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银行家的崛起

北宋银行家们的业务是从钱币兑换逐步扩展开来的,早期又叫“兑换铺”。北宋既是中国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又是货币制度最为复杂的时代。全国的货币流通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各区流通的货币各有不同。

在主要货币中,首先有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差别,金属货币又有铜钱、铁钱之分,而铜钱和铁钱本身又有大钱小钱之别,加之金银在流通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尤其是白银的重要性在北宋已经远胜于唐代。当全国商品在四大市场之间进行大规模跨区流动时,区域货币需要折算,金、银、铜、铁、纸等通货形态需要兑换,这就构成了兑换铺最基本的银行业务。

兑换铺的老板们每天从事的就是通货之间的低买高卖,赚取利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短期套利交易。随着北宋货币流通量的暴增,很快他们就演变为北宋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做市商,为通货兑换提供流动性。他们对市场波动超级敏感,甚至每个时辰的差价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赚的就是微薄的价差。与美国债券市场的做市商们一样,他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起强大的销售渠道,通货买卖的利润就源于批发与零售的价差。兑换铺的老板们已成为北宋时期对市场交易最为敏锐的群体,逐步演变为第一代银行家。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的银行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套利交易机会,而且远比通货兑换的利润高得多,这就是“交引”套利。

宋太宗赵匡义从985年开始秘密筹划三路大军北伐辽国,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于次年发动了崎沟关战役,最后以惨败告终。名垂青史的杨家将杨业即在此战失败后,为掩护民众南迁在陈家谷力战而死。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向北方调运粮草,官府发动商人参与军事后勤工作,这是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业务外包模式,也只有在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才有实现的可能。政府职能的商业化与私有化,完全符合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更准确地说,北宋才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

商人们需要自己购买大批粮草,还要负责雇人将粮草千里转运到边防各地,官府当然是省心了,但商人们无利不起早,没有厚利诱·惑,谁会为官府卖命。当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市价及商人运输路途的远近进行估价,在此基础上另有一定的优惠,即商人的利润。边地的官府在估价后,发给商人一种领款凭证,名为“交引”,然后商人们拿着交引回到京城找官府领钱。官府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以盐茶票据来替代部分现金支付,而商人们正是冲着盐茶票据来的。

盐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茶是始于唐而兴于宋,宋朝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官府于是垄断了盐茶供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和茶都属于超级暴利的官府专营商品,每斤盐价官府收购时不过2.5文钱,即两个半铜钱,转手在市场中就以26文的高价卖出,“官有9倍净利”!而茶的销售也有高达100%~300%的超级利润率。商人们只要拿到官府的盐茶票据,即“盐引”和“茶引”,就能合法买卖专营商品,这意味着巨额利润唾手可得。

茶文化始于唐而兴于宋

京城的官府并没有盐茶现货,商人们需要拿着盐茶票据找到主管部门进行“批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盖公章。主管部门在交引上批示领盐或茶的地点,以及指定销售的地区,盐一般是到山西解池去领取解盐,茶则在江南居多。商人们领到盐茶之后,必须运往官府指定的地区进行销售,而绝不能跨境贩卖,否则严惩不贷。官府的限地销售政策,当然是为了确保对盐茶高额利润的垄断。

对于聪明的商人来说,运输粮草的政府外包业务,存在着更大的油水。他们只要“搞定”边地的地方官员,就能够高估运送粮草的费用。高估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一斗大麦在内地不过30文钱,边地官员将本价、运费、优惠加在一起,竟然可以估值到了1贯254文,这是高达30倍的价差!边地官员对此可以有很多种“合理”解释,如距离太远、路况很糟、盗匪横行、洪水爆发、桥梁坍塌、泥石流、地震、火灾,只要说得通都行。朝廷也没法较真,毕竟边地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再不给些油水,谁愿意为朝廷卖命?

如此一来,盐茶票据的价值就大得惊人了。

于是,各路商人闻风而动,成群结队地奔赴边地运送粮草,响应官府号召,为朝廷出力,为自己赚钱。

当京城的银行家们看清盐茶票据的巨大价值后,他们开始游说朝廷的有关部门,说这些外地商人来路不明,信用很成问题,万一拿着盐茶票据倒买倒卖,或违法跨界销售,岂不是搞乱了市场,破坏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吗?

银行家们久居京城,与朝廷各部委的关系更深。很快朝廷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规定所有持有盐茶票据的商人,必须在京城有银行家的担保,否则有关部门拒绝“批引”。

运送粮草的各地商人们,不得不跑到京城来与银行家们疏通关系。

银行家借此机会苦口婆心地开导商人:你们挣钱太辛苦了,拿着盐茶票据翻山越岭跑到山西去领盐,或远涉千山万水去江南取茶,再费时费劲地运送盐茶到更远的地区去贩卖,路上遇到土匪怎么办?盐茶质量不好怎么办?暴雨淋湿了盐茶又怎么办?跑了大半年,绕了大半个中国,才挣个辛苦钱,还要担惊受怕,太不值了。与其这样辛苦挣钱,不如将盐茶票据打折卖给我们银行家,你们挣快钱,既轻松又省事,利润也不错,然后你们可以再去运粮草,再卖给我们票据,加快赚钱的速度,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北宋解州盐池的开采情形

商人们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很痛快地将手中的盐茶票据打折卖给了银行家们。于是,京城里的银行家开始做起了票据买卖,兑换铺也改为“金银交引兑换铺”,兑换银行家演变为“交引银行家”,成为北宋第二代银行家。

如果有的商人就是死心眼儿,或觉得太吃亏,偏不想把盐茶票据打折变现又怎么办呢?那京城的银行家们就联手拒绝给这样的商人担保。如此一来,他们就拿不到官府的“批引”,盐茶票据只能烂在他自己手上。万般无奈之下,再厉害的商人在京城银行家的门前也得低头。至于打几折,那就是银行大佬们内部协商了,二折也好,三折也罢,要看大佬们贪婪的程度了。

当然,也会有不服的商人向官府投诉,大佬们与官府的关系深了去了,而且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名正言顺,这样的官司根本打不赢。从此以后,银行大佬们联合封杀这样的刺头儿,这个商人再也别想做盐茶的买卖了。

银行家们手中的票据“筹码”越多,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他们一般还兼做着高利贷、典当行之类的融资业务,对京城的资金供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当他们准备买进票据时,可以通过抬高京城的融资成本来紧缩银根,然后在场内大量抛售票据引发价格雪崩,一方面威慑官府,另一方面逢低吸纳。如果他们需要高价抛出,就会拉升票据价格,引诱逐利的投机商进场吃货。这与现代摩根大通、高盛的手法并无二致。

朝廷本想利用商人为边地运粮草,以便节省财政支出,因而诱之以盐茶的厚利,不想商人们诡计多端,搞定了边地官员,以平均6倍于市场的价格,高价向边地出售粮草,席卷了朝廷东南360万贯的茶利税收。

但聪明的商人却遇到了智商更高、手段更狠的京城银行家,银行大佬们半路杀出,又将商人们的暴利打劫殆尽。

在货币经济时代,只有玩转货币的人才能玩转市场。北宋的文人们官员们,在货币的猛烈冲击下不禁哀叹,“边籴(买粮)才50万,而东南360万茶利尽归商贾”。换句话说,商人和银行家以50万贯的成本,劫掠了国家360万贯的税收!其实,这与罗马共和时代的包税商阶层,通过政府财政业务外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盘剥罗马公民,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北宋王朝的文人政府与罗马共和的贵族政权,在“财商”方面根本不是商人和银行家阶层的对手,他们甚至与之联手,共同瓜分公共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