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第十二-2

继绝传薪

由此引伸出来,我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兴衰,端赖于文质的均衡发展。现在我们文化的危机当然很严重,以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继绝存亡之间,去挑起文化传统的责任来。现在的年轻学生,学位很容易拿到,学士、硕士、博士那么多。老实讲,我是很担心!很忧虑!学位尽管拿,是否确实能挑担子,却是个问题。对于文化的存亡继绝,要青年们将这个火把点下去,火种留下去,最怕青年们没有这个本事,目前就有这样一个危机,这是讲大的方面。

书画琴棋诗酒花

讲小的方面,个人文与质的关系。

有些人有天才,本质很好,可惜学识不够,乃至于写一封信也写不好。在前一辈的朋友当中,我发现很多人了不起。民国建立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各方面有许多人都了不起。讲才具也很大,对社会国家蛮有贡献,文字虽然差点,可是也没有关系,他有气魄、有修养。

另一些人文章作得好,书读得好,诸如文人、学者之流。我朋友中学者、文人也很多,但我不大敢和他们多讨论,有时候觉得他们不通人情世故,令人啼笑皆非。反不如有些人,学问并不高,文学也不懂,但是非常了不起,他们很聪明,一点就透,这是“质”。

再说学问好的文人,不一定本质是好的。举个前辈刻薄的例子,像舒位骂陈眉公的一首诗,一看就知道了,这首诗说:“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功名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称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陈眉公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名士,也就是所谓才子、文人。文章写得好,社会上下,乃至朝廷宰相,各阶层对他印象都很好。可是有人写诗专门骂他:“装点山林大架子”,所谓装点山林是装成不想出来做官,政府大员请他

出来做官,他不干。真正的原因是嫌官太小了不愿做,摆大架子,口头上是优游山林,对功名富贵没有兴趣。“附庸风雅小名家”,会写字、会吟诗,文学方面样样会,附庸风雅的事,还有点小名气。“功名捷径无心走”,朝廷请他出来做官都不要做,真的不要吗?想得很!“处士虚声尽力夸”,处士就是隐士,他自己在那里拚命吹牛,要做隐士。“獭祭诗书称著作”,獭是一种专门吃鱼的水陆两栖动物,有点像猫的样子。它抓到鱼不会马上吃,先放在地上玩弄,而且一条一条摆得很整

齐,它在鱼旁边走来走去玩弄,看起来好像是在对鱼祭拜,所以称作“獭祭”,它玩弄够了再把鱼吃下去。这里的借喻,是说一个人写诗做文章,由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然后组合一下,整齐地编排在一起,就说是自己的著作了。骂他抄袭别人的文章据为己有。“蝇营钟鼎润烟霞”,这是说他爱好古董,希望人家送他,想办法去搜罗。“蝇营”,是像苍蝇逐臭一样去钻营,人家家里唐伯虎的画,赵松雪的字等等,想办法弄来,收藏据有。“翩然一只云中鹤”,这是形容他的生活方式,看看多美!“翩然”,自由自在的,功名富贵都不要,很清高,飞翔在高空中的白鹤一样。“飞去飞来宰相衙”,这完了!当时的宰相很喜欢他,既然是那么清高的云中鹤,又在宰相家飞来飞去,所为何事?可见所谓当处士,不想功名富贵等等都是假的。所谓文章学问都是为了功名富贵,如此而已!

这一首诗,就表明了一个人对于文与质修养的重要。人不能没有学问,不能没有知识,仅为了学问而钻到牛角尖里去,又有什么用?像这样的学问,我们不大赞成。文才好是好,知识是了不起,但是请他出来做事没有不乱的,这就是文好质不好的弊病。一定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吃饭大如天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一段是有关于国家的财政思想,古时候,国家政府的支用,都靠老百姓纳税而来。古代的赋税有个名称叫“彻”,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田赋。(详细的数字,要另外考证,这里不去管它。)所取的很合理。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因为社会的不安,政治的动荡,政府的财用不足,税收就加了很多。现在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年饥——农业社会收成不好,社会经济衰落不景气,都可称年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你看怎么办?有若就说要减税。他不但不主张加税,还主张减税。

鲁哀公听了说,你不要说减为十取一的税,就是征两成都还不够,怎么能减?减了以后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接着,有若说了一个大原则,所谓财经一定要与政策配合,也就是讲政治的大道理。他说,你减税以后,使国民的生活安定,社会增加了生产能力,老百姓富足了,还怕国家不富足?国家当然会富足。假使加重税收,老百姓越来越吃不消,经济只有越萧条,那时离心离德,到哪里去征税?

以中国历史来说,几乎每一次到了变乱的时代,都发生这种问题。外国也一样,现在美国福特上台,恐怕最困难的也是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财经都很重要,所以大家想对国家有所贡献,财政经济的书要多看看。任何大小事情,财经的知识是不能缺少的。乃至自己创个事业,开个公司,会计把帐拿来都不会看,就糟糕,被蒙蔽了都不知道。何况每一变乱时代,都发生这类问题。明朝末年最严重,当时这个税,那个税,历史记载着弄到“民怨沸腾”。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这四个字马马

虎虎过去了,但仔细研究一下,老百姓对政府没有感情了,怨恨的程度,像开水一样翻翻滚滚,到了这种程度,实在难以收拾,明末就到了这个地步。宋代一位文学家范石湖的诗:“种禾辛苦费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范石湖和陆放翁、苏东坡这些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在政治上也是了不起。范石湖出使过金国,办过政治上的大交涉,在政治上贡献很大。他的诗词文章,被誉为宋朝四大家之一,堪称为文质彬彬。他这首诗讲乱世的税捐状况,政治上的根本问题。他描写种田的人,辛辛苦苦用犁锄来垦地,耗尽了心血。垦到无地可垦了,“鬼质枯”,连坟场都挖掉改垦为田地,尽量从事生产。可是收入还不够缴纳繁重的赋税,这从下面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他说农民没有钱去买田来耕作,只好弄只船,种种荷花,打点鱼,在水上谋生活。可是下面一句“近来湖面亦收租”,连种水也要缴税了。这是范石湖,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对那个时事的感叹!这就成为有名的诗句,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几乎每个朝代末期,都出现这种代表老

百姓的心声的作品,这都是大问题。

回转来看有若的答复,财经税收,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大原则。百姓富足,每个人生活安定,社会安定,政府自然富足。如果老百姓贫穷了,则这个国家社会就难以维持了。

知人易自知难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这是一个大问题。既关系个人的修养(内圣),也关系到领导人的修养(外用)。“崇德”是个名词,“辨惑”也是一个名词。这两个名词的并用,是由《论语》开始的,后世成为儒家思想的专有名词。子张问怎样叫“崇德”?怎样叫“辨惑”?崇德是个人的修养,现在新的名词是“心理卫生”,就是薰陶、改善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德性、慢慢崇高伟大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如何修养自己的人格。“辨惑”这惑包括了两方面,一是怀疑、一是糊涂。一般人的人生,一辈子多半是糊涂,没有思考,没有辨别的能力。即使有,也搞不清楚。说有经历,经历包括范围太广,如要相信经历,就先要辨一辨什么是经历?就要思考。所以辨惑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见解。子张提出这两个问题问孔子,孔子的答复说,使自己的人格升华,主要在心理修养。一为忠、一为信。“忠”的意义是直心直肠,心境很直,对人对事绝没有歪曲。另一意义就是非常尽心,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当国家大事也好,为个人私事也好,绝对尽我的心,尽我的力,乃至赔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对于思想的信仰绝对忠实,也就是“忠”。“信”,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自信、信人。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人能够厚道,因此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言而有信”的关系。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见崇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忠”“信”。“徙义”是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义”者宜也,合情合理应做的去做,就是徙义。

下面问题来了:譬如领导人对部下,或者丈夫对太太,都容易犯一个毛病。尤其是当领导人的,对张三非常喜爱欣赏,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对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时候,想办法硬要把他杀掉。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这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的事很多,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爱。邓通是侍候他,

管理私事的,汉文帝很喜欢他。当时有一个叫许负的女人很会看相,她为邓通看相,说邓通将来要饿死。这句话传给汉文帝听到了,就把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准他铸钱(自己印钞票)。但邓通最后还是饿死的。这就是汉文帝对邓通爱之欲其生。当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对的,人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尤其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是人类最大的心理毛病。我们看这两句书,匆匆一眼过去,文字上的意义很容易懂。但详细研究起来,就大有问题。所以我们作人处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别人的蒙蔽并不难,最难的是不要受自己的蒙蔽。所以创任何事业,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以现在的话来说,不要受自己的蒙蔽,头脑要绝对清楚,这就是“辨惑”。譬如有人说“我客观的说一句”,我说对不起,我们搞哲学的没有这一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你这一句话就是主观的,因为你说“我”,那有绝对的客观?这就要自己有智慧才看清楚。这些地方,不管道德上的修养,行政上的领导,都要特别注意。“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最大的愚蠢。

下面这两句话“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宋朝的大儒们研究,认为古代是竹简,摆来摆去把位置摆错了,应该摆在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为这两句话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句子。他们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不是富有,不过和富有也差不多了。”放在这里不伦不类。

现在我们的看法,宋儒说摆错了位置也对。假如说并没有摆错,也有道理。因为“富”不限于财物的富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是无形、无价的财富。所以“诚不以富,亦只以异。”等于说,虽不是有形的富有,其实是真正的富有。因为你拥有崇高的人格修养和自己内心的安详,这正是极富有的大业。不过,不同于财物的富有而已。

相对的人为政治

下面跟着是齐景公问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作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也就是《易经》上回复的道理。古代的文

字很简略,但包括的意义很多。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国父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

的民主。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型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型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清朝的九门提督,权

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的关系,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一篇奏章。大

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至于骆养性的晚节好不好,是另处一回事, 在此不加讨论。)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它。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能平不平的子路

下面是对于政治、立身处世、作人做事有关的个人修养: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在尺牍中常常可以看到“片言折狱”这句话。“片言”的来源,就是出自《论语》中孔子的这句话。现代语就是“一句话”的意思。“狱”就是打官司。孔子说,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家的纠纷解决了,只有子路做得到。那么子路是很懂法律,大概是个大律师了,但律师并不能片言折狱。这里就值得研究了。我们读遍了四书和传记,所提到的子路,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孔子的确说他片言可以折狱的。就前面所提到的子路,简直像张飞一样,一个粗暴得很的人,既不是大政治家,又 不是搞司法的,孔子怎么说他可以片言折狱呢?这就是子路有侠义精神。

最近看到一部描写清代末期的一个闻人的小说,过去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就有片言折狱的味道。他没有读什么书,是钱庄的学徒出身,他把替钱庄收来一笔呆帐的五百两银子,帮助一个茶馆中萍水相逢,落魄的候补道上京补缺,而他本人却因此被钱庄开除,可是后来这两个人联合起来,东南半壁的金融,都受他们的影响。后来太平天国举事,他还支持当时的清政府,认为太平天国绝对不会成功的。淮军的军饷及许多经费,都向他借。这个人讲义气,头脑好,有办法,真是“片言折狱” 的人才。

所以孔子提出来,一句话可以替人解决问题的,只有子路做得到。在我个人的人生经验,也觉得的确像子路这种个性的人才做得到。正如某些问题找读书人来解决,也许一年也解决不了,找这些有侠义精神的朋友一来,三言两语,把一切咎责替人挑起,来代人道歉赔礼,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下面说子路做得到的理由,是“子路无宿诺”,这就是侠义的精神,他今天答应了事情,说话算话,绝对办了结,不会搁在那里不办的。过去这一类的人蛮多的,但在最近二十年来则少得很,这样的人,往往使人敬佩,信任得过。一个人要做到任何朋友都信任他,很不容易。 这不能用手段,要绝对的真诚,绝对的信实,子路有这个精神,所以可以片言折狱。

理难清

由片言折狱,就谈到彼此意见的相争了。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原告被告两方的打官司,这是法律上的常事,是普通的讼事。两方朋友有问题,听双方争执的意见,这也是讼事。我发现假使去做法官将无法下裁决,因为我听甲方说的觉得很有道理,听乙方说的觉得也很有道理,所以我常常引用孔子“听讼,吾犹人也。”这句话。听谁的话,就“吾犹人也”,变成了谁,很难严格的说谁对谁不对。

在禅宗里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老和尚,有三个徒弟,有天老和尚叫他们来报告心得。首先老和尚听了大徒弟的报告说你的对。二徒弟的报告,刚和大徒弟说的相反,老和尚听了说你的也对。最小的徒弟感到奇怪,就问老和尚,大师兄这样说,你说对,二师兄那样说,你也说对,究竟谁的对呢?老和尚对小徒弟说,你的更对。

佛家从形而上的观点泯除是非。天下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是根据时间、空间而断定的。儒家则从形而下着手,有是非,主张要明辨是非。至于道家,则认为要调和是非。这是三家文化着眼点不同,各有千秋,各有不同的用处。所以绝对的是非在哪里呢?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这句话要注意了,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有主观,听原告的话时,自己就站在原告的立场。听被告的话时,自己就站在被告的立场。以现在哲学的观念,这才是绝对的客观。然后再来判断是非。但是我们往往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自己先有成见,所以要为任何一个人设身处地。“必也,使无讼乎!”为什么要做到那么客观,因为我们判断是非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气平和,心安理得,合理的得到解决。

在我国描述清官的小说中,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对诉讼,都脱离不了微服私访。当然历史上这些人是否确有其人,其政绩如何?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搁置。但这一私访的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甚至在民国初年还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地方上的恶势力,中外古今都无法完全消灭。不要以为私访可以得知真正的内情,有人就布置好圈套,使私访者正好掉在这个奸谋圈套里。上论中说过:“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就是这道理。

完美之不易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子张问个人去从政,担任公家的职务,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八个字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但认真的想还真不容易。对自己的职务绝对诚敬而不厌倦,这是很成问题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工作服务态度差的人,有人说是因为待遇不好,所以工作情绪不好。这也不见得,有的地方,登报征求人才,只有一千五百元月薪的待遇,而应征的达六百多人,其中还有的是大学研究所毕业的。可见并不完全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养的问题。学问、学位和职业三个东西分不开,尤其从政,要“居之无倦”,全部精力放进去,如果厌倦,换个 工作好了,这是从政的精神。但是我们看到许多人服务态度不好,都是由于对职业的厌倦。老古话说的“做一行,怨一行。”如果做一个心理测验,到底做哪一行不厌倦?大概没有这一行。就是拿钱吃饭不做事,该是舒服了,久了也会厌倦。还有“行之以忠”,从政则一切尽心尽力,为国家、团体、职务尽心尽力而忘记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怎样才能做到这八个字的精神?还是要学问,还是要修养。

所以下面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要靠学问,这又牵涉到文与质的问题。学问精通了的人可以做到;绝对没有知识的人,普通的人, 本质很好的人也做得到。最怕是半吊子。所以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一切渊博以后,选定一点;这也是现在专家教育的精神,先求渊博,以后再求专一。作人的道理,也是一样,一切通透了,然后选择人生专一的道路,这样大概差不多,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下面再说到个人的修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一个君子人,看到朋友、同事以及任何的好事,都愿意帮助他完成,坏事则要设法阻难使他无法完成。从政、作人都一样要做到这个程度。而小人却正好相反,就喜欢帮忙人家做坏事。

再引伸来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句话。我们把“成人之美”这句话,用成了口头语,例如替人家做媒,就常说“君子成人之美”,但是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男女双方谈恋爱,已经成熟了,不过到时候在结婚证书上,帮忙盖一个图章而已,这就美其名为“成人之美”。而事实上这又究竟算不算“成人之美”?有时候很难断定。像我曾经为学生证过几次婚,结果很圆满的不多。所以后来有人请我证婚,我说还是不要找我,因为我的福气不好。以前老规矩结婚,没有证婚人,而要请有福气、子孙多的老夫妇为新人铺床,以沾福气。现在不铺床,请人证婚,所以我说最好请有福气的人。当然这是笑话,真正的道理,是“成人之美”的“美”,到底什么是美?

讲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西方文化进来以后,大家喜欢用的“真、善、美”。这三个字不过是西方文化特别注意,特别提出的,并不是中国文化没有。但在学哲学的人的观念,对世界上究竟哪件事是真的或假的?善的或恶的?美的或丑的?没有办法下定论。因为有许多人行为、观念、道德,善恶标准,是由于时间、空间不同而有区别的,例如到了西藏,与人见了面,要伸出舌头来,还要发出“哧!哧!” 的声音,形态并不美观,算是行礼,这就是善吗?又如在印度遇见人,最高的礼貌

是在地上打个滚,这就是善吗?可是在那里又非这样不行。这些还是表面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善恶,在哲学的范围,是很难说的。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很痛苦,在作人的道理一定要去救他。但常常会在救了人以后,而后悔是做了一件坏事,因为所救的竟是一个坏人。不救他反而干脆,以后少些人受害,而他自己也可少做几件坏事。可是救活了这坏人以后,对于社会的后果,反而不堪设想。这在我们个人的一生行为中,就有很多这类的经验。因此对于善或恶,在哲学范围中,没有办法下一个严格的定论。美与丑也是一样,男女之间,热恋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蛮丑的人,而他们觉得对方很美。有人认为最丑的,而其他的人会认为是最美的。也有的人,太太很漂亮,感情闹得不好,而在外面交上一个大家都认为很丑的女朋友。所以美与丑,都是主观的,唯心的,没有标准。这如乡下人的话“臭猪头自有烂鼻子的菩萨要吃。”这句话的意义实在很深长了。

美丑既然没有标准,怎样才是“成人之美”就更难说了。下面说“不成人之恶”是反面的说法。做好事,本来是很难的,像帮助孤儿,就有一位老朋友警告我,不能随便办孤儿院。第一,如经济不充足,收容了一百人,到一百零一人时,还是没有办法。最好是不出名,不挂招牌,而想办法将孤儿分散给人领养,或送去当学徒、进夜校。这样才踏实,较完美。我也曾经访问过孤儿院出生的孤儿,一百人中,九十五人是对孤儿院抱怨的。另一方面访问从事孤儿院工作的人,更是满腔的怨言。双方都会埋怨,到底错又在谁呢?所以做一件善事,想“成人之美”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进孤儿院的孩子,心理容易不健全。自己感到是一个孤儿,别人的善意,他也会怀疑的。等于对后娘一样,后娘好,他认为是手段,后娘不好,他认为后娘不是亲娘。后娘难做也就在此,因此,有些孤儿院的工作,等于是失败的。由此看来,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必然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对穷苦孤儿非常同情,一生都做好事。另一条路是相反的,对社会仇恨。他的想法是认为自己困难时,没有人来相助,现在为什么要对别人好?养老院也如此,不容易办得好。主事人难于做到像上面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最后成了形式化。因此“君子成人之美”这句话,我们不能随便引用。这美是善的美,不助别人的坏。可是这两句话反面意思的错误,我们经常会犯。往往自认为做了好事,结果成了坏事,无形中的犯了很多错。最初的动机蛮好,为“成人之美”,事情的结果却不好,变成了“成人之恶”。所以成人之美的道理易懂,但身体力行起来,就非常困难。

上不正下便歪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个话大家都很熟,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就是“正”,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刚才我们讲到真、善、美的哲学观点,现在引用哲学观点来说,什么叫正?什么叫邪?也很难讲。这就牵涉到人生的道德行为观念,以及社会的、历史的道德观念等等,都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改变了观念的标准。以前的社会型态并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型态,过去历史的标准,并不一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现在。所以怎样才算是正或邪,也是对某一时间、某一地区

而言。但无论如何,政治的原则,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方可正人,譬如一个教育家、宗教家,以感化的教育,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一个范例。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患盗”,这是说他那里强盗土匪太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有连带关系。季康子问孔子,强盗土匪这样多,该怎么办?孔子说很简单,你所不要的,赏给他,他都不要。在文字上就是这样,很简单明了,但在《易经》系传上说:“谩藏诲盗,冶容诲淫。”“诲”就是教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金银财宝,不好好保藏起来,等于教人家来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艳,就等于教人家来揩油。有的女同学,晚上回来很生气,说外面社会如何乱,男孩子如何不好。因此还是少打扮的好。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你所不要的,丢在路上,人家也不要,更不会偷,不会抢。”

这个话很简单,但引伸出去,政治、经济、社会什么问题都在内。我们先谈一个哲学的笑话,佛家有个名词“颠倒”。在佛经上经常有“众生颠倒”这句话,这“颠倒”两字很有道理,人都在颠颠倒倒的。刚才也提到,孔子说的“子帅以正”,正就是不颠倒。但以哲学立场看,世界上哪一个事物是正的?下不了定义,就人的颠倒来说,随便举例:人身最尊贵的是头部,脸孔、眼视、耳听、口言,多么重要?双手能为我们做许多事,可是却和头脸一样,任它露在外面,风吹日晒。而一双脚,

除了走路以外,很少再有什么用途,却要鞋、袜、裤,给它重重包裹,如此保护,岂不很颠倒!田里的稻麦是人类不可少的粮食,何等重要?可是任它在田地上,谁都不去看管。而钞票不过一张纸而已,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连作卫生纸用都不行,可是却绳扎,纸包,放到钱柜,铁柜还要摆到严密的库房,上了锁,另外再由人执枪守住,这岂非颠倒?这类事可多了,仔细想想,人生真的很奇妙,究竟哪样才是对?颠倒!对黄金钻石也是如此,本来无用之物,可是大家竞相以为宝物,因此形成了社会上抢购这些东西的风气。说盗窃心理,我们又想到庄子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庄子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将黄金珠宝,隐藏妥当,只能防止小偷小盗。至于那些大盗,就怕你不把黄金珠宝等财物集中隐藏起来,你越是装得牢,锁得紧,大盗来了才拿得方便。甚至明目张胆抢劫,还要失主自己代他搬去。至于占领了人家的国土,那么就变成了英雄、侯王。所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就是历史哲学。

因此儒家思想,始终教人过俭朴的生活,走其实无华的路子。大家如此,社会就安定,盗窃也少了。如上位的人偏好某一事物,则下面会跟着偏好得更厉害。爱好而得不到,于是就行窃了。这个“窃”,是广义的窃,凡以损人利己的方法获取即称为窃,今日全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受凯因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所害的,前面也提到过这点,大家不肯节俭,尽量消费所致。昨天还对一个美国学生谈起,现在美国一般人几乎永远是穷的,因为什么都是分期付款,而生活永远也在分期付款中渡过。这就想起孔子的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现在全世界的“欲望”,风气都趋向这方面,所以大家就都想尽方法来占有,来获取。得不到了,只好去窃,又如女人的打扮,过去仿效宫廷,现在仿电影明星。事实上是一样的,过去看帝王的宫廷,现在看社会整个风气。所以要想不窃不盗,只有改正风气才是。

风吹草动

下面仍是季康子问政治方面的一个道理,当然这不是在一天之内问的,而是编书的把它连在一起: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又问孔子说,用以杀止杀的方法,把坏人杀掉,“以就有道”,归到正道那里去,怎么样?孔子说,为政之道,并不是靠杀人而能够成功的。我们知道,老子也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并不是绝对怕死的,为政不用道德来感化,只用杀戮来威胁,是绝对压不住的。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用杀人来做手段是不对的,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来做领导。你自己用善心来行事,下面的风气自然跟着善化了。所以他就说出一节名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我们中国文字中的“风气”二字,就是由于这个观念而来的。这两句话中的‘德”是一个总称,它包括行为、心理、思想等等。他说君子之德像风一样,普通人的德像草一样。如果有一阵风吹过,草一定跟着风的方向倒。风的力量越大,草倾向的力量也越大。因此一个大政治家的领导,应该造成一种风气。这都是讲政治的领导。但我们不要把它看呆了,凡是学问书本都要活用。假使做一单位主管,下面只有三个人,同样的,只要主管品德超然,下面的风气自然会好。但在政治上要造成一个时代社会的风气并不太容易,也等于在军事上构成一个“气势”,是很不容易的事。

闻人与贤达

下面讲到社会思想了: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在这里,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上古文化中“士”的观念。过去已经讲过,用现代语来说,“士”就是代表知识分子。子张问孔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在社会上站起来,才够得上称为通达、豁达?孔子听了子张的问题,先反问子张的观念当中,所说的“达”,是个什么样子。子张说,我所说的达的意思,是全国上下大家都知道他,名闻天下,在家乡也是各个都知道。像现代民选政治的社会,更要做到如此。子张认为的“达”就是这样。子张的这个观点很值得注意,许多人都有这种心理。几十年来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此,尤其一些比较活动的分子,人家一提到某某达官显宦豪商巨贾,他总说认识,或攀上些关系。记得抗战时期,曾有一位四川朋友对这样而求闻达的人开了一个很难堪的玩笑。当某人正在大庭广众中自称与某某要人有瓜葛时,他便故意问说:“喂,老兄!这两天斯福兄有消息给你吗?”这位先生一时不解,问:“哪位斯福?”那人便说:“罗斯福嘛!”这句话 一出来,大家哈哈一笑,这位老兄却为之默然无语。社会上确有不少这一类型的人。

现在回转来看孔子的观念,我们要注意了,孔子听子张对于“达”的观念所下定义之后,便说,你对“达”的观念搞错了。一个人到处知道他的名,那叫作有名气。这个名气是不是好的,就成问题。有名气的人叫作“闻人”,不是“达人”。孔子为“达人”下的定义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这样的达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不一定出来做官。现在有一个名称叫“社会贤达”,就是有道德、有学识,的确在社会上众望所归,可是只想做事,不想做官。当然,他也有条

件:饭是吃得饱的,生活也不愁,有丰富的正义感,这种人就是达人。

依据孔子对达人的定义,第一是本质的正直,没有歪曲的心思;作人做事,不用手段,不用权术。第二是好义,这个义字的解释,近乎墨子的义,所谓慷慨好义。第三是“察言而观色”。这句话被后世误解为很坏的意思,而本来的意思是有眼光,看得清楚,有先见之明;听了一些理论,根据一些资料,加以智慧判断,就可以看出态势来。例如对于国际大事,时代的趋势,许多事情,都可以在事前看出来。第四“虑以下人”,“虑”就是智虑,包括了思想与学问,“下人”是对人谦虚,绝 不傲慢,自己并不以为自己了不起。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才能算是贤达的人。

孔子又告诉子张,他所说的只是闻人——出名的人,往往只做些表面工作。以前某名都有一位先生,非常非常有名,凡是各项募捐,一定请他去。而他拿起笔在捐簿上第一个写,每次一写,就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数字,至少等于现在的几十万元,每次都如此大手笔。可是真去向他收捐款,他说:“我写这样多,是为你作个倡导,别人看我写了这样多,自然都会多写一点。”此人也确是某名都当年的闻人之一,他这个做法就是“色取仁而行违”。表面上做的都是善事,态度取的是仁,而真正的行为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居之不疑”,他这样搞久了,自己也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对。犹如许多说谎话的人,说成了习惯,就不觉得自己在说谎,对自己这样说,一点也不怀疑对或不对,甚至,认为是应该如此的。像这一类人,虽然也会出大名,但到底不算是达人。成为达人要有达人的条件,达人的道德。

修养上的三叉路口

下面是讲个人修养的问题: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匿、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匿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是孔子学生。“舞雩”,犹如现代的交谊厅,有一次,他跟孔子在“舞雩之下”,向孔子请教三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崇德”,充实自己的修养。这个“德”字不一定作道德讲。以现代观念说,如何使自己的心理、精神、修养到高深的程度。第二“修匿”,就是如何改进自己内心思想、情绪。第三“辨惑”,怎样才不致于糊涂,怎样才是真正的有眼光,有智慧,看得清楚。这是人生哲学的大问题了,这三句话如果严格发挥起来,非常费事,现在我们先研究它的意义。

第一点崇德。这个德,旧的观念就是德业,以现在来说,怎样养成很有教养的气质。说到气质、风度这些名称,在前面也多次说过,经常没有办法做确切的说明。

但有没有“气质”这个东西?它又的确是有,这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有如何的教养,就形成如何的气质。也有人天生就具有特殊的本质,不过还要加以力学的培养。所谓崇就是推崇。崇德就是如何把内在的气质培养到崇高的境界。兹事体大,可不简单。

举一个唐人笔记小说的事例来说:如唐初李靖、红拂女、虬髯客等风尘三侠的戏剧故事。那正是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天下大乱的时代。当时想起来革命,创功立业的人很多。红拂女不过是隋朝一位大臣杨素家中的一名家伎,而李靖这位唐代的 开国大将,在这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还很倒楣,投奔到杨素那里,希望当一个职员而已。可是小说中描写武功很好的侠女红拂,一见到李靖气宇非凡,就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与李靖私奔。有一天,他们两人住在旅途客栈中,红拂女正

在化妆梳头,长发及于地,被虬髯客看到。虬髯客也是想起来革命,而且财富多,武功高,不愿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他看见红拂女的长发,认为是极贵之相,不禁在窗外瞪眼看。被李靖发现了,正要拔剑相向,这时红拂女也在镜中发现了虬髯客,于是目止李靖的忿怒动作。由李靖出来询问,接谈以后作了朋友。李靖说明要去投太原公子李世民,后来虬髯客也到太原访李世民,由李靖为两人介绍。笔记上记载当时李世民是“不衫不履”与虬髯客相见,一见面后,虬髯客见到李世民的气度,心里冷了,认为天下第一人该属于他而不是自己,就不多谈。转托李靖再约李世民,第二天在太原郊外一个名胜区凉亭中,和虬髯客的师兄一起见面。李靖如约陪李世民前往,虬髯客正和一位道士在亭子里专心下棋,李世民和李靖也不打扰,只在旁边看棋,那位道士就推开棋盘说:“师弟,这一着,我们输了。”起来就陪虬髯客走了。后来虬髯客把自己的兵器、财富,全部送给李靖夫妇去帮助李世民统一天下,作开国功臣。并且告诉李靖,十年后海外如有大事,就是自己成功的一天。果然唐

太宗统一天下,有一天接到扶余国(有说是吉林)来的情报,扶余的领土被一个虬髯的人征服了。唐太宗、李靖,彼此都会心的一笑,那位朋友也成功了。我们引用这个小说,便是用来说明崇德的意义。一个人德业的成就,和一个人的风格、品行、风度、气质都有关系。有了这样的成就,在外表上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点修匿。所谓匿,是一种心理作用,所以这个字从心。以心理状态来说,人的理智情感,没有办法压制下去的。有许多人讲究静坐,但第一步,内心乱七八糟,思想就没有办法平静。譬如遇到一件令人生气的事情,表面虽强作无事,若能把那种忿怒的心放开,那就更好!更美!但是这种不平之气!往往是压不住的,这是内心修养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这种内心的修养做不到,外在的崇德就不会真正完备。所以修匿是内心真正的修养,在现代心理学上讲,就是把自己矛盾的心理——

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求得平和与安详。

第三点辨惑,就是做到有真正明辨的智慧,对于善恶、是非、情势都了如指掌,没有迷惑了。樊迟问了这三点以后,孔子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太大了。这三点如果都做好了,就入于圣人的境界,在孔子学生中,樊迟并不是第一流学生,但是他非常勤奋。所以孔子告诉樊迟的不是深远的理论,而是其实可行的道理。孔子说作人做事只要先去做,不问自己的结果利益,以后自然会有好的成果,这便是“先事后得”的道理。

这四个字看来很容易,做到很难。尤其现代社会的风气,大家每做一件事,先要考虑有没有价值。所谓价值,就是问后果对自己的利益,这是通常的心理。可是孔子告诉樊迟,作人做事先不要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与价值,认为是善的就先做了再说,后来自然有成果的,这就是德业。其次,专门反省自己的错误,不挑别人的毛病,这也是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人都喜欢挑剔别人的毛病,很少反省自己的错误。现在要反过来,专找自己的错误,不挑别人的毛病,就很难做到了。而儒家、佛家、道家的修养,都严格的讲究这一点,做到这一点就是“修匿”。有些人为了一点小事,生起气来,把自己身体生命都忘记了,要与人拚命。犯了法弄出纰漏来,连带父母、妻子、儿女都受了罪,这不是最笨、最糊涂的事吗?

这三点孔子在这里是这样解释。我们要特别注意,下面一篇当中,还要提到这个问题。这里是孔子针对樊迟的程度,所作“崇德”、“修匿”、“辨惑”的解释。实际上这三点所包括的内容很多、很多。不过这里虽是引述孔子对樊迟说的道理,也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樊迟问“知”“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樊迟再问什么叫智慧。孔子说,能够了解任何人就是智。但是这是针对樊迟的程度而言。结果,樊迟对于孔子的答复,还没有通达,未曾彻底了解。孔子便更引伸地说,你还不大了解,我再告诉你,假如做一个领导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而对邪曲的人先搁置起来,这样直道而行,就可使原来邪曲的人,也变成为直道之人了,坏人也会变成好人了。

可是樊迟还是没有懂,退出之后,便来看子夏。子夏在孔子的学生中,也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孔子死后他在河西讲学。战国后其中很多人物,都是子夏的学生,所以樊迟不懂,又去向这位孔门的高材生讨教。“乡也”的乡,后来写作“向”,是“刚才”,“前些时”的意思。樊迟说,我刚才问老师什么是知,老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一听樊迟的话,就说,老师所讲的这两句话,内容太丰富了,包涵的意义太大了。子夏为了使这位同学有更具体的了解,

就举历史的故事来讲给他听他说舜当了皇帝的时候,在许多人中间,选拔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皋陶一做了他的助手以后,天下便没有冤枉的事,坏人都远离了,变好了,大家都心存厚道了。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与皋陶有关的著名故事,宋朝苏东坡当年考功名时的论文,便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是梅圣俞,他和欧阳修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欧阳修有一副名联说:“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他一生作人,胸襟坦然,所以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一生没有什么缺德的事,任何话都可以对人开诚布公。而上联看起来谦虚,实际上牛皮吹得很大。他说天下那么多书,也有我没有读过的。换言之:他读的书真是够多的了。这次考题梅圣俞出的《刑赏忠厚之至

论》,依当时制度,政治司法都论在一起的。苏东坡知道这位考官学问很好,那时他还年轻,又很调皮,存心要把考官考住,让考官不懂,于是在文章中有一段引用:“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严,而乐尧用刑之宽。”藉以说明古代判人罪刑,存心如此忠厚。梅圣俞看了苏东坡这篇文章,非常激赏,认为很好,于是录取。只是这几句话所说的典故,没有看过,不知道出自哪一本书。放榜以后召见了苏东坡,便问东坡,文章中

这个典故出自哪里?东坡答道:“想当然耳。”梅圣俞才知上了当,这是苏东坡的调皮故事。也有人说,上当的是欧阳修。

回到本文,子夏举的第二个历史例子是说,到了商汤的时候,举用伊尹。我们都知道伊尹是古代的名宰相,与后来周朝的姜尚齐名。伊尹被商汤提拔时,还正在当厨师。因为有伊尹,所以有商汤的天下。在上古历史中,第一流的大臣,并不是靠学历年资慢慢升上来,然后到六十多岁退休。只要是人才,一下子就上去了。当然后世法治社会又是另外一回事,与创业时用人的原则是要有所不同的。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事业是要人才去做的,而人才并不是学历资历可以限制的。所以商汤举伊尹出来,则“不仁者远矣”。他举这些例子,就是告诉樊迟什么叫作“举直错诸枉”。换句话说,是子夏引伸孔子这两句话,告诉樊迟,无论如何,作人处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这样的人,自然就行了。

交友的艺术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有一天,子贡问孔子交友之道,应该如何?我们知道,有时候交朋友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上论《里仁》篇中子游曾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上位者如有不对的地方,做干部的,为了尽忠心,有劝告的责任。但劝告多次以后,他都不听,再勉强去说,自己就招来侮辱了。对朋友也是这样,过分的要求或劝告,次数多了,交情就疏远了。这里,孔子告诉子贡,交朋友之道,在“忠告而善道之”。尽我们的忠心,劝勉他,好好诱导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可则止”,就不再勉强。假如过分了,那就不行;“毋自辱焉”,朋友的交情就没有了,变成冤家了。从表面上看起来,孔子教学生的交朋友之道,好像蛮滑头的样子,适可而止,不要过分。实际上,加上我们自己的经验,就知道孔子的话并不滑头。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共事业的朋友,更要注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知道实不可为,只好拂袖而去,走了以后,还保持朋友的感情。

我们举一件近代的故事来说,曾国藩下面一位幕友王湘绮(壬秋),当时他是湖南的才子,也是近代以来有名的大儒。他著有《湘军志》,对曾国藩有褒贬之处。曾国藩所领的湘军,在前方和洪秀全作战,开始露败象的时候,王湘绮就要请假回家。曾国藩知道他读书人胆小,如果这仗败下来就不得了。所以也想让他回去。不过事情很忙,没有立即批这件公文。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因为有事去找他。看见他正坐在房里专心看书,就站在后面不打扰他。差不多半个时辰,王湘绮还不知道,

曾国藩又悄悄地退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曾国藩就送了很多钱,诚恳地安慰一番,让王湘绮立刻回家。有人问曾国藩,为什么突然决定让王湘绮回去?曾国藩说,王先生去志已坚,无法挽留了,朋友之道,不能勉强。尤其打仗的时候,胜败自己都没有把握,如何能保住别人?再问曾国藩何以知道王湘绮去志已坚?曾国藩说,那天晚上去王湘绮那里,他正在看书,并不知道曾国藩就站在他身后。而且有半个时辰,王湘绮没有翻过书。可见他不在看书,在想心思,也就是想回去,所以还是让他回去的好。

这个故事就说明长官对部下或者朋友相处,都要恰到好处。如果过分,那么朋友都变成冤家了。人生交一个朋友是很难的,所以孔子告诉子贡,交朋友适可而止,不是滑头。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这一篇最后以曾子的话来作结论,也是讲朋友之道;朋友的积极意义在什么地方。“君子以文会友”,这个“文”包括了文化思想。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目的在哪里?在于彼此辅助,达到行仁的境界。

这篇书一开始,颜渊问的是仁。到这里最后的结论,提到曾子讲的朋友之道,同时再度表明作人也就是仁的用。所谓仁就是爱人;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自处的高度修养;也可以说是作人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