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罗马也不是一天崩溃的。476年罗马帝国寿终正寝，这不过是长达两个世纪的分崩离析的最终结果罢了。

关于罗马为什么会衰亡的问题，千百年来曾吸引了无数学者皓首穷经，苦苦思索，至今仍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断定“丧失自由”是导致了罗马灭亡的关键；《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认为，皇帝集权的政治体制是罗马帝国衰落的主因，即“罗马的敌人在其内部：暴君与军队”；《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罗马帝国经济上的“器质性”疾病是其衰落的根源，而奴隶制就是病根。除了归因于政治体制、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宗教论、蛮族论、奴隶论、气候论、地理论、军事论等等观点。

本章的目的，并非是得出罗马帝国如何衰落的结论，而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帝国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大分裂，是否也是罗马兴衰的原因之一。

古往今来的人类活动，归根结底无非在做两件事——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其他的一切均衍生于这两种基本活动。财富创造的前提是提高生产率，而财富分配的原则就是公平合理。经济学往往研究前者，而政治学常常关注后者，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兼顾两个方向。

只要涉及财富，就不可能绕开贪婪。对富人而言，贪婪是巧取豪夺；对穷人来说，贪婪是好逸恶劳。从根本上说，贪婪是不劳而获，是通过一切手段来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的一种欲·望。

贪婪不是病，贪婪是人性！

佛家将人性中的贪、嗔、痴定义为三毒，是人间一切痛苦的根源。换句话说，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贪婪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无法根治。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上所有帝国之所以会衰亡的终极原因，罗马帝国的衰落无非是在重复人性而已。

良好的制度，绝非能够避免贪婪，而是要尽最大可能地克制贪婪。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必然存在着少数富人统治多数穷人的情况，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还找不到相反的情况。克制贪婪的核心，就是约束富人集团巧取豪夺的强烈冲动，因为他们拥有改变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能力、实力、动机和决心。这种克制最好是由富人集团自我约束，当然历史上极少出现这种反常的状态，最差也要让穷人反抗的力量能够强制富人集团被迫约束。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能够控制双方冲突的社会震荡，不至于突破流血和革命的下限。

罗马共和时代的《十二铜表法》，就是穷人大众与富人集团激烈冲突的妥协，它没有突破底线，内战得以避免，保证了罗马共和制度后来200年的稳定。这时的罗马共和，存在着制度上的自我纠错能力，归根结底，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体制符合当时罗马的根本利益，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公民纷纷走上了战场，最终伤亡惨重，财富破产，在政治的力量天平上，丧失了对抗富人集团贪婪欲·望的有效筹码，导致了富人集团进行疯狂的财富兼并而无须承担严重后果的局面。财富分裂由此骤然加速，富人集团的实力暴增，社会平衡被彻底颠覆。在这种状态之下，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年的流血和内战，罗马共和已无力回天。

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罗马军事大扩张带来的巨大红利所催生出来的畸形儿，尽管它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地中海沿岸国家，但其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庞大的帝国。因此，罗马帝国不得不大力推进都市化运动，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纳入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帝国的都市化运动，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而做出的无奈的政治选择。

高度畸形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粮食价格受到刻意压制，谷田作物无利可图，经济作物畸形发展，农业资源配置错乱，工业制品虚火旺盛，商业贸易虚假繁荣，资产泡沫无处不在。更糟糕的后果就是，富人集团在既定的都市化国策之下，贪婪的欲·望再度失控，土地兼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空前尖锐。

最终，财富分裂导致了流民四起，军队变质，富人集团与暴民集团兵戎相见，内战不断，血流不止，帝国衰亡的命运已无法挽回。

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导致帝国崩溃的现象并非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倾覆，同样可以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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