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节 手机

    第78节手机

    当人们对孙二孬的横空出世,各种版本的传闻,流传甚广的时候,只有孙二孬甘苦自知,他最清楚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经营的秘诀之一,就是别把钱看成是钱。你要是认为他赚了一百块钱,他实际上只不过赚了三十块钱。当然,那七十块钱并没有白花,为他赢得了比赚到七十元钱更大的经营空间。

    我们寨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私下里说孙二孬是个“野种”。他妈妈胡荣花尚且搞不明白的事情,别人当然也说不清楚,孙二孬到底是不是真的姓孙。但从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异军突起,经营的手段暗合了《孙子兵法》这一点来看,他姓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他的DNA密码里,好像有着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孙子的遗传基因。

    按我这个混蛋逻辑,全世界会打仗、善经营的人,都应当姓孙。回顾历史,在二战中,能征善战的巴顿将军,应该叫“孙巴顿”;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当今世界上,首富比尔·盖茨,应该叫“孙比尔·盖茨”。这种推理,当然是在开国际玩笑。

    其实,真正姓孙的人,除了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民国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和现在的大款孙二孬以外,不一定都是成功人士。写了兵书,总结出战争规律,提供了“三十六计”的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他的遗传基因,在众多姓孙的后代身上,并不一定发挥了作用,而在孙二孬的骨子里,这种基因的能量,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比如,他懂得“将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在关键的时刻,找关键的人物,运用特殊的公关手段,为自己铺平道路。这些公关手段,从送烟酒开始,发展到送衣物家电,送钞票首饰,送金卡债券,送保健营养,送美女伟哥,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够运用的手段,孙二孬全部调动出来,随风潜入各个角落,“润物细无声”,不管有多大开销,只要能够炸平前进的道路,孙二孬的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一个农民,在都市里闯天下,若没有这种本领,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

    送礼是有很深学问的,你要是不舍得、不敢于、不善于送,你将一事无成。其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只有从收礼者的需要出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不然,你想请客,大家都吃腻了,谁稀罕你那一桌酒席?你送礼,小磨油都放馊了,还要落下不清正廉洁的议论,谁稀罕你大包小包?孙二孬就深得其中奥秘,“送礼不送脑白金”,什么时髦送什么。当手机开始兴起的时候,孙二孬送出去的手机,不下数百部。在这之前,他还送过传呼机这种小玩意儿,给了不少手中掌管项目和执法执纪的人。

    在我们这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地流行一种叫做“BP”机的通信工具。电讯部门首先建立了传呼台站,“126”是人工寻呼,“127”是自动传呼。腰里有一个这种“摩托罗拉”寻呼机的人,一时间,风光无限。只要“BB”地响或者振动起来,就一定是有人在寻呼你。简陋的数字机只能显示号码,中文显示的机器还能留言,可以出现“亲爱的,我想你”字样。在接收寻呼的表达上,也不知是港台味儿,也不知是译音,呼你不叫“呼你”,有的说是“扩机”,有的说是“扣机”,有的说是“拷你”,反正谁说得嗲声嗲气的,谁的“BP”机不停地有动静,谁就是资深的用户。

    在高新技术的应用领域,领导们当然是率先垂范的。两千多块钱一部寻呼机的时候,他们的腰里,最早别上了这种玩意儿。他们一旦接到了寻呼,可以随意用一部固定电话立即回话,下达指令,回复情话,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呼机的好景不长。人们眼热这种通讯工具的时候,并没有像当年孙二孬骂放电影的老齐那样,恶毒地说“买一台传呼机让老婆带,好日那些有这种洋玩意儿的人”,而是传说了各种不好听的戏谑。有的说:“这是电子拴狗绳儿。”有的说:“这种东西美国佬是给奶牛戴的,挂在奶牛的脖子上,到了一定时间,农场主发出召唤,正在牧场上吃草的奶牛,听到BB的响声,就知道该回去挤奶了。”有的编成了顺口溜儿:“腰里别个‘BP’机,不是妓女是司机。”

    也真的是这样,领导们很快就用手机把传呼机淘汰掉了。只剩下司机们为了方便工作,佩带这种传呼机的时间较长一些。“BP”机价格一降再降,从两千元下降到一千多元,再下降到不足四位数。直到后来,无线寻呼台为了开展业务,寻米下锅,干脆把“BP”机白白地送给用户。

    降到五六百元一台时,好多人还用不起,杜思宝单位里的通信员小宋,节衣缩食买了一个,却没有人“扣”他。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很有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用机关里的几台座机,拨出腰里“BP”机的传呼号,自己寻呼自己。在众人面前,借助传呼机“BB”的响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岗位的重要和女朋友的爱恋。

    你说这世界变化快不快?传呼机由盛到衰,前后不过几年的光景。现在连捡破烂的、扫大街的都用上了小灵通、手机以后,使用传呼机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上小学的孩子们,恐怕根本不知道,几年前,社会上还有“BP”机这种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

    手机最早出现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大款们神气活现地提一部砖头大小的无线电话,叫做“大哥大”,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收打完电话后,“啪”地摆在桌子上,那种“牛B傲人”气势,足以让官员们汗颜。

    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大哥大”的体积明显变小了,成为“一把攥”。这种模拟信号的机器,号码用了七位数字:“900××××”。一部手机开始要两万多块钱,如同不锈钢茶杯一样,仍然是领导们率先使用的。这种最早的“摩托罗拉”手机,黑不溜秋的,铃音只有三四种,翻盖接听。那时候,杜思宝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局长们还没有手机。孙二孬送给他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他吓得藏起来,许久才敢偷偷地用一两次。

    没有两年,上级根治耳朵上的腐败,各级纪检部门收缴了一大堆这种破玩意儿。缴了以后,大家理直气壮地换上了新一代的“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牌子,用数字信号传输的手机,号码也升到十位数:“139×××××××”,用手机的队伍日益庞大,号码又在139后边加上一位,变成了十一位。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到现在,除了前边的那个“1”是根据国际编码不能变更以外,其他的数码变化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与百姓们有所区别的是,有职有权的人可以用特殊的吉利号码。手机除了打电话以外,还具备了发送短信、上网等功能。最普及的当数发短信,不仅为了时髦,还能够节省话费。千万不要责怪现在的人,理想和信念淡化了,一切向钱看,因为说话也是要收费的。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城市里生活,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2004年的时候,作家刘震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手机》,冯小刚把它改编成了电影,一下子演火了。电影中有一句台词说,“做人要厚道”,可这部电影本身就最不厚道,揭露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当各种媒体对这部影片炒作得沸沸扬扬,名人们还为此打了不少口头或者文字官司的时候,我们这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津津有味地看了这部正邪不分的影片。看过一遍之后,大家反而缄口不语。在机关里,在酒桌上,没有多少人热烈地议论它,因为它太揭人的痂疤了。

    杜思宝就是因为这部手机,差点受害。他是众多思想发叉的男人中,受到冲击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