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红薯

    第13节红薯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在那些年里,不仅群众喜欢种红薯,上级领导也很重视红薯种植。他们号召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了许多新品种和新种植技术。新品种最多的是“山农一号”,这种红薯产量高,皮色深红,内瓤较面,甜度也不低。还有一种红瓤红薯,我们叫做“里外红”,水分较多一点,也挺好吃。当然,红薯的口感好坏,还与土壤有关,沙壤地里的红薯,比黑油地里的红薯好吃得多。而且刚刨下来的红薯,还没有充分糖化,性子暴,不好吃。晒上一晒,干皮一点,外瓤软、内瓤面,香甜可口。做法上也有差别,烧烤的比蒸的好吃,蒸的又比煮熟的好吃。红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吃红薯的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犯有“沥心”的毛病。吃了红薯,就从胃里往外泛酸水。现在,人们把红薯当成了稀罕物,我们县有一任县委书记,说过一句大实话,道出了怕吃红薯的心理。当宾馆老总请他品尝鲜美的红薯时,书记风趣地说:“算了,我就是不想吃红薯,才出来当干部哩。”

    红薯的种植技术比较简单。在我们那里,一般是到了春天,生产队里把留下来的红薯种,排在筛得很细的牛粪池子里。牛粪这种东西既有养分,又升温快,很适宜红薯芽子生长。一天浇上两遍水,十几天就催生出一池子茂密的红薯芽子。红薯芽子长到五六寸高时,拔下来,就可以栽到早已挑好垄沟的地里,这叫做“春红薯”。待这些春红薯拖了一尺多长的秧子后,挑一些秧子剪下来,又截成小段段儿,仍然可以扦插在地里,叫做“晚红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种植红薯。

    后来,上级从山东搬来一种新的种植模式,是把一些小红薯直接埋在地里,叫做“下蛋红薯”。这种种法,在母红薯下边直接接了许多小红薯,产量确实可以翻番。群众怜惜红薯种子,觉得这种方式太浪费,舍不得这么种。上边就提出响亮的号召:“种好麦稻蛋,埋葬帝修反!”把种植“下蛋红薯”提升到了政治高度。但是,无论上级怎么提倡,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墨守成规,要不是上边强压硬逼,恐怕一亩下蛋红薯也没有人肯种。

    然而,交公粮是有任务的,国家征购的不只是粮食,红薯干也可以折合成粮食交售。每当刨了红薯以后,群众留够装红薯窖的,剩下的就地切成红薯干。切红薯干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