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省级领导来给呼伯拜寿,呼伯一个都不见 花甲

八月二十七,是呼家堡的吉数,是上苍给呼家堡送来星宿的日子。

六十年前的那一天,迎着灿灿的朝霞,呼天成光荣诞生在呼家堡的一座破旧的茅屋里。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漫长的六十年过去了,在呼家堡,他已先后领导了四代人,呼家堡也成了平原上最有名的村子。

有一天,他忽然说,他老了。

呼家堡人说,呼伯不老。再说,没有呼伯,我们怎么活呢?

他笑笑说,他们巴不得我去呢。

呼家堡人一个个泪汪汪的,说,呼伯,你怎么说这话呢?你的恩德我们会记一辈子的……

他叹口气说,人都是要去的。过了八月二十七,我就活满一个甲子了。老了,老了呀。

这话虽然是私下说的,也就是一两个人知道,可很快就传遍全村了。于是,就有人死死地记住了这个日子……

晨光里,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高挂在呼家堡村街中央的大喇叭就响起来了,喇叭里播出的是《东方红》乐曲。三十年来,呼家堡的第一支曲子一直是《东方红》。这其实是一道命令,一道无形的命令,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呼家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揉着眼,小跑着走出来,齐聚在村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接着大喇叭里就传出了“呼家堡健身操”的音乐,这音乐是套仿的,其实也就是一般的操乐。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呼家堡人就跟着伸胳膊蜷腿……这就是呼家堡的晨操。这套操是呼天成创的,也是八节,所以叫“呼家堡健身操”。

做完健身操,当人们回家吃饭的时候,挂在各家屋门前的小喇叭就又响起来了,喇叭碗儿里传出的是女播音员姜红豆那半普通半乡土的语音。姜红豆的语音里带有一股牛屎饼花加含羞草的气味,很让呼家堡的小伙子们着迷。姜红豆在小喇叭碗儿里捏着腔说:呼家堡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了……同志们,今天是八月十七,八月十七,也就是说,离我们最敬爱的老书记的生日只有十天了,只有十天了!各单位、各部门都纷纷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以实际行动,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为老人的生日献礼!写决心书的单位有: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奶牛厂、面粉厂、造纸厂、制药厂、食品厂、饮料厂、猪场、羊场、饲料厂、汽车队、机耕队、卫生院、浴池、学校……接着,姜红豆又说:这个日子就快要来到了。人们都期盼着这个难忘的日子,期盼着能在老人六十大寿那一天去为他祝寿!……可是,姜红豆仅仅才播了一大半,刚刚播完那些“决心书”,就再也不播那个“时刻”了。当有人问起的时候,她抿着嘴儿,有点遗憾地说:“老头”不让播了。

是呀,村民们都盼着这一天哪,村民们早就开始串联了,人们在私下里偷偷商议着,该给“老头”送点什么好呢?不光是村民们想为老人祝寿。早在半月前,就先后有省、地、县的各方人士纷纷打电话来,询问寿辰的具体时间……可是,当播音停止后,突然之间,老人发下话了。老人只说了六个字:不祝寿,不收礼。

就这六个字,立时平息了村人们祝寿的念头,他们都知道老人的脾气,也就罢了。只是忙坏了村里的秘书。在那些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话机旁,给各方人士挂电话、回电话,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他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说:“呼伯说了,心意他领了。请你们不要来。来了也不接待。呼伯说……”

然而,在八月二十七这一天,还是有人来了。上午十点的时候,在离村不远的108国道上,先后有一辆辆的小汽车向呼家堡驶来。仅从那些耀眼的轿车上就可以看出,来的全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可这些车辆并没有直接开进呼家堡,他们离村很远就停下来了。那些坐着轿车来的客人们,把车一辆一辆地停在了村外的路口上,而后一个个徒步向村里走去。

渐渐,车越来越多。多得连过往的路人都惊诧了。只见先后有二十几辆高级豪华的轿车停在村外的路边上,排起了一个长长的耀人眼目的车队。从车上走下来的人一个个气宇不凡,他们相互打着招呼,手里提着礼品,大步走着。有人一边走一边说:“不知老头见不见咱们?”有人摇摇头,说:“不会见。老头既然发话了,他说不见就不见。”还有人说:“老头六十大寿,不见也得来呀!”有人说:“那是,那是。”

村里的干部们自然知道这些人的分量,也都慌慌地迎出来,把他们迎进一个个接待室,倒上水,递上烟,说一些客气话,而后私下悄悄地派人去请示呼伯。呼天成沉思良久,淡淡地说:“既然来了,就安排他们吃个便饭吧。”又问:见不见?他说:“不见。”

中午时分,在呼家堡接待客人的小餐厅里,依次安排了三桌。第一桌摆在题名为“棉田小屋”的雅间里。“棉田小屋”里挂有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团团雪白灿灿的棉花。这桌安排的全是省、地、县一些很有名堂的行政官员。第二桌摆在题名为“麦田小屋”的雅间里。“麦田小屋”里仍是挂着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片片金灿灿的麦穗。这桌安排的大多是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化人,是一些报纸、电视台、杂志的高级记者们。第三桌摆在题名为“谷田小屋”的雅间里。“谷田小屋”里还是挂着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丛丛黄澄澄的谷穗。这桌的人稍杂一些,有几位是省里市里一些银行的行长,有几位是省里一些大公司的经理,还有两位是在工商、税务部门负一些责任的。

待客人坐下后,菜很快就上来了,每桌先上的是八道凉菜:第一道是“油炸蝈蝈”,第二道是“凉拌灰灰菜”,第三道是“糊烧麻雀”,第四道是“清蒸榆钱儿”,第五道是“醋熘蚂蚱”,第六道是“拔丝红薯”,第七道是“风腊鹌鹑”,第八道是“蒜辣柳尖儿”。这八道菜都是具有“呼家堡风格”的,是呼家堡的土产。每逢来了较为重要的客人,这八道凉菜是必上的。虽然多是野物、土产,灶上还是极为讲究的。这八道菜所花费的代价绝不低于一桌高档宴席。当然了,这八道只能算是配菜,主菜是火锅,那火锅是专门从外地买的,袖珍形的。烧的是酒精,每人面前摆一个;火锅的配菜也是八种,有生鱼片、鳝丝、羊肉片、牛肉片、鱿鱼片……酒水是三种:有白酒,那自然是“五粮液”;有红酒,那自然是“民权红葡萄”,有啤酒,那自然是“青岛生啤”了。最后才是主食,主食有馄饨、饺子、豆面面条、小窝头等等,也都是极精致讲究的。不过,这样的档次,在呼家堡只能算是二类或三类的接待规格。即使这样,也必须有呼天成发话,若是呼伯不点头,客人是坐不到这里的。只要呼伯说出“便饭”二字,就是这样的规格了。

端起酒杯的时候,坐在“棉田小屋”的一位十分精干的、看上去还有些傲然的中年人首先站了起来。他是特地从省城赶来的,是省里一个十分要害部门的处长。他举起酒杯,郑重地说:“首先让我们给呼伯祝寿,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岁岁健康!呼伯不在,作为晚辈,我先喝为敬吧……”说着,他一连喝了三杯。喝毕,他又对在一旁作陪的村干部说:“请转告呼伯,老人的生日,我年年都会来的。他不让来,我也要来……”话语中,仿佛言犹未尽,又补充道:“呼伯是我的恩人哪!”众人也都跟着站起来,为老人的寿辰和健康干杯。说起呼伯,谈起往事,自然都有很多的感慨……

酒过三巡之后,坐在“麦田小屋”里的一位客人突然泪流满面,他哽咽着对作陪的村干部说:“根宝啊,我在呼家堡当知青的时候,你才四岁,才这么一点点高,你小,你不知道,那时候,那时候啊……要不是呼伯,就不会有我冯某人的今天!是呼伯介绍我入的党,是呼伯推荐我上了大学,分到报社后,又是呼伯一次一次帮我……说起来,我是省城报社的副总编,我也算是有发稿权的人,可我没有为呼家堡写过一篇稿子,一个字也没写过。每次跟老头谈起来,老头都说,你写什么稿子?你不要写,你是呼家堡出去的人嘛。你吹什么?我不要你吹,吹得高摔得死。可我知道,我心里什么都清楚,老头是为我好呀!前些年,评职称的时候,我缺软件,我没有书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又硬着头皮找了呼伯,呼伯给我了三个字:出,出好!第二天,呼伯就派人把钱给出版社送去了,我这才评上了编审。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根宝啊根宝,你把酒倒上,全倒上。我喝就一溜儿,我喝十二杯!我这是为呼伯喝的……”他把排在桌上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摇摇地晃着身子说:“我真想为老头办件事呀,我冯云山什么时候能为老头办件事呢?”

坐在“谷田小屋”里的那位银行行长大概是喝多了,红涨着脸,嘴里絮絮叨叨地就那么几句话:“老头怎么不上我们那儿贷款呢?多少人找我,认识不认识的,都去找我,我都给他们批了。大笔一挥,批了!就老头不找我,老头是看不起他这个侄子呀!给老头捎话吧,给老头说,我对他有意见!我范炳臣对他老人家有意见。呼家堡办这么多企业,难道说不需要钱吗?可老头就是不找我,找别人都不找我。只要老头言语一声,让人拿二指宽的条子,我都认,我不是不认哪!可老头不找我呀,老头就是不找我……喝?这酒我不喝了,我生老头的气……”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他也喝得稍多了一点,听范炳臣这么说,马上举起手来:“老范,你说啥?你生谁的气?你还敢生老头的气?!你再说一遍?敢再说生老头的气,我就敢扇你!”老范马上扬起脸,说:“老刘,你扇,你扇,你替老头扇我,我不还手!”老刘说:“这还差不多……”众人跟着嚷嚷说:“罚酒,罚酒!”

等客人吃完饭的时候,村秘书杨根宝已经把一些要做的小事做了。他悄悄地把那些坐在另一处吃饭的司机叫来,每辆车的后备厢里都装上了一份礼物,这些礼物也都是呼家堡的土产:每人一壶小磨香油、十袋精致奶粉、一箱饮料。这是惯例。

茶后,客人们要走了,村干部们也都跟着出来送行。临上路时,有三位客人再三地表达了想见见呼伯的意思。报社的冯云山把杨根宝拽到一旁,悄声说:“根宝,你跟呼伯说,我想见见他老人家。你让他给我安排个时间,到时候我再来……”

银行行长范炳臣,在临上车前,又回过身来,紧握住村秘书的手,低声说:“根宝,给老头说,我想见他。你给我说说,看老人啥时候有空……”

根宝笑着说:“我一定转告。”

不料,工商局的那位副局长老刘,摇摇晃晃的,酒醉人不醉,走着走着,却又站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有事,我再等一天,说啥也得见见呼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