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安无事地跟随贡开宸六年的那双皮鞋，竟然在那一霎那间，露出了它早该显露的那种颓相：鞋跟突然松动，并眼看就要脱落下来。当时，他正应中央领导的紧急召见，躬身上车，要从省委大楼前那个极其庄重开阔的院子里，赶往十六公里外那个军区空军专用机场，飞赴北京。鞋跟的脱落，着实让他好一阵不自在，不痛快。夫人病逝快一年，类似这种小小不然的“不自在”“不痛快”已经发生过多起。

上车前，他用力地跺了几下脚，把松动的鞋跟又强安到鞋底上。

家里应该还有几双质量很不错的皮鞋。但他懒得去找。此时此刻，困扰着他的很难说是一种焦虑急切，还是烦恼忐忑。

下午六时左右，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领导要紧急召见他。让他当晚十点前务必赶到中南海勤政殿。他马上让小郭查了一下民航班机时刻表，六点到十点之间，有三个航班飞北京，机票并不困难。但问题是，起飞时间或者太早，或者太晚，都不合适。经稍许犹豫，他亲自拨通军区空军刘司令员的电话，“求助”。十五分钟后，刘司令员打回一个电话来，告诉他，非常“巧”，军区空军正好有一架运输机要飞北京执行任务。起飞时间合适。有关各方，也均已安排妥当。半个小时后，将有军区空军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驱车到省委大院来接他，陪同他前往空军机场……

……现在，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作战部副部长亲自驾驶着一辆挂着空军车牌号的高级轿车，引领整个车队，穿越繁忙的市区，快速而平稳地向机场进发……

对今天的“紧急召见”，贡开宸既感意外，又觉得是意料之中事。贡开宸进入K省省委领导班子，作为一把手全面主持省委工作，已有六七年了，从来还没有被“紧急召见”过。六七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居此高位，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俯仰天地”“泰然处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是，肩负这样一付重担，上对集民意于一身的中央，下对化生灵于千万的百姓，累卵系于一发，又不能不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疏忽大意，要慎之又慎。他觉得自己一贯以来，是坚持了这个原则的。所以，一旦接到紧急召见的命令，还是感到一点“意外”，“突然”，有一点紧张，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屈”和“震惊”。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预感要出事——而且是要出大事(在K省，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决策层中，这一段时间，有这种“预感”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所以，对这样的“紧急召见”，隐约之中，似乎又觉得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是“文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它终于在今天发生罢了……

……事情的缘起，大概都因为大山子。

大山子，没有大山。出城圈，地平线上雾蒙蒙，灰蒙蒙，在高耸的烟囱和庞大的炼铁炉炉体群背后，起伏着一片片褐黄色的丘陵。在这片雾蒙蒙、灰蒙蒙、轻易见不到净蓝色天体的地方，常年生活着三十一万到三十四万人。一个城市，只有三十来万人口，在中国，无论怎么算，它都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但你千万不可小觑了这个小城。它小，但它有一些地方却是那些即便比它大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城市也难以匹敌的。比如说，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这个企业之大，即便拿到全球去比，也应该被认为是数一数二的。全城三十多万人中间，有三十万人在这个企业里工作。这个企业叫“大山子冶金总公司”。由于拥有这家总公司，大山子曾经是中国著名的钢城，又是名震遐迩的煤城。也曾是远东最大的钢城和煤城。论规模，它虽然相当于一个县级“小市”，但它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历来都是副省级的。那个大山子冶金总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历来也都是副部级的。几十年来，它们给K省输送过好几位和省长，给国家冶金部和煤炭部输送过好几位部长和部党组书记。有人说，它是我们这个共和国“国宝级”的特大型工矿企业。有人说，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曾经是踩在它的肩膀上起步的。还有人说，四五十年前，大山子发一天高烧，中国的工业生产就得报三天病危……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说法，即便稍许有一点夸张，但确确实实并非故弄玄虚，骇人听闻。然而(请注意这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整个中国摆脱种种羁绊，犹如初春开河时的黄河河道，涌起千万重冰排，訇然怦然染绿左右两厢那一大片深沟大壑的古老土地时，大山子却在持续发着高烧，报着“病危”……哦，这个曾被誉为中国和K省的骄傲，共和国最重要的钢铁煤炭生产基地啊……

三年前，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由贡开宸亲自拍板，省委决定向大山子投入二十多个亿的技改基金，意图挽救这个老基地。三年过去了，收效甚微。

更为棘手的是，在K省，像大山子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还有好多处。虽然不能说都在发着高烧，都已经报了“病危”，但大部分确实都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之中。高炉的烟囱不冒烟便罢，越是“冒烟”亏损越多。巷道不掘进，也会亏得少一点，越是掘进反倒亏得越狠……

真是出鬼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连带整个K省无力变革，同样显得“老态龙钟”。而拥有七千万人口的K省，也曾是中国一个工业大省。

问题在哪里?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此局面又能残延到何时?!!

……

半年前，中央领导带人来视察。前后十天，贡开宸一直相侍左右。十天后，中央领导走了。他作为K省的一把手，却越发地忐忑不安起来。对中央领导的此次视察，一向比较敏感的贡开宸即使不用仔细掂量，也觉出了几处“非比寻常的异常之处”。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领导来K省视察，在视察过程中，总有一两次，会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分别“促膝长谈”。这样的长谈，总是很深入，很坦诚，针对性也强，谈得非常知根知底，非常知心。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谈话，贡开宸都自觉受益匪浅。当然，受益的主要方面是在工作上。但同时，他觉得自己和中央领导在内心里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要知道，这样一种沟通，是极为难得的;另一方面，在这种“私下”的接触中，可以品出中央领导个人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更为宏观的政治把握，从中他也总能比评出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做及时地调整。而这一点，也是平时从公开的文件、指示、讲话中不容易获取的。他确信，中央领导只有信任你，才会跟你“促膝长谈”。如果没有一点可信性，还跟你谈什么呢?但这一次，就没有谈。他不知道是否跟别的省领导谈了。他也不便去打听。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长来K省视察，结束视察前，总会召开一次全省的干部会议，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调研中觉察到的该省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一些相关指示。但这一回没召开这样的会，也没做这样的讲话。为什么?他不安……三，中央领导此次来K省的主旨就是为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做调研。K省的问题着重表现在大山子。但十天中，中央领导偏偏没去大山子。平时在跟贡开宸的交谈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为什么?难道中央决策层对大山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觉得还不到“摊牌”的时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呢?贡开宸越想越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