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学》——伦理与政治

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以便日后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今列为《四书》之一部。因为列为《四书》中之一部,以前中国学童读《四书》时,皆自《大学》一书开始。《大学》与《中庸》背后的哲学意义,对学童并不重要,自然非七八岁的学童所能了解;然此书必须精读熟记,以备将来之用。关于本书之重要性,宋儒理学家程伊川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一词,理雅格(James Legge)氏英译为The Great Learning;辜鸿铭译为The Higher Education,意为“高等教育”,更为正确。以前中国适于读“大学”的年龄,似乎相当于读美国的“专科学校”(Junior College)。《礼记》一书有一章把古时王子贵族的学制叙述得很明白,即本书中第九章。《礼记》之第八及第十二两章对古时教育制度犹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并未选入。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以便日后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君子”一词在大学中当然甚为通用,照字面看,“君子”者,“君王之子”也,亦即“王子”,后来渐渐为“士绅”(Gentleman)之称。此书内容所论,实际上,是以个人生活的修养(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也可以说以伦理与政治为主旨。

本书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提到前面,使全文含义更为清楚。原来段落前后错乱,是早年将竹简误排之故,因以前竹简是用皮条穿入竹简洞口而成捆收存的。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但他似乎不曾注意到原来错乱的缘故,以致在他调动顺序的一部分,转折之处遂显得不够自然,也因而有两行完全相同。那就是“此谓知本”这一句。此句之后,后来又有同样一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是把第二句“此谓知本”与随后的“此谓知之至也”看做是一段遗失文字的结语,于是他随即擅自代为补上那一段,借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一些。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对象,这也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辩与臆测。我曾将汉朝郑玄的《大学》原文与朱熹的版本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由来是那相同的两句“此谓知本”,原来在那段文字里是分开的。但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那些幸未罹难得以硕果仅存的老儒生,是全凭心中记诵记录下来,因而联系错误,这也自然难免。就犹如现今排字房犯这类错误一样。由郑玄的版本中原有的错误推论起来,根本没有什么“阙文”,只是因文句错乱而起,在句中所讨论的“格物致知”只是限于人性与人心的活动,并未涉及物质界的宇宙。这一层由随后我改编的《大学》正文中即可一目了然。朱熹将全章予以前后调动,我仍保持其原来顺序,未予更动;只是把原来承上启下的那个雷同的句子,改放在我认为适当的所在而已。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

语译

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于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于止于完美之境。知道止于完美的境界之后,对人生才有固定的宗旨。对人生有了固定的宗旨,才能得到心境的宁静。得到心境的宁静之后,才能安然自处。能安然自处,才能用心思考;能思考才能有所知。物体之组织是由基础及高层所构成,而每件事务之演变上也是有其开始,有其终结的。因此了解事物之正常关联的顺序,乃是智慧之始。

先贤凡是要保存普天下人那清新的品德的,必要先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要想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必须先把家庭生活整顿好。要想把家庭生活整顿好,就须要先修养个人的生活。要修养个人的生活,必须先把心安放端正。要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必须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要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必须获取真知;而真知在于研究万事万物。将万事万物研究之后,便有了真知;有了真知,其本意便能发乎真诚;本意能发乎真诚,内心便能放得端正;内心放得端正,个人的生活便可有了修养,个人的生活修养好,而后家庭生活才能整顿好;家庭生活整顿好之后,国民的生活才能上轨道;国民生活上了轨道,整个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必须把个人生活的修养看做一切的基本。基本不好,其上层好者,是绝不可能的。树的主干瘦弱,而其上面枝叶茂密者,天下也绝无此事。这就叫做知道根本。

原文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语译

什么是修养个人的生活?《尚书·康诰》说:“唯我文王能使自己的品德清新。”《尚书·太甲》说:“唯我先王成汤,常常顾念着上天的明命。”《尚书·尧典》说:“唯我帝弟能使自己的崇高品德清新。”这些都是讲古代的帝王是从自明其德行开始的。

成汤的《盘铭》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康诰》说:“使周人变成新民族。”《诗经·文王》说:“周虽然是个旧国家,接受的天命是新的。”所以君子在所有时间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什么是达到完美的境界?《诗经·玄鸟》说:“王者的都城地方千里,百姓都居住在这里。”《诗经·缗蛮》说:“嘤嘤鸣叫的黄鸟,都栖息在树多的小阜上。”孔子说:“对于栖息,鸟都知道该栖息在什么地方,难道人可以不如鸟吗?”《诗经·文王》说:“穆穆然深远的文王,他的德行总是光明,事事小心恭敬。”文王为人民的君王,保持着仁爱之心;为君王的臣,尽心奉职不敢疏忽;在家里是儿子,侍奉父母一片孝心;当父亲的时候,教诲儿子非常慈爱;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言语句句诚实。

《诗经·淇澳》说:“看那淇水弯曲之处,青绿色的竹子多么美丽茂盛!我们那文采斐然的君子,学问何等精细,切削过似的,打磨过似的,严密刚强,威严光辉啊!文采斐然的君子,百姓终身不能忘记呀!”这如切如磋,说的是学习的道理;这如琢如磨,说的是自修的道理;瑟兮僩兮,是说战战兢兢,一刻不敢马虎;赫兮喧兮,是说恭敬之心在内,威仪表现于外;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是说道德完善到了最高境界,百姓终身不能忘记。

《诗经·烈文》说:“伟大啊!从前的文王和武王,虽然逝去久远了,后世人永远思念不忘!”后世君王尊敬前代贤明的模范,敬爱他们的亲人;后世人民享受太平的幸福,享受遗留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追思不已的缘故。

原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语译

什么是达到真知?孔子说:“听断诉讼,我也和别人一样不算难事。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全没有诉讼。于是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就会羞于为自己辩护,人民就怀着敬畏之心。”这就叫做知道事物的根本。这就叫做达到真知。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语译

所谓使自己的心意诚实,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恶劣像厌恶臭味一样,喜爱善良如同喜爱美人一样。这就叫做满足自己的心意。所以君子必然非常谨慎地对待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普通的人在平时无人而独处时做坏事,可以无恶不作;看见诚实的君子就会内心不安,尽量掩饰,假装在做好事。其实别人看他,就像看清他的肝脏和肺脏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欺骗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是什么样的,表现出来的也会是那样,所以君子必然十分谨慎地对待他一人独处的时候。曾子说:“不要说无人看见,十只眼睛看着呢;不要说没人指出,十只手指着呢。多么严格呀!”财富可以使屋子华美,德行可以使人身体充实,心地宽广。所以君子必然要使自己的心意出于至诚。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语译

为什么说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呢?心里有愤怒,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恐惧,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受着喜好的牵系,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忧患,心就不能安放端正。端正虚静的心已经不在了,就会看事物视而不见,听声音听而不闻,吃东西也不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心安放端正的原因。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语译

为什么说整顿好他的家庭在于修养个人的生活呢?人对于他所亲爱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认为低贱厌恶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敬畏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怜悯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姑息或骄纵的人会失之于偏颇。所以说,喜爱的而又知道其中有恶劣之处,讨厌的而又知道其中有美好之处,这样无偏颇的态度天下少见!所以谚语说:“人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坏处的,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庄稼茂盛的。”这就是说个人的生活没有修养好,是不可以整顿好他的家庭的。

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语译

为什么说治理国家的生活首先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呢?他自己的家人都无法教育好,反而能教好别人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不一定走出自己的家庭,他的文化榜样延伸而感化一个国家。孝道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道是用以侍奉兄长的,慈爱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尚书·康诰》说:“就像母亲爱护初生的婴儿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是先学会养孩子而后嫁人的。如果你的本能是健全的,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离得太远。一个家庭学会了仁爱,一个国家就会学到仁爱;一个家庭学会了谦让,一个国家就会学到谦让;一个家庭贪婪和狠戾,一个国家就会不守法纪。事物的法则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破坏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使国家安定”。尧舜为天下做出了仁爱的表率,人民就会学习他们;桀纣给天下做出了残酷的样子,人民也会模仿他们。他们的命令如果和他们的行为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求自己然后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过恶然后才去责备别人的过恶。在他自己的身上不采用推己及人的恕道,反而能影响别人明白宽恕的道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所以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诗经·桃夭》说:“桃花那样的艳丽,桃叶婆娑多美盛!那个女儿嫁到了夫家,一家和睦真安宁。”做到了全家和睦安宁,然后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蓼萧》说:“和睦的家庭敬爱兄长、爱护弟弟。”敬爱兄长、爱护弟弟,然后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鸤鸠》说:“君主的礼仪丝毫不差,就能使一国井然有秩序。”君主的行为足够成为父亲、儿子、哥哥、弟弟的榜样,而后百姓自然会效法他。这就叫做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语译

为什么说恢复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国家的生活呢?当权的人尊敬老人,普通的人也就知道当好儿孙;当权的人敬重长辈,普通的人也就会知道尊重和友爱;当权的人仁爱幼弱和无助的人,普通的人也就不会做出与之相反的事情。这就叫做君子有规范自己的行为的测度的标准。一个人憎恶来自上面的东西,就不要用来对付自己的下面;憎恶来自下面的,就不要用来服侍自己的上面;憎恶来自前面的,就不要放在后面的前面;憎恶来自后面的,就不要放在前面的后面;憎恶来自右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左面;憎恶来自左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右面。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南山有台》说:“人民悦乐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普通人喜欢的君主就喜欢,普通人憎恶的君主就憎恶。这就叫做人民的父母。

《诗经·节南山》说:“庄严的南山啊,岩石莽莽。威严的师尹,人民瞻仰!”执掌国家的当权者万万不能不小心谨慎;一旦偏颇,就引起天下人的抨击。

《诗经·文王》说:“殷朝还没有丧失人民的时候,能够配对上帝。应该吸取殷朝的教训,保持天命不容易。”这说的是得到人民的,就得到国家;丧失人民的,就会丧失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君子首先注重自己的德行。如果他有德行,就会有人民;如果有人民,就会有土地的权力;如果有土地的权力,就会有财富;有财富,就能有用度。德行是根本,财富是结果。如果君主忽视根本,而企求额外的财富,就会导致人民互相争夺和竞争利益。所以君主积累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人民;君主分散个人的财富,就能获得人民。如果一个人言辞狡诈和欺骗,就会得到言辞狡诈和欺骗的回答;如果他的财富是欺骗得来的,也会由欺骗的方法而失去。

《尚书·康诰》说:“天命不是固定不可改变的。”好的君主就能得到天命,不好的君主就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财宝,做好事才是我们楚国的财宝。”逃亡的晋国公子的舅舅狐偃说:“我们逃亡的公子没有财宝,只有对同宗人的感情联系是他的财宝。”

《尚书·秦誓》秦穆公说:“我假若有那么一个大臣,朴实真纯,不假装有别的本领,心性淡然寡欲,豁达大度能包容一切。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他自己有那种才能一般,看见别人英俊聪明,心里喜爱,不但能像从他的口里称赞的一样,而且确实能够容纳贤才,就将是一个能辅佐国家的人,他会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假若这个大臣,别人有才能,就妒忌和憎恨他,别人俊美聪明,就设法压抑他使他不能发达,实在不能容纳人,他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这样的人对国家是很危险的。”只有仁德的君主才能驱逐那等邪恶的大臣,把他赶到四方夷狄地方,不让他和我们同住在中国。这就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爱别人,也才能恨别人。看到贤德的人君主不能任用,即使任用又不是尽早任用,就是怠慢或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看见坏人而不能退黜,退黜了又不能驱逐到远方,就是软弱。喜爱别人厌恶的,厌恶别人喜爱的,就叫做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灾难必然落在他的身上。于是我们看到做君主的基本原则:必定是忠实和诚信才能保持他的统治,骄傲而又生活放纵就会失去他的统治。

积累财富有其基本原则,即如果有很多财富的生产者,只有很少的消费者,如果人很快地挣钱,而花费缓慢,那么财富就总会是充足的。仁义的人用他的财富发展其人品,不仁义的人则发展财富用于他个人的消耗。从来不曾有过君主好仁德,而他的目标会失败于好义的臣民;从来不曾有过人民好义,而国家事务不能贯彻完成的;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财富集聚在国库里,君主不能继续占有的。

孟献子说:“士人一变成大夫已经保有马匹和车辆,就不再照看鸡和猪了;丧祭用冰的卿大夫之家,就不再养牛和羊了;拥有百辆车子的贵族之家,在他的家里就不应该保有强夺收税的家臣。宁可有一个偷盗他的财货的管家人,也比有一个强夺收税的家臣为好。”这就是说的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

掌握政府的首脑依赖聚敛财富的,是因为任用小人而造成的。他想要做好,但是小人管理着国家,带来了国家的灾难,所有的善意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说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