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耀和得知丁桓要来石杨，心里也异常激动，他的本意是先让县长浦修达和副县长吴颖颖接待，考察结束后，他再一并听听丁桓对石杨投资的具体意见，谁知中午接到办公室电话，说前进乡有几十个农民围在办公室，一定要见县委书记裘耀和。裘耀和一听说有几十个农民在等他上访，他就心急如焚了。因为他自己规定一条规矩：凡来县里上访的群众，一律不准草率地处理，更不准轻易动用公安干警，避免矛盾激化。他在电话里并没有问前进乡农民为何来上访，但在他印象当中，就在不久前他接到一封人民来信。

此信反映两年前时任前进乡党委书记的安宜斌曾经压制了一起村干部腐败案件。这封信，他没有简单地批转，准备亲自查清事实，给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没有想到农民们找上门来了。

裘耀和到石杨任县委书记后，设立了书记县长信箱，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他都要亲自处理，即使是批转给有关部门的信，也要求该部门必须按时给他报结果。

裘耀和在石杨县的集资修路问题，尽管省电视台曝光后，省市调查组也作了调查，有的报纸也作了报道，可为什么始终矛盾不突出呢？其实许多人也都知道，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干群矛盾，那是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农民生存受到重大压力，基层干部趁机巧取豪夺，农民不堪重负，为了生活而群起反抗。而干部吃的是国家俸禄，扣除10％的工资，并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一点，让石杨县150多万人民心中暗暗佩服裘耀和。事实证明裘耀和没有因为公益事业让农民出一分钱，在这个问题上裘耀和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当裘耀和一脚踏进县委办公室一楼大厅时，就被40多个农民围住了。裘耀和知道，群众上访都是有切肤之痛，有无处申诉的冤情，要查清事实，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把他们安排到会议室，派人先打来开水，随后把农业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农工部等，凡是与农民反映问题有关的部门领导都找来了。裘耀和和几个副县长亲自听取农民们反映3年前发生在前进乡的所谓的农民闹事的“清明节”事件。

1994年4月1日，春天的温暖已经到来，仍然处在贫困中的前进乡清塘村近百户、400多口人的农民，按照历史遗留下来的习俗，拿着几个鸡蛋换点钱，买点鬼钱，准备在清明节去祭扫已故的亲人。其实清塘村的近百户农民除了村里几个主要干部，几乎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很艰难，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石杨县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人均收入只有70多元，排名全省末位，而前进乡的清塘村由于地处沂河岸边，地势低洼，大涝大灾，小涝小灾，村民们的日子和20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村干部总是编出花样横征暴敛。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然而退伍回乡的共产党员张加民看不下去了，想到《党章》，想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他和另外几个年轻人把要求清查村里账目的信交给乡党委，并寄到县人民检察院。

可是账还没查，当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安宜斌居然把张加民，以及魏新华、卢九德、张家全4人要清查账目的事告诉了村长张裕富，不久他们寄到县检察院的人民来信又转到安宜斌手里，安宜斌不仅没作处理，干脆把这封人民来信交给了张裕富。

张加民他们不见上面有任何反映，就不断上访、写信，同样，每次上访、转回的信，也都落到了张裕富的手中。张裕富在村里那是一言九鼎，20多年来，凭着他的蛮横，凭着他的4个儿子，这个村长如同铁打的帽子，始终牢牢地戴在他的头上，谁也奈何不了。不仅在清塘村，连前进乡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清塘村有个“南霸天”。

张裕富不是党员，可他这个不是党员的村长却能一手遮天，乡党委也曾配过村党支部书记，外村调来的人只要不听张裕富的，一年不到就自动走人，本村的党员却又因为孤门单姓当不了，于是张裕富也曾动过脑筋想入党，以便把支部书记和村长这个大权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可是无奈入党是要全体党员举手的，可是这些党员就是不举手，他也就人不了党。如今，张加民当了几年兵回来了，在部队还入了党，现在居然领头要查他的账，张裕富感觉到了，这不光是查他的账，明显是在动摇他的村长地位，如果不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下一步这小子必然要当村党支部书记了。他想来想去，趁着安宜斌这个草包还在这里当党委书记，必须解决这个眼中钉。

1994年4月1日上午，张裕富把乡里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到家中，酒足饭饱之后，让人通知张加民到他家去看账，张加民似信非信，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态，兴冲冲地去了张裕富家，一进门，张裕富便指桑骂槐，张加民一看来头不对，就想离开，谁知张裕富两个儿子和联防队员拦住去路，大打出手。

张加民被叫走后，父亲放心不下，赶快去找魏新华，魏新华跑去拉上卢九德和张家全，赶到张裕富家一看，张加民已经被打成血人。他们救出张加民，双方动了手，两个联防队员也被打了一顿，逃回乡里。

第二天，张加民、魏新华、卢九德、张家全等村民到了乡政府，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张裕富和乡里的两名治安联防队员。这时乡党委书记安宜斌牵扯着一条大狼狗说：“你们聚众殴打乡村领导干部，我正要派人去找你们呢！”话音未落，派出所几名干警已经站在门口，张加民一看来头不对，一边偷偷地对张家全说：“你赶快想办法溜出去，回村叫人。”一边大声说，“你们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不调查事实呢？”

安宜斌说：“不需要调查，乡里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被打伤，有村长张裕富证明，还不够？这事乡党委管不着，由派出所处理，按照法律办事！”

说完安宜斌牵扯着狼狗就走，张加民上前挡住安宜斌，安宜斌大声叫道：“让开，我告诉你，我的狼狗不认人，我的枪不认人。”说着，安宜斌手里的狼狗张着血口，伸着舌头，冲了过来，吓得张加民倒退几步，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他说：“安书记，你什么时候驯起警犬来了？”

安宜斌愣住了，盯着年轻人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地说：“哦，哦，哦，是纪委的耿……耿……科长吧，你……你怎么，什么时候来的？”安宜斌的脸上换了一张脸谱，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把狼狗的链子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发生什么事了？看你们这样剑拔弩张的样子！”耿科长又对张加民他们说，“你们怎么跑到乡政府来了！”

“耿直。”张加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来得正好。”

安宜斌上前拉着耿直说：“耿科长，你一定有要事，走，到我办公室去谈！”

耿直推开他的手说：“他们都是我同村邻居，你先去，我马上找你。”

安宜斌有些不快地说：“你也劝劝他们，昨天他打了村长张裕富和乡里的治安联防队员，现在又来乡里找事！”

张加民有些激动地说：“耿直，你相信我们疯了吗，我们吃饱了撑的？我们难道不知道打人犯法吗？何况人家掌握着大权呀！”

耿直笑了笑说：“在哪里发生的事？”

张加民说：“在张裕富家里。”

耿直又问：“那乡里两个治安联防队员怎么也会在张裕富家呢？”

安宜斌一时回答不出来了，红着脸说：“大概巧了吧！”

张加民说：“张裕富把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回家，中午喝得醉醺醺的，派人把我叫了去，他们借酒发泄，二话没说，就把我打倒在地，幸好魏新华他们几个人赶到，双方发生争执，两个治安联防队员慌了，害怕事情闹大了，惹来麻烦，不顾一切地跑了！”张加民指着自己被打得青紫一大片的脸又说，“这些年来我们村乱收钱，收的钱又不知去向，我们要求清查账目，可是那些信又都转到张裕富手里了，他就找机会报复我们。”

耿直说：“你们先回去吧！这事以后再说，我有点事，下午回去看看。”

安宜斌只好挥挥手，让派出所的干警退了出去，这时张家全带着近百个村民赶到乡政府，张加民迎了出去，对大家说：“回去吧，今天幸亏遇上耿直，不然后果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了呢？”

耿直的老家就在前进乡清塘村，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去外地，跟着爷爷奶奶读书，可他自幼好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这次耿直因为乡里一个干部违纪问题，来乡党委核实材料，顺便回家看看年迈的爷爷奶奶。

对于安宜斌其人，耿直太了解了，当年把他乡党委书记职务免掉时，耿直就参加过对他的考察。在皇朴人手里把他晾了一段时间，突然莫名其妙地重新又出任前进乡党委书记，安宜斌到前进乡不久，人民来信就没断过。但他没有想到村里的这些从小的邻居、朋友会和乡党委书记发生这样的冲突。

耿直尽管在村里也做了些工作，但是他知道，村民们和村长张裕富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只能耐心地劝了又劝，临走时也对安宜斌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能解决好村民们和张裕富之间的矛盾，安宜斌也满口答应了。

耿直走后的第三天，安宜斌接到县纪委副书记刘永松的电话，叫乡党委组织人员对各村进行清账，并向群众公布。随后乡政府派来财政所长和两名会计对清塘村进行清账。村民们推选张加民、魏新华、卢九德、张家全等8名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

对于这次清账，完全出乎张裕富的意料之外，因为这么多年，村里是他说一不二的，经济上也是一手遮天的。他找到安宜斌，问是什么意思，安宜斌说：“这都是耿直在背后支持他们，县纪委打电话来，我不能不做做样子。”

张裕富知道乡党委书记安宜斌的底了，就到处放出谣言，说谁敢出头，他就要杀谁全家。

清账开始时，张加民他们清账小组仗着乡党委的支持，认为张裕富不过是狗急跳墙，说说大话而已，根本没当回事。

平日大家对张裕富任意增收的苛捐杂税，恨之入骨，卖一头猪要交村里50元；盖房要建房费，少则150元，多达500元，交多少，凭他一句话，谁请他吃好喝好，满意了就少交，不满意就多交；计划生育罚款，更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而且全是打着白条不入账。

20多年来，清塘村从没有让全体村民行使民主权利，但是张裕富就是稳稳当当地当这个村委主任。村里近百户人家，家家房子都是几十年的破房子，可他4个儿子家家都是独宅独院的瓦房，而张裕富独宅独院的瓦房拆了又建了一幢二层小楼，贫富悬殊，让任何人看了都心中不平。

张裕富眼看自己这些年来的罪行要暴露了，他首先买通了乡财政所长祁三平和两名会计。祁三平装病多天不到村里来，这天张裕富带着4个儿子把账抢走，并和张加民他们厮打起来，这时清账小组除了张加民，还有魏新华、卢九德和张家全，其余4个人都未来。张裕富除了4个儿子，还有一帮打手张毛四、侯天下等。张加民他们又没思想准备，在厮打中，张裕富的4个儿子个个从身上拔出匕首，首先向张加民身上连刺3刀，张加民当即倒在血泊当中，接着魏新华又被刺倒在地，卢九德和张家全都身受重伤，夺路逃走。

不知是谁报告了派出所，胖所长苟学仁还算有点人性，让人把张加民和魏新华送到医院，当天夜里张加民因为脾脏被刺破，出血太多而死亡，魏新华还在抢救当中。

这天正是1994年清明节，阴沉沉一天，到了晚上下起雨来，整个清塘村400多名男女老少，都沉浸在巨大的惊骇和悲痛之中。

第二天县公安局来了几个人，在村里调查了一天，最后结论是农民斗殴，双方都有重伤。

耿直听说村里发生这样的悲剧，认为自己对张加民的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回到家乡详细调查了情况，写了一篇近2万字的《清塘村流血事件的真相》，亲自找到皇朴人，说明自己亲眼目睹和调查的真相，又将调查稿分别交给当时的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

第二天皇朴人把耿直找到办公室，说：“耿直同志啊！你是县纪委干部，说话办事举足轻重，不能带着个人情绪，更不能片面，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了解过了，不是你说的那样危言耸听，而是与清账毫无关系，这种事也不是纪委管的，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免得惹一身骚。”

当时耿直气得简直要发疯，好像觉得天地间陡然一片暗了。

平日满嘴大道理的堂堂县委书记，怎么就突然间变成失去人性的动物了呢？于是耿直申辩道：“4月1日我回家那天，正碰上张加民他们到乡里找安宜斌讲理，要求清查村里的账，后来……”

“不要说了，”皇朴人火了，“谁给你权力，我看你不知道自己有多重，你凭什么跑去村里调查，你这调查能说明什么问题？”

耿直当时是嚎啕大哭离开皇朴人的办公室的，一口气跑到塘河闸，面对呼啸凛冽的寒风，面对扣在头顶上锅底一样的灰蒙蒙的天空，他仰天长叹：“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当他决定跳下浪涛翻滚的河水时，他想到了妻子、女儿，想到了清塘村的乡亲们，他怀着希望活了下来。

听到这里，裘耀和一直含着眼泪的双眼，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他的手颤抖着，终于，拍着桌子，大声吼道：“戏谑法律、践踏法制！”随后他说，“现在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汪益鹤同志牵头，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农工部、农业局各派出一名得力干部，立即前往前进乡清塘村，尽快查清事实，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无论他有多大后台，无论他有多大本领，该杀的要杀，该坐牢的要坐牢！这还了得！”

这时，40多名清塘村农民感动得哭了起来，他们几乎在刹那间，不约而同地跪了下来。裘耀和和在场的领导把村民们拉起来。

此时天色已晚，裘耀和对顾平说：“顾主任，请你去安排一下，给村民们每人一碗面条，然后用大客车把他们送回去。”随后又对村民们说：“乡亲们，你们反映的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犯法的问题，更说明农村普遍存在着的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问题。早在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2月，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做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央这些重要文件下发那么多年，我们许多地方的干部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拒不执行中央文件，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清塘村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要借此机会认真解决好农村的‘三乱’问题。请大家相信县委、县政府，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然而，连一个小小的村主任就如此无法无天，这还得了！”

裘耀和送走了上访的40多位农民，心中难以平静，为什么那些措词严厉的文件发了又发，以至反复强调“不许”、“严禁”，然而到了乡村，谁来落实谁来操作？有的地方采用愚民政策，这些文件根本没有落实下去，以至于，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被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被暂缓，相反，而是出现了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者说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

清塘村的事情这么大，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领导们的重视，安宜斌的乡党委书记干不下去了，却到县水利局当局长。裘耀和越发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安宜斌“双规”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涉及到前进乡清塘村这起“清明节”事情，还有他始终没有见到的关键人物耿直，他似乎感觉到，蒋开盛他们为什么如此恨耿直的另一个原因了。

于是裘耀和给汪益鹤打了电话：“老汪啊！安宜斌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汪益鹤说：“他倒是肯交代的，有些东西我们并不掌握，他也交代了。”

裘耀和问：“他说到关于前进乡清塘村‘清明节事件’了吗？”

汪益鹤说：“没有，我们也并不掌握多少，我也是刚刚在接待清塘村上访的村民时才听说这事的。”

“那你们提示一下，看看他在清塘村那次清账中干了些什么。”

裘耀和想了想又说，“恐怕这个家伙是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挂了电话，裘耀和决定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见见耿直。

裘耀和在王光明的陪同下，上午10点多钟就到了沂州市，在宾馆安排好房间后，王光明从解放军九九医院把耿直接到宾馆。

耿直一见到裘耀和，既没有热情地伸出手，也没有拘谨和扭捏，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地站在那里。这时裘耀和热情地迎了上来：“耿直同志，我是裘耀和，我们对你表示歉疚和问候！”裘耀和说着做了个手势，“来，来，来，请坐！”

耿直只说了“谢谢”，在一张单人沙发坐了下来。裘耀和在耿直对面坐下来，说：“耿直同志，我们非常能理解你，你遇到人生如此重大的灾难，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得了的。”

耿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神情有些呆滞。

王光明微笑着说：“耿直同志，你虽然没有见过裘书记，但是裘书记对你的关心，你应该知道，你的案子就是裘书记来之后才翻了过来的，不是裘书记，很难想象是什么后果。”王光明看着耿直，“关于你爱人……”王光明看看裘耀和，没有说下去。

裘耀和脸上泛起无奈的表情：“耿直同志，关于你爱人受到的种种迫害，以至丢了性命，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我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那时我刚来不久，万万没有想到问题复杂到这种程度，当然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手段如此卑劣、狠毒。你为反腐败家破人亡，豁出了身家性命，我想，石杨县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县委、县政府也不会忘记你的。”

这时，耿直那呆滞的脸上，流下两行泪水，但是他的脸上仍然毫无表情，王光明把餐巾纸的盒子往前推了推，耿直像没看见一样，任凭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裘耀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哭吧！让心中怨恨、委屈、伤心都随着眼泪流出来。”停了停裘耀和又说，“在一个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里，有法不依，权大于法，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悲剧。个别掌权的人有法不依，身为纪委的干部，蒙受冤枉，然而检察院作为公诉人也指鹿为马，法院同样颠倒黑白，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权大于法。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了把石杨县各个领域的治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在目前向法治化过渡时期，我们应该树立把权力交给人民，把监督交给公众，把管理交给社会的长效社会治理指导思想。”

裘耀和端起茶杯，目不转睛地看着耿直。他的心里一直对这个饱受冤屈的同志感到歉疚和同情。不是他亲目所睹，不是他亲身经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中国即将跨人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会发生这样悲惨而荒唐的事。而这样的事居然是在他执政的石杨县！裘耀和的灵魂受到从没有过的震撼，他咬着牙，发出咯咯的响声。

室内静得有些让人感到可怕，又过了一会儿，裘耀和看看表，他抬起头，对王光明说：“怎么样，我们吃饭吧！”

王光明说：“好，饭后再谈吧！”

耿直依然坐着不动，裘耀和说：“光明，安全问题，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裘书记，你放心，”王光明说，“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晚上在他们师部招待所，你别看我官不大，可我的关系靠得住，不瞒你说，今晚连招待所餐厅门口都增加了卫兵。我现在保护耿直就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裘耀和苦笑了笑说：“那就好！”随后对耿直说，“耿直同志，我请你吃晚饭！”

王光明拉着耿直说：“部队已经安排了，他们政治部主任要来陪你，我说我们有重要事情谈，才谢绝了！”

耿直既没有表示谢意，也没有表示拒绝，直到现在，耿直连一句话也没说，按照通常情况，堂堂一个县委书记和县纪委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说话，职务上的悬殊那么大，不要说县委书记专程看你，陪你吃饭，而是你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单独和县委书记接触。显然，现在裘耀和和耿直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

为了安全，从宾馆到部队招待所虽然只有五六百米，但是王光明还是安排大家乘车过去。

虽然只有3个人，但是桌上的菜肴很丰盛，一瓶高级五粮液酒罩在六角形的有机玻璃罩里。裘耀和平日从不喝酒，无论什么场合，现在他看着桌子上的菜肴和这瓶高级五粮液酒，看来这酒是特意安排的。酒斟好后，裘耀和没有举杯，他十分严肃地说：“耿直同志，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人，但是，今天例外，我专程来向你谢罪，向你表示万分歉意！也许我的歉意来得太迟了。由于我们现行的法制还不健全，造成执法机关不依法办案，以至给你和你的家庭造成如此大的悲剧！”

耿直依然没有说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后自己又拿起酒瓶，给自己斟上，一连喝了8杯，在耿直还要喝的时候，王光明按住他的手说：“耿直，不能这样，你的身体还在恢复当中，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就说出来吧！”

耿直长长地叹了口气，终于含着泪说：“我以为中国法治的盲点主要是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农村，因为那里的农民文化教育落后，农民接受政策教育的机会少，而像安宜斌那样的基层干部又是‘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的150多万人口的机关里，也照样发生如此天大的冤案。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裘耀和似乎也随着耿直的情绪身临其境了：“去年，国务院发了13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耿直有些激动了：“我被关起来近一年时间，但是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大体还是了解的。特别是裘书记你的到来，应该说给石杨人民带来了福音，或者说拨开了石杨人民头上的一片乌云。你是一个好官、清官。你看，自从你来了之后，石杨的面貌大变，一个个贪官被揪出来了，甚至连环境都改变了。所以，用这种权力的人是好人，那么那里人民就是幸运的。反之，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是坏人，他不为人民办事，专门干坏事，那么那里人民就要遭殃。或者说，因为石杨县来了你这样的县委书记，我的冤案得到纠正，如果不是你裘书记呢，后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不敢想，或许我就成了牺牲品！所以我呼吁一个健全法制的社会，希望法治社会早日到来。”

裘耀和接着说：“耿直同志，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实际上是在间接地批评我这种‘好人政治’。但是，耿直同志，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遭受‘十年动乱’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千方百计地在努力建立健全各种法治，我们的国家正在向法治社会过渡。正在走向法治的进程中，我不得不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治理社会，努力改变人民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实行的是人治。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悲剧在于人，人在政在，人去政息。”

耿直说：“裘书记，我很佩服你，你能对自己剖析得如此淋漓尽致。请原谅我的直率，目前在我们国家，在官场上掌握权力的官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混入官场的那些政治骗子、腐败分子，把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作为个人牟取私利的手段，贪污腐败，腐化堕落；第二类是庸庸碌碌，平平稳稳，靠画圈圈办事，高谈阔论，脱离实际，靠虚假升官，时间一到，官升一级，这一类人数量相当多；第三类则是受历史上的那些包拯式清官的影响，幻想用自己的权力、自己的才干在那个地方于出不平凡的业绩来，带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第四类是具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理念。这样的官员太少了。”

裘耀和笑了笑说：“你说我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耿直犹豫起来，半天没说话，最后说：“裘书记，我如今已经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不想吹牛拍马，实事求是地说，你只能介于第三和第四类之间，而且第三类的成分多一些。”耿直想了想又说，“当年英国人民对丘吉尔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持很高的评价，但却不能再让他连任首相，因为害怕他的专制权力。”

裘耀和斟好了酒，端起酒杯，说：“耿直同志，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直率、你的名字、你的性格、你的勇气，让我佩服，来，我敬你一杯！”

耿直仍没有举杯，他说：“裘书记，当初我一听说我的冤案在你的亲自过问下，得以纠正了，我以为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来找我的，但是你迟迟没来，我才觉得你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

裘耀和说：“你说得不完全对，我早就想找你了解你冤案的真相，了解你所掌握的某些人犯罪的事实，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你，因为你的妻子为了你的冤案已经付出生命的代价。”

耿直说：“我掌握了前进乡清塘村案件的一些事实，我也掌握了安宜斌的一些问题，我并没有正式举报，只是利用去市纪委办事的机会，反映一些问题，就遭到如此下场。”

裘耀和说：“安宜斌已经‘双规’了，这个家伙哪里像一个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干了那么多坏事，不但不处理，还让他当上水利局长！”

耿直说：“安宜斌在被晾起来后，他不甘心，给了皇朴人5万元，给尤义兵6万元，很快就官复原职了。当上乡党委书记后，他还不死心，清塘村的事情出来后，皇朴人想把安宜斌当作替死鬼抛出来的，安宜斌一看不对，于是又送给皇朴人8万元。有了这8万元，安宜斌不但没事，还调到县水利局当局长。”

裘耀和说：“这些你都有证据吗？”

耿直说：“当然有，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报复我了，他们想杀人灭口。”

最后，裘耀和说：“耿直同志，省市纪委专案组还会找你的，希望你现在好好休养身体，你暂时还不能回家，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裘耀和在回去的路上，接到吴颖颖发来的短信：“请安排时间汇报招商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