以各民社土地为领土，罗马主权天然属于罗马民社和罗马公民。国家体制事无巨细无不模仿氏族，国王就是罗马民社的大家长，元老院源自氏族长老，王位空缺即由元老院摄政，公民可以竞选国王，公民大会的权利自古以来就在国王之上。公民的主要义务就是服兵役，因为参军的权利只属于公民。

早期罗马实行共耕制，耕地公有，私人财产仅限于“奴隶和牲畜”。罗马法不承认土地的私有财产权，这样罗马就形成了一个以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坚强核心。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就是因为每个士兵都知道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曾担任罗马执政官的加图，在其传世名著《农业志》中这样论述罗马军队的本质：“最骁勇的人和最强健的士兵均系农民出身，他们追求诚实不欺、稳定的收入，并很少招致嫉妒，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极少有坏主意。”

说早期的罗马是一个农民国家，此话毫不夸张。罗马人将土地视作生命，那时罗马的奴隶很少，地主们对土地悉心照料，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以至被其他民族戏称为“好庄稼汉”。他们每日勤勉劳作之后，带来的是喜悦而充实的休息。农夫们每月进城四次，从事买卖和其他事务。真正的休息仅限于节庆之日，此时依照神命锄犁停止，不但农夫歇下来，而且连奴隶和耕牛也同享闲暇乐趣。罗马的社会围绕农地而运转，甚至连罗马的文学也发端于论述农耕的理论。

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曾经战胜过敌人，掠夺了大片土地，但没有一个民族像罗马人那样，以锄犁和血汗保全了干戈所赢得的土地。罗马人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却从来不割让土地以求和。罗马人的坚韧不拔源于对土地的挚爱，这是罗马能够最终战胜商人立国的迦太基的精神根源。

随着四处征战，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大，但公民数量却在战争中不断减少，而非公民的平民越来越多，他们既不受罗马法的限制可以自由分享公有土地，还不用服兵役，这导致了公民希望服兵役的义务能够由全体有土地的居民共同分摊。随着这一改革，罗马重新清查土地，地籍册即为征兵册，不同田产数量的农民，携带不同装备参加征作战。公民对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公民之间的权利却完全平等，这两项基本原则罗马人严格执行，自己人与外人分得极为清楚。

经济稳步发展，罗马财富日增，人性的贪婪开始萌生。首先开始破坏规矩的就是已经成为终身制的国王和世袭的贵族，他们不仅公田私用，还迫使公民无偿劳动以获取更多收益，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出现不公。公田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可分之地出现短缺，罗马开始将公田分给私人，而贵族们获益甚丰。贵族集团羽翼丰·满之后，利用公民对土地分配不公的愤怒情绪，于公元前509年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

共和体制最大的亮点，就是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同时，元老院能够扩招平民，其他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动不大。在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时，不是看它贴着怎样的标签，而是看它如何运转，以及这种运转的最终结果对谁更有利。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证国家财富怎样分配。废除王权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如果从这一标准看，共和制并没有丝毫改变社会现状。

执政官代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共和制确立的是一个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权力不再寄托于国王个人，而是由整个贵族集团负责管理。这比王权更加稳固，但是，如果贵族集团整体的贪婪程度甚至超过了王权，那么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了罗马财政和经济的巨变，资本的力量逐渐凌驾于国家之上。过去，罗马的国王并不愿意资本势力过于膨胀，甚至尽量增加农庄的数量以平衡资本利益集团的实力，但共和制的新贵族们却更加贪婪，其政策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破坏农民中产阶级的目的，以大地主和豪商集团为核心的贵族统治，极力压榨濒临破产的农民阶层。

政府开始买卖谷物，食盐进行专营，国家将一切间接税的收付款以及交易活动，全部转让给了“承包商”，同时要求承包商必须具有实物担保的财力，这无疑有利于豪商贵族。于是，一大批包税商和承办人阶层迅速崛起。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至于这个指定数额则是豪商与贵族自家“勾兑”的事情，这里面的水可就深了。包税商阶层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为罗马的巨富，包税业务利润之丰厚，以至于“罗马的富人无一不以署名或匿名的股东资格，参与承租国税的事”。［5］很显然，他们的巨额利润正是源于盘剥全民税收，包税制对国家财政的破坏极为深远，为害极烈。

罗马的包税商阶层，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代金融大鳄，在大肆侵蚀国家税收的过程中，他们与贵族集团实现了利益捆绑，政治影响急剧膨胀，迅速崛起为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势力集团。他们在巧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准备豪夺公有土地了。

在王政时代，公有土地开始实行有害的“占田制”，即将土地让给最先占田的豪强大户，并可世代继承，虽无正式产权，却享有特种使用权，占田者需交谷物收成的10%，或橄榄油、葡萄酒产出的5%，但实际上税收根本无法征集，等于豪强大户白占公有土地。

自共和以来，土地私有化政策将这些田地的“占田权”变成了“永久产权”，除了贵族和豪强大户，普通罗马公民根本无法分享这一巨大的利益，而这些永久“田赋”同样征收不到。由于公有土地大量减少，税收来源严重不足，而豪强大户霸占的公有田产却征不到税，那么国家税负就只能压在小农户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堪税赋压力而被迫负债，而放高利贷的人，正是从小农户身上盘剥税金的包税商阶层。

罗马法素以冷酷无情的执行力著称，尽管法律禁止土地抵押贷款，但却允许私人借债。私人借债实际上是以人身为抵押，一旦无法偿还，债权人甚至有权将债务人处死分尸，或将债务人及其子女一起卖到国外做奴隶，政府概不过问［6］。后来，由包税商演变出来的高利贷阶层，干脆动用军队，直接抓捕违约的债务人。

高利贷阶层作为债权人，对欠债农户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迫于绝望和恐惧，小农户们只有将土地转让给债主，忧愁和绝望蔓延在整个罗马农民阶层之中。中国有句古话，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还债的重要性，竟然和偿命相当。

共和制推行仅十余年，罗马社会的财富分裂就已经严重到激起民变的程度。公元前495年，战争逼近罗马，政府却严厉执行债务法，激起广大农民的公愤，罗马公民们拒绝应征打仗，这是罗马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公然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

执政官被逼无奈，暂停债务法的实行，释放因债务入狱的农民，并禁止再度逮捕。罗马公民这才参加战斗，打败了强敌。可等战争结束，债务法又开始严厉执行，大批农民再次陷入牢狱之灾。政府失信于民，罗马农民愤怒到了极点。次年，战争再度爆发，执政官的谎言已经被揭穿，没有人愿意再为这样的政府卖命。

最后是民众信赖的老氏族领袖担任了独裁官，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改革债务法，罗马公民才重上战场并再度获胜。结果，变法议案被元老院否决，怒不可遏的罗马公民在护民官的带领下，开进罗马并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内战一触即发。

元老院的贵族们被逼到了战争的墙角，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作任何妥协，仅是内战的巨大消耗就将导致财政破产。再加上公民出现分裂，军队可能倒戈的严重局面，那么共和体制开张才十几年就会宣告破产，一切既得利益全部面临被清算的重大风险，元老院终于妥协了。

这一重大胜利振奋了罗马公民长达百年，平民护民官就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成果。

废除残酷的债务法只是缓解了农民最恐惧的结局，但并没有消除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土地兼并和税负不公才是农民一切困境的根源。围绕财富分配的斗争仍在激烈地较量着。

斯普里乌斯维希里纳斯（SpuriusVecellinus）是一位曾三度担任执政官、两次获得凯旋仪式的超重量级贵族，当朝的元老贵族中没有人比他资历更老，他还是罗马第一部《农业法》的起草者，对罗马共和国的贡献极为深远。他对财富分裂的根源洞若观火，包税商们对财政税收的垄断，才是国家困境的核心。

包税制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同时又将不公平的税负压给了农民，农民因此才会负债累累，丧失土地，而包税商阶层则既侵吞了税收，又兼并了土地，两头暴赚，岂能不富？！

斯普里乌斯维希里纳斯被斩首

于是，他直击财政垄断的弊病根源，在公元前486年提出改革法案，清查全国公有土地，把一部分公有土地出租给农民，租金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另一部分公有土地则直接分给无地农民。这一改革的要害是，国家增收，百姓减税，从两头挤压包税商的利润。利国利民的好法，必然不利于祸国殃民的利益集团。结果，国家元勋级别的维希里纳斯，竟被罗织了觊觎王权和叛国罪罪名，公开斩首示众，府邸被夷为平地。

即便是国家的元勋显贵，只要触犯了利益集团的贪婪，同样死无葬身之地！罗马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财富让人疯狂，贪婪使人残暴！

共和制度推行了50余年，财富分裂已激化到了濒临内战的边缘，终于在公元前451年，达成了《十二铜表法》的妥协。土地兼并的问题没有根治，算是平民妥协；严酷的债务法变得缓和了一些，算是豪强让步。

在新法之下，在判定负债或承认负债之后，允许有30天的时间来偿还；如逾期未还债，债务人将被送交地方执政官。除非债务得以豁免，否则债权人可以拘押、囚禁债务人，但必须提供吃喝；几个债权人可以共同占有、瓜分一个债务人的财产。如果债权人索取的贷款利息超过了法律上限8.333%，将被处以4倍的罚金，对高利贷盘剥的惩罚重于盗窃罪［7］。

从《十二铜表法》实现的豪强大户与罗马公民的财富分配妥协，到布匿战争爆发，由贫富分化导致的土地兼并和债务沉重这两大痼疾，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使罗马共和制逐步稳定下来。罗马开始腾出手来巩固国本，并逐步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罗马的稳定持续了近200年之久。

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再次打破了罗马财富分配的平衡，战争持续时间长达23年，随后的战争也同样旷日持久，罗马农民不得不长期在外作战，而无法照料家中的农田，只有依靠妇女和老人打理耕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高达1/5的男性公民伤亡，农业凋敝已成无法逆转的必然。到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的农业已经濒临破产。

罗马农村的大规模破产和掠夺土地的激增，极大地刺激了罗马豪强大户压抑已久的贪婪欲·望，土地兼并如火如荼，税负不公愈演愈烈，债务负担与日俱增。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财富大分裂，远比第一次更为猛烈。

从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到格拉格兄弟开始改革（公元前133年），不过短短的13年的时间，罗马共和国陷入了极度恶性的财富瓜分狂潮，豪强大户的贪婪已彻底放纵，农民的愤怒和仇恨已无法遏制，共和制正在加速滑向深渊。

到公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彻底失败，罗马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起义、暴乱、流血、混乱与内战。前三巨头争权夺势，攻伐连年；后三巨头角逐霸业，血流漂杵。

罗马共和国在刀光剑影之中，于公元前27年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