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2

下面跟着这一政治原理,描述一则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一段记载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处。孔子学生冉有,当时在鲁国的权臣季家做事,职位很重要。在鲁国的历史上,季家当时很糟糕,想争夺政权,不臣的迹象都显露出来了。在上论《八佾篇》中就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曾找冉有,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季家,纠正他的思想。冉有说不能,可是冉有还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后,见到了孔子。(中国古代都在朝上处理公文,也等于是现代每天的朝会,讨论政治,处理公事。)

说到这里,我们有许多感慨。现在大家都觉得每天的会议太多,头大得很,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过渡时期的现象。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人事变化古今大不相同。古代官制人事比现在少得多。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间,全国上下二十余省,从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员,只有二万五千多人。就此人数,办理约四万万人的政治事务。当然,我们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败,但是在腐败中间,也有一点值得注意,就说那时腐败衙门的师爷们,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两三点钟,吃过午饭,睡好

午觉,鸦片烟抽足以后才上班。可是他们今日事今日了,难得有拖到好多天才办的。难道说这是制度问题?实在难以下一评断!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论,承继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正面,专权到了极点,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致皇帝从来不能睡得舒服。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如果贪睡起不来,就有一个老太监跪下来叫;如果叫不起来,就由另一太监,打一铜盆热水,绞一条热热的面巾,覆到仍在睡梦中的皇帝脸上,替他擦一把脸,硬把他拖起来,替他穿上龙袍,拉着去主持早朝。吃饭也没有人陪,孤家寡人一个人吃。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后陪,最多下命令找一个喜欢的妃子陪他吃。人到了这个地步,权力固然可爱,可是有许多事情,就没有味道了。我们顺便讲到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闲话一句

几千年来,一切国家大事,都决定在早上,乃至个人的处理政事,也是如此。如曾国藩当年理政,就不大开会,而是找部属们一起吃早饭。有一个人不到齐,他就不动筷子,利用吃早饭的时间,讨论了事情。所以对于过去的早朝和现在的会议,我们可以好好对比研究一下,对于自己国家将来制度的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一点。

这里是说,一天冉有退朝回来,孔子问他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迟?冉有告诉孔子,因为有政务须要商量。孔子说,我清楚得很,看起来好像是国家的大事,虽然我没有参加,不过就好像亲自听见一样。孔子这个话非常幽默,想来,他说此话时,一定作了一个幽默的微笑,等于打冉有一棒。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子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一天问孔子,他说一般人都说,不要随便说话,尤其是从政的人,在上面领导的人,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兴邦”,有这个道理吗?孔子说,话并不是那样说法。“一言而可以兴邦”,这句话是一个原则,譬如说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话“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不就是一句话吗!做领导人困难,做干部也不容易。

这也就是孔子的机会教育,他对自己的国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训。可是趁这个机会,举出这句话来作例子,无形中教育了他。鲁定公本人就是领导人,所以他说假使一个人懂了“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句话,就可以兴邦了,事业前途无量了。这段文字很简单,如以历史的事实来讲,一言可以兴邦的史实很多,试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唐太宗时代的名论:“创业难,守成也不易。”就是这个道理,不但国家天下事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由贫穷而变成富有,是创业难,至于子孙的守成,又是一个大问题。究竟哪一个难?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素来认为两皆不易。另一个例子,宋高宗曾说过,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其实这句话,春秋战国时,卫国的蘧伯玉也这样讲过,人由于年龄的增加,经验的累积,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过去的错误。这些都是“一言兴邦”的实例。

引伸到下面的“一言丧邦”,一句话而亡国的,又可以举很多例子了。历史上楚汉之争,刘邦的长处,是听从别人的话,他的所以成功,是对于别人的好意见马上接受。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人物的性格,会发现很有趣的对比。有些人的性格,喜欢接受别人更好的意见;不过,能立刻改变,马上收回自己的意见,改用别人更好意见的人太少。刘邦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而项羽对于自己的主意就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对于这一点,在个人修养上是要注意的,尤其作为一个单位主管,往往容易犯一种心理上的毛病,明明知道别人的意见更对,更高明,可是为了“面子”,为了“下不了台”而不接受。这种心理,大而言之是修养不够,小而言之是个性问题,自己转不过弯来。现在,我们看看项羽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决定:当项羽打到咸阳的时候,有人(据《楚汉春秋》的记载是蔡生,而《汉书》的记载是韩生。)对他说:“关中险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劝他定都咸阳,天下就可大定。

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研究,国都应该定在哪里?历代都有讨论。宋元以前,首都多半在陕西的长安,宋代因为国势非常弱,定都汴梁。当时也曾有人认为洛阳是四战之地,不宜为首都。往下元、明、清八百多年来,首都则在北京;民国成立以后,对于定都的争议,当时也有许多主张。一派主张定都北京;一派主张定都南京;还有人主张定都到咸阳;又有人主张定都北京或南京都可以,但是应该在长安、武汉等地设四个陪都。这一派人看到了将来国家的大势,要与国际的局势相配合的。一个国家究竟定都在哪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为了配合将来时代,预为国家的大计研究,这些历史,乃至于近代史、国际现势,都要研究。这是题外闲话了。

风头主义的英雄

我们再回来讲,项羽对这个定都的建议不采用。他有一句答话很有趣,也是他的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就凭了这句话,他和汉高祖两人之间器度的差别,就完全表现出来了。项羽的胸襟,只在富贵以后,给江东故乡的人们看看他的威风,否则等于穿了漂亮的衣服,在晚上走路,给谁看?他这样的思想,岂不完蛋!所以项羽注定了要失败的。而同样的事发生在刘邦的身上又是怎样呢?

刘邦大定天下以后,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阳。但齐人娄敬去看他,问他定都洛阳,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汉高祖说是呀!娄敬说,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者,在这里定都易于王;无德则易被攻击。周朝自后稷封邰,到文王、武王,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积德累善,所以可在这里定都。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战后余灾,疮夷满目,情形完全两样,怎么可与周朝相比?不如定都关中。当然有一番理由,张良也同意,刘邦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见,采纳娄敬的建议,并赏给五百斤黄金,封他的官,赐姓刘。

以这一件强烈对比的史实,清代嘉道年间,有个与龚定庵齐名的文人王昙,写了四首悼项羽的名诗,其中有一首还说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这是王昙悼项羽有名的四首诗之一。“秦人天下楚人弓”,典故出在春秋战国时,楚王的一张宝弓遗失了的时候,人家向他报告,这位皇帝说:“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意思是说皇家保存与百姓拿到,都是一样,不要太追究。王昙引用这个典故,说秦始皇死了以后,中国人的天下,凡是中国人都可以出来统治。“枉把头颅赠马童”,指项羽在垓下最后一仗,被汉军将领四面围困的时候,他回头看见追杀他的,正是他一个投降了刘邦的老部下,名叫马童。马童见他回头,侧过脸去。项羽说,你不要怕,你不是我的故人马童吗?听说刘邦下令,凡得我头颅的可赏千金、封万户侯。你既是我的故人,就把这颗头送给你。于是项羽自刎了,这也就是项羽的气魄。“天意何曾袒刘季?”刘季是刘邦的名字,这是说项羽“非战之罪,天亡项羽”那句话的错误,而项羽的错在哪里呢?“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关键。

这里再插一段闲话。说到历史很妙,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烧书,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大罪行。但是他的罪过,也只能负责一半。因为秦始皇不准民间有书看,把全国的书籍集中起来了,放在咸阳宫,后来项羽放一把火烧咸阳宫,这把火连续不断地烧了三个月,有多少书籍、多少国家的财富,由他这把火烧掉了。所以严格说来,中国文化根基的中断,这位项老兄负有很大的责任。但后世却把这一责任,全往前面秦始皇的身上推了。至于项羽的责任,由于对失败英雄的同情,就少提了。

我们由“一言而可以兴邦”的思想见解,所以又牵引出许多闲话。现在我们的国家,东方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受了美国一句话的害,也就是一个政策的害。美国的什么政策?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所谓“不准打胜利的仗,打有限度的仗。”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大家对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很显著的感觉,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中,就没有感觉到,假使我们退后一百年,或超前一百年来看这段历史,看看美国人这一政策的结果,害死了多少人?破

坏了多少国家?这个想作世界盟主的决策有多么滑稽!多么悲惨!“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由历史上的故事,比类引伸体会,必定更为亲切。同时,我们身为现代人,再由现代丑陋的一面去看看,更可了解这道理。

下面也是一样,鲁定公问,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亡国,有没有这种事?孔子说,这个也一样的,不是如此随便解释就可以的。接着下面孔子讲的这句话就很妙了,他说有人说,我并不乐意作君主,只是为了言出法随,谁都不能违背,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达到我的理想,这样才过瘾。孔子为什么对鲁定公说这个话呢?其实这情形也不止是鲁定公一人犯的错误,一般人都有他同样的毛病。试想为什么人总喜欢抓权呢?因为有权力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够控制别人听自己的命令。所

以归纳起来,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这种心理来从政,那就错了。下面的人不反对,并不见得你个人的意见就是对的。问题在思想的本身,在于领导人的意见本身对与不对。如果意见是对的,应该绝对信仰,不能违抗;如果领导人的思想不对,而要人们一定都服从他,这就要丧邦了。

“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连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地举了过去的历史,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的风暴中,所亲身体会的经验,希望大家对这一节能有更深的体会。

画龙点睛

下面另外提到一个人叶公,他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用我们的口头语讲起来是一个小皇帝。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叶公好龙”,就是有关于他的典故。前面曾经提到过,此人在宫廷中墙上、梁上、柱上,到处画的、雕的都是龙。因之感动了真龙来,他却又吓死了。后人对于好讲道德,而真要他行德时又不干了;又如好交朋友,而朋友有困难时又不帮助了,这一类事故,便引用叶公的故事,说此人讲德道、好交友,如“叶公之好龙”。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春秋时,人口少,土地辽阔,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说,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在领导人来说,跟随的人,不愿离开;在外面的人都想回来;别处的人都想来投效,这就成功了。相反的,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在外面的人没有向心力,这就有问题。孔子这两句话,后世更引伸到外交上,能够与邻近的国家,相处得敦睦;而距离远的国家,也愿意来交往,这就做得很成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他来见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做地方官的为政大原则。这就是前面提到过,要有远大的眼光,百年大计。做一个地方首长,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的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接着,“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两句名言,大家都懂得,不须多说了。

下面举的一个例子,是法治思想与法理的重点,同时也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有关。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这个社会里,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诈。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的儿子会挺身而出,作证人。我们这个社会风气有多好!叶公这个话,我们要注意。无论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制度的,研究政治的,尽管只看到这么几句话,要领会出,对于社会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关系。

孔子听了他这几句话,答复说,我们那边社会的情形,与你们这里就这不同了。如果儿子做错事,当然父亲为了亲情,会为儿子隐瞒一点;父亲做错了事,儿子也当然替父亲隐瞒一番,这是人情之常。也许你看来这样不够诚实,不够直爽,可是所谓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这就是中国后世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假如讲法治的道理,父亲偷了东西,儿子告密,并没有错,在法律的观点上看,是合理的行为。从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这一对父子之间,早就有问题存在了。人与

人之间,不要说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间,也不免有这一点感情。如果人没有这点感情,而认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这个问题很大。所以这一段,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贯串了。

接着转了一个气势,上面是谈为政有关的问题,下面则谈学问修养方面。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讲到这里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整体思想都在谈仁,究竟对“仁”下的定义是什么?千余年来,对于孔子的仁,敢下一个定义的很少。《里仁》全篇讲仁,那都是讲仁的用,仁的行为,《颜渊》这一篇,孔子讲到仁,他下一个定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仁的体。颜渊再问方法,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修养到仁的方法。

现在《论语》已讲了一半,如果明辨一下,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我的感想,只可引佛学上一句话:“众盲摸角,各执一端。”从《论语》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都是讲仁的用。如勉强抓住其中那一点,就认为是仁的全体,就等于“众盲摸象,各执一端。”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从形而上的本体,到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用,都归到仁。

现在樊迟问仁,孔子讲的是对个人修养的仁,他说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诚恳,做事尽心负责任,对长官、朋友、部下,对任何人无有不尽心的。恭、敬、忠,

这三个要点具备了的人,即使到了毫无文化的野蛮地区,也是了不起的。这是仁的

用,他希望学生们在内圣外王的修养,都能做到这个重点。

是不是——士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上面曾经讲过“士”的观念,从一般的习惯,认为古代所讲的“士”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话实际上很笼统。古代的士,必须内在的道德,外在的学识,两方面都很好,才能称作士。子贡这里请教孔子,怎么样才叫士。

孔子说,第一是“行己有耻”。“有耻”包括了很多意义,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没有污点,这是对于自己的要求。我们每人几十年交来了许多朋友,其中的确有些人非常有耻,怕做错了事,怕难为情,自己没面子,不好意思。

真正爱好面子这一点心思,培养起来,就是最高的道德。

然后“使于四方”。“使于四方”,也可作社会关系来解释。强调一点来说,这里可以认为是偏重于外交。孔子有许多国民外交的工作,乃至代表政府的外交工作,都是子贡去做。所以狭义来说,做外交要“行己有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外交官以外的人,一样用得到。如果“行己有耻”,当外交官到外国去,对于职责、任务都能胜任愉快,这就叫士。孔子为什么作偏重外交的答复?我们要了解,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非常混乱,并不统一,各国诸侯,各自为政,处处用得到外

交,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我常说,读《春秋左传》,就可以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现在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放大。

讲到这一点,又涉及历史哲学了,曾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认为历史绝对不会重演的。这就成了历史哲学上的争论。而事实上历史会不会重演呢?我们可先读唐代窦巩的一首诗“伤心莫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这首诗全部都是哲学思想。东流的江水是一去不回的,但江水永远在东流,历史的原则是不会变,所以也可以说历史是反复的。因此认为要了解今日的国际大势,要读历史,尤其要读《春秋左传》,大原则不会错的,不过要自己去领悟。

因此我们读了这段书,知道孔子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认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达成任务,办得成功,是了不起的。子贡又问,这太高了,士也有各种各样的,其次又该怎样?孔子说,在宗族之间都称他为孝子,在邻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说他友爱,这也可称为士了。

子贡又问,再次一点该如何才是士?孔子说,到处要讲信用,要守信。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这一点要搞清楚,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些人要打倒它,实在不晓得活用。我们过去读书,总是问这个孩子读书读通了没有?不会问拿到文凭没有;学问要读“通”,要晓得活用的。孔子这里说的,一个人“言必信”,讲了的话一定要兑现。“行必果”,做事一定有结果,有始有终。这种人该不错吧!可是孔子说“小人哉!”这样是不错,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但并不一定可以处理国家大

事,这也可以叫作“士”。这是三种人才的分类。

子贡于是再问,现在一般从政的人,老师以为他们怎样?孔子说,那些都是为了领几斗米,拿点薪水的人,不必谈了。“斗筲之人”,这句话两个观念:一是只为了找个工作吃饭的人,哪里把国家天下事摆在心上,这种人算不了什么。一是可以解释为车载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不必谈。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上面讲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看法,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评语,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子认为这种人才还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赏两种人,就是狂、狷之士,这种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对交朋友而言,平常无所谓,到了真有困难时,能来帮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如何是狂?如何是狷?以前解说过,不必再重复了。

有恒为成功之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一路下来,都是讨论人的问题,以现代来说,包括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类别、人性的研究,这些都与为政有关系,到这里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春秋战国时的南方,像楚国,在长江以南,道家的思想比较发达。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如湖南、贵州、四川一直到西藏,现代所谓的神秘学都比较发达。印度也是这样,在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任何国家都是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北方的人个性坚强,行动果断;南方人比较优柔,也比较聪明。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这是什么道理?

扩大问题来研究,是因地质影响人的个性,前面提过,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各地人的性格,都有其地方性的特点。

古代把医和巫放在一起的巫术,包括了符咒,这些都是神秘学,涉及精神力量的问题。说到这里,问题又大了,这里巫医,是古代巫与医并称。古代的记载,巫为巫祝,后来医学有一科名“祝由科”,可也真灵。这些证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质,转变物质的,物质的根本在精神。如湖南辰洲派的符箓,怪事很多。

古代认为巫事虽是很浅薄的事,可是没有恒心,就学不会。孔子在这里引用南方人这个观念来说“善夫!”认为这话非常对,是真理。为什么?任何人做事没有决心,没有恒心,都做不成。常听人说中国功夫,什么是功夫?我说,方法加上时间,加上实验,就等于功夫。有方法没有用时间练习,怎么会有功夫?任何一种功夫都要有恒。下面孔子引用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经》上恒卦九三爻辞,卜卦用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修德行,如没有恒心,做做停停,终归没有结果,很难为情。这虽然是卜卦用的话,但真正懂了有恒的道理,用来处事,就不必去求神问卜,只有“自求多福”了。这和后来荀子解说的:“善于易者不卜。”是同一意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两句话用来解说前面所提到的“中行”的意义,是最恰当不过了。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小人就不一样了,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纵然影响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关头,意见冲突,相处就不会融洽,自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

乡愿之见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人,乡党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都欢喜他,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绝对认可。子贡又说,假如大家都说他坏,又怎么样?孔子说,也不可以如此随便附和。不如乡党中的好人喜欢他,乡党中的坏人讨厌他,才能断定他的好坏。

孔子这个道理,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现代说的“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很难判断。办地方选举或在司法上判案子,就要注意,有时候群众认为不对的,不一定真的不对;群众认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由此可见为政之难。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之人,与他共事,容易得很。因为君子人多半爱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处;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就很难了。从历史上看,许多好的大臣、好的领袖,都是这样,向一个好的主管提供一个意见,只要差不多,他就会接纳,准予酌情照办;但要想使他真的心里很高兴,就很难做到了。至于说不以光明正当的途径,而想讨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君子人对于部下,信任、体谅、因才起用。因此,作为一个主管的,对部下的建议,认为可行就采纳,不必

问这人本身的学识够与不够。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对部下的品德、才能、知识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则不易得。当主管的不必什么事都要自己计划,要量才而用,舍掉部下的缺点,用他的长处,下面一定能达成任务,这就是“使人也,器之。”

至于小人就很难共事。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兴了;乃至其他一下,他都高兴。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要求完备,样样要好,这做部下的就很难了。

孔子这些话,都是从政的经验,这就是圣人。把人情世故,透彻到极点。因此我们知道做领导人的,用人不要过分要求,世上没有样样都好的人,爱打牌的劝他少打一点,爱喝酒的劝他少喝一点。办好了事,让他去,不要求备。希望每一个部下都是孔子,道德又好,才能又好,太不可能了。如果孔子来做自己的部下,自己又是一个什么“子”,才能承当呢?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这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君子之人很舒泰,这个泰字,包括了很多意义:度量宽宏,胸襟开阔,光明爽朗,这就是泰。君子虽然很舒泰,态度绝不骄傲。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心里像猫爪一样,到处都是毛病,心境就不泰然了。

子曰:刚颜木讷,近仁。

这一句话,包括一个人的三种个性。刚,很刚强,换句话说有脾气,而且是很明显的有脾气,不对就是不对,绝不愿放在肚子里不响,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绝不干。毅,是果敢,有决断。木讷,是看起来好象笨笨的,但很厚道、朴实。如这三个因素具备的人就太好了,再不然有其中的一点,也都是近于仁道的人物。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这里也来问,怎样才算一个士,孔子这里和回答子贡的,有所不同了。孔子拿四个字来形容,他说一个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总是对人笑咪咪,不是假笑,是内心愉快,这就是士。对朋友切切偲偲,很亲切,有感情,当然这个感情并不是每天请吃牛肉面,而是在朋友有困难时,伸出援手。在兄弟之间,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这样就是士。这几句话看起来好像教条,反省起来,我们每天对朋友、对同事、对兄弟都能愉快相处,和蔼相亲,就不易办到,尤其对子路的

个性正好下一针砭。

国防第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到这里,这一篇快作结论了,这篇开头说:“世而后仁”,又说“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化的基础。我们知道周公、孔子,都在身死百年之后才慢慢弘扬出他的文化思想,然后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至于军备武功,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善人来领导,只要七年之间,就可以保家卫国了。“即戎”,把军事上的国防建设做好,可以用兵应敌。但要有上面的重点——善人。善人并不只是做做好事,拿点衣服去送送人,做做冬令救济的善人。这个善的意义很大,是包括了道德、学问、才能。这样的人领导人民七年,就可以富国强兵了。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是本篇的最后一段。我们翻开这篇第一段,是子路问政。现在把孔子这句话放在《子路》这篇的最后作结论更妙。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冲动,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孔子骂过子路,“暴虎冯河”,只晓得用武力、用军事,偏向于武功,而不懂得为政之道。可是在这里的结论,却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国防,不能忘记军事。如果不教人民军事的知识和技能,不巩固自己国防上的战备,等于自己要把国家丢掉,是不可以的。孔子在许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大赞成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对于国防的战备,他认为非常重要。个人的修养也是如此,随时要准备战斗的精神,但不轻易用兵。中国武功的道理也是一样,练拳、练刀、练剑的人,要练到最高的武功,可不是为了轻易杀害别人,而主要在于求得和平的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