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长第五-2

名臣的典范

孔子又批评一个人,是当时春秋时代,比孔子稍稍早一点,郑国有名的首相,对郑国有了不起的贡献的,名叫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

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说他特别有四点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业、修养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对他四个长处,在历史价值上加以评论。他说子产自己严肃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谨,不马虎,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对自己最易放松,往往认为错处总是他人的,很少对自己的错失反省,而子产做得到“行己也恭”,实在难得。同时又“事上也敬”,子产做首相,对于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内心的肃诚,敬是对人对事态度上的严谨。换言之:对上

接受命令时,不只是服从,有好的意见时要提出力争。执行命令,要尽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见办法,他表示没有异议,你教他执行,他又呆在那里。而子产对上对下都能敬于其事。“其养民也惠”,他能促使经济繁荣,对于社会百姓,大家能得其所养,安定生活,对于社会有贡献,有恩惠给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于他,他有命令下达时,各个服从。但是“其使民也义”,他又非常合理、合时、合法,人家乐意听他用,的确是大政治家的风范。所以郑国有子产才能兴起来,因为他有四点君子之道。这四点长处并不仅是政治家才应该具备,而我们不是政治家就用不着,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拿这四点来作人处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谓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晏平仲。齐国人,曾任宰相,年纪比孔子大一点,但与孔子同时。孔子到齐国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让他去,齐国本来想请孔子去,小矮子告诉齐王:“你能有这度量,可以请他来吗?”这个话皇帝一听,心里有数了,就不敢请孔子去。但是孔子对于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他说这个人作朋友了不起,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说是孔子前辈,年龄虽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辑自《史记·管晏列传》,提到晏子的车夫,一天回家时,太太要求离婚。车夫问什么原因,他的太太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载晏子经过门口,晏子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简朴无华,自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显得意气扬扬、自足自满的样子。你竟是这样没有出息,不长进

的人,所以我要离婚。晏子的车夫听了这番话,就马上改过,力学谦卑,第二天驾车都变了。晏子看见他突然一反常态,样子变了,觉得奇怪,问明了原因,晏子就培养他,从此立志读书,后来官拜大夫。从这个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这个人对于交朋友的态度。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个朋友,就全始全终。我们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终的很少,所以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到处点头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对人越恭敬有礼,别人对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久而敬之”。我们看到许多朋友之间会搞不好,都是因为久而不敬的关系;初交很客气,三杯酒下肚,什么都来了,最后成为冤家。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相敬如宾”——宾是客人,对于客人无论如何带几分客气,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来了客人,一定暂行停战,先招待客人,也许脸上的怒意没有完全去掉,但对客人一定客气有礼。夫妇之间,在最初谈恋爱时,西门町电影院门口等了两小时,肚子里冒火,对方来了,还是笑脸迎上去,并且表示再等两小时也没关系。如果结了婚,再这样等两小时,不骂一顿才怪!因为是夫妇了嘛!所以夫妇之间,永远保持谈恋爱时的态度——相敬如宾,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妇如此,朋友也如此。扩而大之,长官对于部下,部下对于长官,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敬”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记:“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少碰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与晏平仲相反,时间久了,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对五伦中的友道,实在有亏。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必须急图匡正。以便维系“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则。

玩物丧志

接下去,谈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鲁国的大夫,为臧孙氏,名辰。“居”字在这里,和“囤积居奇”这句成语中的那个“居”字的意义相同。“蔡”是大乌龟,就是在街上特产店中可买到的玳瑁。讲到乌龟和狗,在中国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视的东西。平常碰到广东朋友,就往往会谈到吃狗肉。为什么广东朋友欢喜吃狗肉?因为广东、福建一带,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时在中文音读方面,广东、福建的语系,很多地方还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们研

究诗词、读古文、讲音韵平仄。假使用现在的国语发音,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惑;我们如用国语来朗诵古诗词,就会常常读错音的。例如一个字的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改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第四声(入)往往和平声没什么分别,所以原来的四声等于只有三声。原来的上、去、入等三声都是仄声,但现在听见有人用国语朗诵诗词,对入声字就念成了平声,这就是因为现在的国语,一、四两声不容易分而发生的毛病。

我们中国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声,事实上以中原音为准,有宫、商、角、征(知矣切)、羽、变宫、变征等七音。(笛谱上有合、四、一、上、尺、 工、凡等七个音阶。)所谓中原是古南阳,现在的河南、鄂北一带,为中原的中心地带。京戏中皮黄的黄,就是指湖北黄陂、黄冈一带而言,如“大王”这个名词,在京戏里念成“代王”的音,广东话的“大佬”也念成“代佬”,这就是古音。所以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文化,都必须懂得广东话,乃至福建话(包括台湾话)。因为广东话、福建话有七个音,尤其闽南话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国语没有的音。

为什么我们说广东人的吃狗肉,也是来自上古的文化?我国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来,差不多到商周时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猪、羊等作祭祀的牺牲。老子《道德经》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一般人批评老子这句话为阴险、刻薄,看事情太透彻。因为他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不仁,生了万物,又把万物当刍狗来玩弄。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或者故意曲解来作幽默用的。老子“刍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来是作祭祀用的牺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礼中,如现在的冷猪头、牛、羊等。后来由于社会风气的演变,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相当于后世在拜拜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儒家常说天地有仁心,滋生了万物;老了则说天地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天地生了万物,并没有想取回什么报酬。人帮助了人,都往往附带了条件,希望有所回报。于是老子说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万物,他没有居功;天地给万物以生命,他没有自认为荣耀;天地做了好事,使万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没有条件。所以真正要成为圣人,就要效法天地的这种精神,养成这样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万物和那个丢掉的

草狗一样,并没有对人特别好,对其他的万物特别差。人之所以对万物差,是因为人的主观,人的自私的观念;这是老子的本意。

总之,这是说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时也把乌龟看得很重要。刚才说过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较接近的,要从广东、福建两省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着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他们祭祀时用米做的乌龟很多。而在大陆其他各省,对乌龟就很忌讳。实际上乌龟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认为它的寿命很长,又代表了厚道、富贵,所以本省现在还保留这个风气。

现在讲到“蔡”,就是大龟——玳瑁,是龟中特别好的一种。战国时代,对大龟看得很珍贵。如果现在有人以此为题写博士论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个学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就提到过乌龟。所谓“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内。过去对于这些像科学,又像哲学,又像玄学的东西,都归“太史公”掌管。所以当时太史这个官,就是专管历史和这些事情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常有“太史公曰”,因为他是历代世

袭的太史,他是把父亲捧出来:“我爸爸说的。”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骂人的时候,不好意思直骂,就说“太史公曰”——“我爸爸当年说的”,这是司马迁写文章调皮的地方。

司马迁在《日者》、《龟策列传》中,写到卜卦用乌龟的事。古代认为乌龟有神灵,卜卦要用乌龟的壳。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么好的乌龟壳?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就很残忍了。是把乌龟上下夹住,然后在乌龟后面用火一烧,乌龟被烧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壳又被夹住了,最后向前猛窜,龟肉飞了出去,壳就留下来,所谓“脱壳乌龟”就是这情形。这种龟壳,就被认为有神灵,拿来作卜卦之用。

司马迁因为世代研究这类东西,天文、气象、卜卦等等都会,因此他在《龟策列传》中,对这件事写得很妙。他说乌龟如何如何灵,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战国以前,遇到国家大事,连大臣们都不能决疑的时候,就用卜卦来决定。他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乌龟如何灵验,但写到最后,妙了!他写道:“江淮人家,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最后这么一句,意思是说:据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长江以南,湖南、广东一带的人,

他们还吃乌龟的肉呢!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说他迷信不迷信?这可不知道了,也许这是他的历史哲学。上面说了乌龟很灵验,既然很灵验,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还吃乌龟肉,就可见不灵验。假如不灵验,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说是迷信,上面又举了很多灵验的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古人写文章,不像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根。古人写文章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不轻易下结论,非常客观。

现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说的,因为古人对于乌龟非常重视,鲁国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个玳瑁藏起来。当年没有博物馆,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里,修了一间房子,把这个玳瑁供起来。这间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极了。“山节藻棁”, 就是古代木质的建筑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纹浮雕。“棁”就是接棁的地方。为了供一只乌龟,特别在家里修一栋建筑物,又修得那么漂亮、华丽、奢侈。一般人都认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孔子就说:“何如其知也?”——这个“知”读“智”——像他做这样事情的人,为什么一般人说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认为臧文仲做这件事,太不懂事,几乎是近于无知。他相信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时,在言行上,一举一动,一句话,都会影响到社会风气。以现代社会而言,如果一个有权位的人家,养一只小狗,给它盖栋小洋房,就未免太过分了。当一个社会艰难困苦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不能算是智。

进退揖让之间

这里又批评当时历史上另外一个人——令尹子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名宰相。姓斗,名谷于菟。楚国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国家。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于传统守旧;到了南方,楚国是后起的国家,气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兴开展的现象。同时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于后世所谓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号。他的道德、学问都很有修养,而他当时在国际间的声望,大致相当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并没有觉得了不起,一点也没有高兴过。“三已之,无愠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没有难过。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发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

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

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濯足沧浪哪得清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情。齐国是鲁国的邻邦,当时有一大臣崔杼叛乱,杀掉了齐国君王庄公。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已经说过,他常用一两个字标明,衡论是非。这里的“弑”字,就是《春秋》大义的微言。凡是叛变的人杀了上面的都称为“弑”,所以在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变杀了上面,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叛变的罪名。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也是历史的道德观。无论怎样成功,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千秋万世都要负这个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杀就是杀。对敌

人打胜仗就是克,不是敌人就不能用克。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变杀了齐君就是弑。

陈文子也是齐国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当。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车子为一乘,用四匹马驾驶。有马十乘,就是有十部马车,一共四十匹马。以现在来说,小轿车就有十辆以上了,直升飞机几架不去说他。“弃而违之”,对崔子的叛变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财产都丢掉不要,逃离了齐国。“之于他邦”,又流浪到别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都很乱,到别的国家一看,“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臣们,也都是混蛋,和齐国的崔子一样,都不是好东西。“违之”,因此又走。周游列国,到处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都在混乱,大臣都和崔子一样,没有好东西!“违之”,离开了。这个陈文子,后来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么国家去了(一笑)。子张就问孔子,老师,像陈文子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说,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则,为什么自己国家有难,弃而不救,到处乱走?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难道国家太平了,就非要你来住吗?

绝大多数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这个地步。他们清,很清。他们批评什么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让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谈天下事,谈得头头是道。不过,天下事如果交给他们办,恐怕只要几个月就完蛋。国家天下事,是要从人生经验中得来。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一呼百诺”的权势经验都没有尝过,那就免谈了。否则,自己站在上面叫一声:“拿茶来!”下面龙井、乌龙、香片、铁观音,统统都来了,不昏了头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皱皱眉头,觉得不对,等一会就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味道尝过没有?没有尝过,到时候就非昏倒不可。头晕、血压高,再加上心脏病,哪里还能做事?一定要富贵功名都经历过了,还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时是如此,起不了时还是如此;我还是我,这才有资格谈国家天下事。不然去读读书好了。至于批评尽管批评,因为知识分子批评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严格说来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过只是自私心的发展,不能做到“见危授命”,不能做到“见义勇为”。所以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也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得来,的确大半是如此。屠狗辈就是古时杀猪杀狗的贫贱从业者,他们有时候很有侠义精神。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有时候这些人讲义气,讲了一句话,真的去做了;而知识越高的人,批评是批评,高调很会唱,真有困难时找他,不行。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体裁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听了连声赞好。这就和“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他是对这个“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对于陈文子这种

人的评论只给他一个“清”字。总之,“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这话很有道理。子张又问陈文子这个人,够不够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说,他对仁的观念都还没有,怎么可能达到“仁”的修养?

想得太过了

上面列举出“忠”的榜样和“清”的榜样,接着讲一个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孙,名行父,谥文,是鲁国的大夫。做事情过分的小心,过分的仔细。“三思而后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便说:“再,斯可矣!”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从前老学究们的解释认为:“做事情要特别小心,孩子们,想三次都不够,孔子说‘再斯可矣!’还要再想一次哪!”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其实,孔子认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诚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后行”,的确考虑太多了。学过逻辑就知道,学过《易经》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但是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过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这个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结果,问题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张,何必三思而后行,再思就可以了。

难得糊涂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很有名的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经历卫国两代的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朝代完全不同,宁武子却安然地做卫国的两朝元老。“邦有道则知”,这个邦就是古时国家的别称,国家政治上了正轨,他的智慧、能力、才具发挥出来,了不起!可是后来到了卫成公的时候,政治、社会,一切都非常混乱,情况险恶,他还在朝,也参加了这个政治,可是他在“邦无道”的时候,却表现得愚蠢鲁钝,好像什么都很无知。但从历史上看出他并不笨,他对于当时的政权、社会,在无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见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无能,没有什么表现,可是他对于国家、社会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断语:“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说宁武子那种聪明才智的表 现,有的人还可做得到,但处于乱世那种愚笨的表演,就难以学到了。

人们到了社会历史发生变动的时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权变乱时,在前一个君王手上,充分表现了政治才能的人,本来是很容易遭忌的。这是政治上千古以来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点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人类心理的通病,能干了会有人妒忌的。为什么妒忌?只能说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我们必须以学问、道德来消磨它。这种妒忌心理,到了事业或利害相对的时候,就忌刻别人。所以学问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这些罪恶的心理,消磨了、转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 所以孔子说到宁武子,当初他的才能表现得那么高,应该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变乱的时候,他表现很碌碌无能,没人打击他,也没有人仇恨他,这一点修养是别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时,聪明才智很容易露锋芒;“其知可及也”,这点大家还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实无华、老实平淡、笨笨无能的样子,“其愚不可及也”,这就很难做到了。

这里我们就想到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几句很了不起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自己聪明的锋芒收敛起来,而转进糊涂,这就更难了。下一句话说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权位都让给人家,心里很舒服,并不希望人家事后报答,只要当时心里舒服就好。这也是孔子说宁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伸。

不如归去

下面讲到: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归与的“与”字是惊叹词。这一节等于孔子的一段传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到晚年的时候,要想回来讲学的自白。这里谈到学问之道。我们要特别了解的是,孔子在这段时间周游列国,对于国家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权的

机会,但是他不要,他认为国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须要以教育文化为基础,于是他决心回到自己的国家讲学去。此时他很感叹地说:回去吧!回去吧!

“吾党之小子狂简”——小子是年轻人。党是指古代的乡党,也就是鲁国这一些跟随他的学生们。“狂简”是两个典型。豪迈、慷慨,多半年轻人喜欢的个性和作风就是“狂”。轻易、草率,对国家天下事掉以轻心,就是“简”。我们知道宋代的名诗人陆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学家喜欢捧陆放翁,誉他为爱国诗人。)他的一首名诗:“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与伯仲间。”这是他当时的自述。他在少年时代,希望带兵打仗,把金人赶出去,那种幻想中的气魄,非常可爱可嘉;后面四句则说到年纪大了,头发白了,一无所成的感慨。现在引用他的诗“早岁那知世事艰”,说明年轻人虽然富有冲劲,但容易犯轻狂的毛病,太过冲动,这就是“狂简”的狂。第二种典型“简”,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样,年轻人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吾党之小子狂简”,是说跟自己的这班年轻人,蛮有豪气,看天下事太容易了。虽然文采不错,“斐然成章”地议论纷纷,毕竟还未成器。像现代许多年轻人搞的书刊著作,大谈国家天下事,头头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这完全两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几十年亲身艰苦的经历,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孔子认为,必须要回国教育后一代,决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养国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这句话,是说年轻人有够狂的豪气,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简单。文章见解固然有,却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该不该?怎样是能不能?都不考虑。学问之道,最难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师一样,要把一块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这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鲁国,献身于文教的千秋事业。

这一段,在时间上说,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国讲学的情况。为了整篇《论语》的行文,特地安排在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陈蔡之间,遭遇困难以后,决心要回国讲学了,于是发出了这个“宣言”说明他回国讲学,对一些人或事,所采取的态度。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对于伯夷、叔齐、吴泰伯三个人是非常佩服的。关于吴泰伯,在下面还有专篇。中国历史上这三个人,都是薄帝王而不为的人,他们本该当君主的,可是他们都谦让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老大让位给老三,老三也不干,结果两人都逃掉了,只好由老二勉强担当政权。伯夷、叔齐这样让国,吴泰伯也是这样的人。孔子到处提到他们,非常尊敬他们、崇拜他们。在这里又提到伯夷、叔齐有不念旧恶的美德。过去有人对不起他的,过了就算了,不怀恨在心。这有什么

好处呢?有!“怨是用希”,能够不怀恨别人,宽恕了别人,所以和别人之间的仇怨就没有了,而坏人渐渐也会被他们所感化。

为什么《论语》编到这里,把这句插进去呢?因为孔子在鲁国做过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现在电视上《包青天》节目中,包公的那种政风。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杀掉了,雷厉风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过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没办法。既然要回国讲学,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抛诸脑后了。过去有人对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随他去。我们回去教学吧!虽然如此,他又讲了一件事。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个鲁国人,人家说微生高这个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认为大家的话说过分了,他并没有符合这种修养。“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浆。他没有,自己便到别一家去要一杯醋来,再转给这个要醋的朋友。孔子认为这样的行为固然很好,很讲义气,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必转这个弯。微生高转了这个弯,就不能算是直。

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了。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面还会讲到——是“以直报怨”,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思想的争论点。什么是“以直报怨”呢?你打我一记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过分吧!总可以吧?因为你打我,我实在生气。至少,你骂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这总可以吧?这就是“以直报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这个主张。“以德报怨”是老子的思想,后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说,你对我不起,我不恨你,不报复你,反而对你好,

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报怨”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侠义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张“直”。所以中国侠义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传于民间,所谓“睚眦必报”,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这种精神演变而来。那么孔子这个思想对或不对呢?我们不管他圣人不圣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先把圣人这头衔供到上面去,问题则要讨论。 拿中国传统的侠义思想或道家的思想来说,对于一个有困难,有急用而来借钱的朋友,正好自己没有钱,于是转向他人借来,给这困难的朋友,这是义所当为的事。但孔子在这里却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不是直道的行为。

就我们现在研究的方法,《论语》是整篇连贯的,不能一节一节拆开来看。而且二十篇《论语》,也可说是全部连贯的一篇大文章。那么在这一个基本观点上,来看这一句话的含义。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后,要回国讲学了。他发表“宣言”,首先提出来“不念旧恶”,过去的都过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说他。现在应该回去,为自己国家、为天下人,打一点文化的基础,来教育后代。第二点他也说明,虽然过去不问,但好的还是好,坏的还是坏。并不因为既往不咎,坏的就一下子变好了。这里不过借用这个“直”字来作说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这一点,是孔子解释直道行为的要点,那么,后世的儒家就发生问题了。汉、唐、宋、元、明、清以来,所有读书称儒家的人,都变成胸襟狭窄,结果就成为刚才所例举过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了。难道说读书人多半不管别人,不能具有这种侠义的精神?这是误解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我的观点,连贯全篇的思想看起来,孔子是故意向当时鲁国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国的人,透露了一个消息——虽然对于你们,在我心里并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要害怕,我要回来了。

何以见得是这样的呢?下面孔子还有一句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个丘是孔子的名字。我们过去老式的念书,念到这里不称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讳,要挨揍的。于是另外拿一个字来替代,而念成“某亦耻之”。现在时代的忌讳不同了,无所谓。这里孔子又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脸上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就是写《春秋左传》的左丘明,古人认为左丘明是当时的闻人。古代所谓的闻人,就是名气非常大,可并不是官,也不是一个固定型的人,所以称闻人。后世对帮会领袖称作闻人,这个观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这句话是说,左丘明讨厌这种说假话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样,讨厌这种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来,暗暗放在心里,还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这样 的人,他的行径就太不对,用心也太奸险了。左丘明作人的态度不屑于这样,我也不屑于这样。

把孔子这两句话,和对微生高的话连在一起,再把上面“归与……归与……”连贯起来,如我刚才所说的,是孔子归国办教育前的“宣言”。等于是对鲁国政治上这班怨恨他、怕他回来的人说,我对你们是不同意的,但没有仇恨,我要回来了。一连串贯通起来,便成了这个意思。但非定论,我只是作如此说而已。对与不对,另俟高明。

下面接着孔子回到鲁国了,我们把它连起来,就像是孔子的一段传记历史。也可当一部小说,也可当一部电影看。

一乐也的对话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有一天,颜渊和子路站在孔子旁边闲谈,孔子就说:“盍各言尔志”。“盍”是一个虚字,中国古文里经常有“盍”“夫”这类虚字,等于我们现在的“嗯”、“那么”。他说,:你们年轻的一代,把你们的愿望、志向讲出来听听看。在这里,我们等于在看话剧,台词中表现了孔子学生的个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个性。子路是很有侠气的一个人,胸襟很开阔。他说,我要发大财,家里有几百部小轿车,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还有其他很多富贵豪华的享受。但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希望所有认识我的人,没有钱,问我要;没饭吃,我请客;没房子,我给他住。气魄大!唐代诗人杜甫也有两句名诗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子路这个志愿的翻版。他说修了千万栋宽敞的国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穷读书人都来找我,这是杜甫文人的感叹。而子路的是侠义思想,气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给予上等的供应。“与朋友共”的道义思想,绝不是个人享受。“敝之而无憾”,用完了,拉倒!

颜渊却是另一面的人物,他的道德修养非常高,与季路完全两个典型。他说,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为、最好的道德成就,对于社会虽有善行贡献,却不骄傲。“伐善”的伐,就是夸耀。“无伐善”,有了好的表现,可是并不宣传。“无施劳”,自己认为劳苦的事情,不交给别人。“施劳”的意思,我主张这样解释。在上面也提到过,圣贤与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圣贤不想征服天下,只想征服自己。所以圣贤比英雄还要难。换句话说,英雄可以施劳,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别人的烦恼、痛苦上。圣贤则不想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的肩膀上,而想担起天下人的烦恼与痛苦。所以颜渊讲“无施劳”,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身上,这是颜渊的所谓“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这两学生的理想志愿完全不同,都报告完了。孔子听了以后,还没说话,我们这位子路同学,可忍不住,发问了,老师!你先问我们,你的呢?也说说看。孔子说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实现,这是最难做到的了。这三点一看就与众不同。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成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学家……总之什么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老者安之”,社会上所有老年的人,无论在精神或物质方面,都有安顿。“朋友信之”,社会朋友之间,能够互相信任,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没有怀疑。“少者怀之”,年轻人永远有伟大的怀抱,使他的精神,永远有美好的理想、美丽的盼望。也可以说永远要爱护他们,永远关爱年轻的一代。我们仔细研究,如果这三点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要为他加一个头衔,就是圣人,或者神仙,或者如来。因为这三点,对上一代,自己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谓圣人境界,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讲到这里,这篇对于学问之道实际的讨论,引用孔子的话,作个结论。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这就是学问之道的点题。主要的要与第一篇《学而》连起来。孔子这几句话,用白话文翻译过来是:算了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能随时检讨自己的过错,而且在检讨过错以后,还能在内心自我审判。怎样受审判呢?就是自己内在打天理与人欲之争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冲动的感情。这是学问的基本;也是中国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时会碰到,而无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烟的人,戒烟非常难,看见了烟,理智告诉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识地会伸出去

取烟。其实人生随时随地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愿做,但欲望一起,就压不下去,理智始终克服不了情欲。所以孔子儒家的学问重点,在于内讼和自省,自己在肚子里审察一番。孔子在这里就讲到,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随时自己反省、随时检讨自己、责备自己的。这是特别提出孔子讲作学问的重点所在。

在下面还补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根据孔子上面所说,以他活到六七十岁的年纪,周游世界各国,竟然没有看到过一个随时反省的人,顶多只有一个,是他的学生颜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并没有那么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于我们说在三家村里。(古代的“邑”,等于现代的邻或里。汉唐以后,“邑”的观念又不同了,相当于现代的县。如果把汉唐以后的“邑”的观念,拿来看春秋战国时的“邑”,那就错了,这是研究学识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着补充说,就是在十户人家的三家村里,也一定有讲学问道德的人。对事的忠、对人的信,都像我一样,只是不像我一样肯努力去多方学习而已。孔子认为许多人有天才,但没有加上学识的培养,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问题也是一样。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只是因为没有学养,不知道把这种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养出来。要使这种心理上善良的本质见之于行为,就必须加上学问的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