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94节 非典

    杜思宝在广州白云机场登机前,多了一个心眼,他把回去的方式和时刻只告诉了孙丫丫一个人,对范哲和本单位里的人,把时间推移到火车到达唐都市的时刻,为的是腾出时间来,同久念若渴的孙丫丫幽会。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孙丫丫,孙丫丫在电话里掩饰不住自己高兴的心情,给杜思宝来了一个手机吻。

    杜思宝从唐都市飞机场出来时,孙丫丫带了一辆轿的亲自来接他。见面时,她戴了一个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只留下两只凤眼,让杜思宝觉得非常美丽。杜思宝想,这个女人真够小心谨慎,唯恐暴露身份和与自己的恋情。坐上轿的后,孙丫丫并没有摘掉口罩,让杜思宝冲动得几乎想偷偷地亲吻她一下的愿望也临时取消了。

    两个人悄悄地回到孙丫丫的住处。进门后,杜思宝从身后一把将孙丫丫揽腰抱着,说真的想死你了。孙丫丫推开他,说让我先量量你的体温再说。杜思宝有点心虚地一惊,难道和一个做“鸡”的小姐半交配了一次,也能从体温计上反映出来?这医学真的太可怕了!

    孙丫丫仍然没有解下口罩,让他躺在床上,一边忙着测量体温,一边告诉他,唐都市的人纷纷传言,广东流行一种新型疾病,传染速度很快,喝板蓝根茶可以预防,这一段时间,人们把市面上所有药店的板蓝根冲剂和草药抢购光了。各药店趁火打劫,现在要买到与板蓝根相关的败火药品,没有超出原价数倍的价格,是根本买不到的。后来,所有中草药都搭车涨价了。乡里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刨一些芦草根、蒲公英根和茅草根,捆成小绺儿到市场上卖,几根这种草根就能卖十块钱,还供不应求。这个消息,他们医院里所有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都知道了,天天有人缠着她,开预防这种疾病的处方。当然,我们做医生的,不会迷信这种空穴来风的预防措施,但你刚从广州回来,我不得不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测量体温的时候,孙丫丫还用听诊器把杜思宝折腾了半天。又是听心脏,又是听肺部锣音,连肚子里有没有咕噜叫的肠鸣音也听了一遍儿。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才将口罩摘了下来,露出了杜思宝多次在梦中见到的那张美丽的面孔。

    在这个过程中,杜思宝目不转睛地看着孙丫丫认真地操作,非常感动这种只有医生,才能体现出来的特别关爱。心理感动压倒了数次生理冲动,只是感到当医生的职业非常神圣。

    孙丫丫又让他洗脸刷牙,临了还塞给他一块口香糖,除去他满嘴的烟臭。然后,像一只温驯的小猫依偎在杜思宝的身边,紧紧地拥抱他。此时的杜思宝,生理冲动压倒了心理感动,把一别数日的思念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

    等他回到家里,和范哲、小静团聚的时候,范哲也让他们爷儿俩喝了“三根汤”,说是自己跑了好几个农贸市场,花了高价买来的,不管管不管用,春上天气,预防一下,总是没有害处的。还让小静把她辛辛苦苦买到的药品,给她的外公外婆送去一些。

    小湘、孙丫丫和范哲这三个女人的说法、关心和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的消息,让杜思宝关注起这种病情来。上了班,他在报纸里寻找这方面的消息,没有发现。下了班,在家里看电视,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只能从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披露。网上的东西,往往传播得最早最快最直接,最敢于什么都说,但也过于耸人听闻。现实的世界里,尚且有各种谣传,虚拟的世界里,更没有全部真实可言。你在网上聊天,那个自称“美貌孤独的女孩”,可能是一个糟老头子,恶作剧的男子,甚至是一条聪明伶俐的小狗。这一切,在杜思宝的脑子里,是早有概念的。所以,他一直对于传闻将信将疑,仍然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终于,卫生部部长站出来说话了。他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医学专家出身的老部长,面容和善慈祥,气定神闲,非常乐观地告诉大家,有一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称为“SARS”,中国有人说是“非典型性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部长强调说,非典型性肺炎并非“一碰见就死”的绝症。根据调查,绝大多数是可以痊愈的。死亡率按目前统计,低于4%。

    对于一些外国媒体指责内地隐瞒疫情,部长认为,确认患病人数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病源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只能按照传染病学的一些规律来决定。SARS有四个表征,很多人并不全部具备这四个表征,出于害怕,就到医院里来了。同时,医生也有顾虑,即使就诊者只有一两个表征,也会作为可疑病例隔离起来。还有一些人,家属生了病,本人没有症状,只是接触者,但按照传染病学的规矩,也得隔离。更有甚者,有些外国人,到过南方,去过香港,什么病征也没有,都要求住院。这种复杂情形,再加上历年都有非典型性肺炎发生,跟今年这个叫SARS的非典型性肺炎扯不清,所以在病例的确认上与国外有一些不同认识。

    他还表示,中国的国情不赞成每天在报纸上报告疫情,尤其不赞成铺天盖地,弄得风声鹤唳,搅得老百姓生活不得安宁。中国的法律没有要求每天报告疫情,一般的传染病,我们都是每月才报告一次,特殊情况时,也会逐步改变公布的办法,但是我们尊重WHO(世界卫生组织),从4月1号起,将疫情每天在媒体上公布。

    他认为,这种非典型性肺炎,可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处理这种疾病方面,我们卫生系统处理得还是很得力的。按照广东的经验,这种病可能有三个星期左右的高发阶段,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发病的人数和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渐下降。出现这种疾病,有了一些病例,并不像人们谣传的那么厉害,中国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世界,不会造成大面积流行,请公众放心。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作用并不大,“谣传”更加猛烈。网上有人愤怒地抨击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说法。一些网友揭露,SARS早于2002年11月就在广东南部一个卫生院爆发,而后向一些地方扩散。台湾和香港,还有越南,以及到过这些地方的外国游客,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在北京地坛医院等一些著名的医院里,这种病导致了医护人员患病死亡。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这些政府官员,竟然胆大包天,刻意隐瞒疫情,导致了SARS的大面积扩散。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北京301医院一名军医的署名信,暴露了中国SARS实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国的媒体很少有报道,但有关SARS病毒的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已经到处传播。

    4月20日,中央撤销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后来在全国撤销了一千多个防控不力的干部。摘掉乌纱帽儿,对于干部来说,是与患上非典差不多的痛苦。各级各部门采取的措施,一个比一个严厉,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抗击非典的战争打响了。

    在我们唐都市,所有在此期间到过南方的人,都要受到隔离审查,杜思宝当然也在受审查之列。

    事隔两个多月,把杜思宝关进了单位特设的隔离室里,接受医学的审查,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儿。审查的期限定为十天。在这十天中,只要杜思宝没有发烧行为,就可以解除禁闭。医生孙丫丫来电话说,这简直就是瞎胡闹,哪有这样的道理?杜思宝调侃她说,胡闹就胡闹吧,自己又不是犯了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男女关系错误,配合科学,应当无怨无悔。说到男女关系错误时,孙丫丫甜蜜而执拗地说,我想你!杜思宝亲了一下手机说,想就想呗,总比不想好。

    在这十天之中,杜思宝失去了人身自由,吃饭撒尿和拉屎都在室内进行,有一种坐牢的感受。诚然,这比坐牢要好受得多,心理上没有负担,肩上没有工作的压力,况且还有书读,有电脑玩。只是没有把网线拉进来,让他多少有点遗憾。老婆范哲和女儿小静实在太想他了,被领导批准,隔着玻璃窗户看他,戴着口罩和他大声小气地说话,泪水止不住地流,比探监人还要难心。

    给他送盒饭吃的同事告诉他,就因为他一个人从南方归来,弄得机关里全体同志人人自危,他主管的科室负责人,与他接触得最多,全部采取了隔离措施。自己认为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尤其是一个女同志,接受过杜思宝的喷嚏,更加害怕,自己对自己采取了隔离措施和预防措施。让杜思宝可笑地想到,自己的这次“南巡”,发表不了谈话,不可能在全国刮风,却在本单位震动不小。

    范哲和孙丫丫,不时地给他来电话。范哲主要是絮絮叨叨地让他吃好睡好,衣服穿好,千万别感冒发烧。要是发烧的话,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关心和体贴,正应了栾二哥唱的越调戏《铡美案》里,老包那句“知冷知热结发妻”的唱词。

    孙丫丫来电话告诉他,他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四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病情最重,已经确诊为非典患者,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毒王”。北京有一个“毒王”,传染了一百多号人。所以,市里领导十分重视,唐都市“毒王”家里所有接触过他的亲人,都被组织上安排到他们医院收治观察。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炸了窝,不愿意收治他们,说没有床位,况且隔离措施不够条件。医院领导经过紧急研究,在太平间那一带,划出一片特区,称为“疑似病人特护病房”,凡是发烧的病人统统搬移到这里,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医护人员对到这个特区工作,持退缩的态度。医院党委书记和医生出身的院长,召开了全院人员的战前动员会议,号召党员主治医师带头上,院长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那些护士小妞儿,虽然知道这次进去,有很高的特殊补贴,但仍然不太主动。那个外行的党委书记却说了很内行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希帕柯拉底誓言,救治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不会有人丢掉小命的。”就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抗击非典的队伍,大家唱着“血染的风采”,不是为了冲着军功章,不是为了冲着高额补贴,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被医院同病号一同隔离了起来。

    孙丫丫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