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孟子的向善 四、仁政理想

1、一暴十寒

孟子抱持入世情怀,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周游列国,与许多国君见面,希望“得君行道”。《孟子》一书的前几篇就记录了孟子和各国国君的谈话。有些人读到这儿会觉得没意思,司马迁就说他读到《孟子》第一章的第一段话,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我与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书本合起,反而急着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接着,我的感受是惊喜连连,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则为古今罕见。

首先,孟子与当时手握大权的诸侯见面时,当然明白这些诸侯想要的是什么,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结果他所提供的却是“仁政”。一个人怎能如此“对牛弹琴”而依然充满自信呢?这就有赖于口才了。孟子的口才来自丰富的学识和人生经历。他随口引述《诗经》与《书经》,显示超强的记忆力,因为这些资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智慧,所以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光是背诵不算什么,他还能灵活运用,把古典引入现实处境,让诸侯无言以对,只能茫茫然地点头认可。

孟子的仁政并非纯属理论,而是要由经济政策着手,对农业社会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加以适当的教育,提升人伦秩序的水平,国家自然上轨道。要推行仁政,国君必须减轻赋税,照顾百姓,或者就抓紧四个字:“与民偕乐”。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复说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并未引起共鸣,因为若要与民偕乐,则诸侯首先就得放弃“作威作福”的权力,还须克制“好色、好勇、好货”的无穷欲望,然后呢?再经常听取孟子的教训。

孟子的教训其实很好听,因为十分生动。他实在喜欢说话,往往是国君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引申发挥为一篇演讲,让国君上了一课。孟子说话除了引述经典与史实之外,还有创造格言的非凡能力。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许多成语格言,都出于孟子之口。譬如“一暴十寒”这个成语,就来自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跟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理想,但一时不见有什么效果。于是有人就问,是不是国君太笨了。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对于大王的不明智,不必觉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晒它一天,再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与大王相见的次数太少了,我一离开,那些给他浇冷水的人就来了,我对他刚萌芽的一点善心又能怎么样呢?”

孟子实际上是把自己比作太阳,把齐宣王比作植物的种子。太阳晒一晒,他开始发芽,开始成长。但是孟子走了之后,别人都来浇冷水,说这个理想太高了,做不到。因为“仁政”先要自我约束,替百姓设想,这太难了;而且别的国家不做,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一来,齐宣王就灰心了。“一暴十寒”的典故就源于此。

古代的国君因为权力太大,权力又使人腐化,做判断时很难考虑周全,所以需要好的大臣来辅佐,但是只靠一个好的大臣偶尔说一些好的意见,国君是不容易坚持下去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仁德战胜不仁德,就像水战胜火一样。现在实践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木材的火;火没有熄灭,就说这是水不能战胜火,这样就给了不仁德最大的帮助。最后连原先的一点点仁德也会丧失的。”

什么意思呢?水要胜火,需要相当的“量”。你看到一整车的木材着火了,用一杯水去救,怎么可能熄灭火呢?数量上相差太远了。仁的作用也不能靠一念之转,孟子跟大王见一次面,别的泼冷水的大臣跟大王见十次面;一次给他温暖,另外十次给他寒冷,种子再怎么样发芽,也无法成长。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长期而大量的去行仁,才能胜过不仁。就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别人做十件坏事。你说我这一件好事怎么能胜过他做的十件坏事呢?你再做十件好事,就胜过了。

孟子强调一个人行善要有恒心,要不断累积,到了一定时候才能够改变形势。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怀抱理想主义,一旦发现理想不能实现,很容易就放弃斗志,变成虚无主义。西谚说得好:“理想主义的旁边就住着虚无主义。”认为理想没用,反正实现不了,人生再奋斗也一样,好人坏人都没有得到报应。这种想法会使很多人放弃理想,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抑郁寡欢,而让下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感觉更加失望,可以说是对人性很大的伤害。而孟子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避免“一暴十寒”,我们做好事,不能说只做一件,就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累积到最后,正义一定可以胜过不义,这就是儒家的信念。

2、缘木求鱼

做任何事都需要方法。西方人喜欢讲两句话:Do the right thing,做对的事;Do the thing right,把事做对。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都需要正确的方法。

孟子有一天和齐宣王谈话,发现齐宣王老是有一些话不愿意说出来。孟子旁敲侧击,问他:“大王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可以说来听听吗?”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接着问:“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乖巧的侍从不够使唤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那是为了什么呢?齐宣王还是不说。最后,孟子自己把话说出来了,因为齐宣王的愿望,他其实早就知道了。齐宣王的愿望其实就是战国七雄共同的愿望。

孟子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愿望就可以知道了,你是想要开拓疆土,让秦国与楚国都来朝贡,君临天下并且安抚四周的外族。然而,以您的做法追求您的愿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成语“缘木求鱼”就出自这里。抓鱼应该上溪边,爬到树上怎么能抓鱼呢?孟子的意思是,齐宣王想要达成这个愿望的做法不对头。孟子给的方法是什么呢?行仁政。在正常情况下,小国不能胜大国,但是孟子却坚信他的仁政理想可以所向无敌,这是由于他对人性的洞见。亦即人性向善,人们自然也必然归向于善的政治。可惜从来没有国君愿意去试试看,都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了,很难做到。孟子提醒齐宣王不要“缘木求鱼”。齐宣王说:“若是其甚与?”有那么严重吗?

曰:“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孟子说:“爬到树上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不会有什么后患。以您的做法去追求您的愿望,如果费心尽力去做,一定会有祸患在后面。”

齐宣王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想要透过战争和武力来统一天下。这种做法必然会带来后遗症。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虽然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始皇,而秦始皇用的是法家那一套,以武力统一天下,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结果秦朝只维持了十五年,就结束了。说明什么?用法家也许可以统一,却不能维持。用儒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维持呢?没有做过试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其实是四个字“阳儒阴法”,表面是儒家,内里还是法家。政治领袖高高在上,想尽办法“尊君卑臣”,一般老百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照顾,儒家的仁政理想永远束之高阁。

孟子还说过一句跟“缘木求鱼”中的“木”有关的话: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

我只听说有从幽暗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的,没有听说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迁移到幽暗山谷中的。

现在有朋友搬家,我们祝他“乔迁之喜”的“乔迁”就出自这里,也即从比较不好的地方迁到更理想的地方。孟子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当时有一位从南方楚国来的学者陈相,他本来是学儒家推行仁政的,到了滕国之后,见到一个人叫许行的人,就开始转行,跟着许行学习农家。农家奉行神农氏学说,也是诸子百家之一,其特点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主张每一个人连同国君在内,都要耕田养活自己,耕田之后才有饭吃,类似于一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孟子就问了,如果一定要自己耕田才能吃饭,那也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吗?自己织帽子才戴帽吗?自己做的锅盘碗盏才用吗?陈相说:“不是的,是用粮食换回来的。”孟子就反问他,那为何不兼作瓦匠铁匠,样样东西都自己动手来做呢?陈相只好说,不可能一面耕田,一面做这些工作。孟子说:“那么难道治理天下也能一面耕种一面操作吗?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并且,一个人身上的用品,要靠着各种工匠来制作才能齐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那将率领天下人疲于奔命了。”接着,就是那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分工合作是重要的,每一个人尽己所能,做他能做的事,然后互相交换,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而陈相这位学者,放着好好的儒家不去研究,居然跟着许行去学农家,孟子感到很难过,说他好像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飞到了幽暗的山谷里。

不过,孟子并不是反对农业,不是说种地不好,而是强调分工合作。一个国家需要有人来领导,但你叫领导人每天种地,他哪有时间来想国家大事呢?孟子认为,你当儒家学者,把五经、六艺学会了,可以做官造福百姓,但是你却不努力,转到农家,岂不是太可惜。因为孟子觉得还是儒家思想比较能够兼顾人类生命的全方位需要,尤其是政治领袖,做一个正确决策发挥的效应,绝对胜过你亲自耕田。

3、与民共享

“与民共享”的意思是:国君要跟老百姓分享他所拥有的东西。这句话出自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在齐国担任国家顾问,有机会就向齐宣王建议,希望他推行仁政,不断改善及照顾百姓的生活。久而久之,齐宣王大概觉得孟子很可靠了,就跟他讲了一些真心话。他说:“寡人有疾。”我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呢?好勇(爱好勇敢)、好货(爱好财物)、好色(爱好美色)。孟子听到这儿,大概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三种毛病在《论语》里也出现过。孔子说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孔子把三种毛病分成人生的三个阶段来说,但事实上很多人是不管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具备这三种毛病,齐宣王就是例子。不过齐宣王身为国家领袖,居然承认自己有病,胆气可嘉。只要承认自己有病,就有可能把病治好;怕就怕有病而不肯面对,讳疾忌医。但是他为什么跟孟子说他有病呢?这使我想到一句尼采的话: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一个时代的文化出了问题,要问哲学家。哲学家孟子的特色是,他认为人性向善,每一个人只要真诚,都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在要求自己向善、择善和行善。

齐宣王在承认自己有病这个问题上很真诚,他说自己的第一个毛病是“寡人好勇”。

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孟子·梁惠王下》)

希望大王不要爱好小勇。手按剑柄,怒目而视,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是平凡人的勇敢,只能对付一个人。希望大王扩而大之。

孟子说,勇敢分两种,第一种叫小勇,出于意气冲动。走在路上看到有人瞪我一眼,就怒目而视,拔刀相向,这是匹夫之勇。第二种叫大勇,是为了主持正义,照顾百姓。譬如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百姓,这叫做大勇。孟子说,大王爱好勇敢没有问题,如果爱好的是大勇,老百姓还害怕你不“好勇”呢。他不但没有批评齐宣王,还希望他把勇敢发挥到正途上,把天下的坏人、坏事全部断绝,为百姓主持正义。

齐宣王接着说了,我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货”,喜欢财物。这是人之常情,孟子并没有责怪他。

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乃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食,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从前公刘爱好财物,《诗经·大雅·公刘》上说:“粮食囤积在仓库,包裹干粮装橐囊,安定百姓显声威。把箭张在弓弦上,干戈刀斧都齐备,这才出发向前行。”因此,留守的人有囤积的仓库,出行的人有满载的干粮,然后才可以出发远行。大王如果爱好财物,与百姓共同享用,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公刘,传说是后稷的曾孙,周朝的先祖。他带领百姓积极从事经济生产,使周朝的基业渐渐兴盛起来。孟子说,您爱好财物没有关系,如果能像公刘一样,把财物与老百姓共享,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藏富于民”。老百姓有钱,国君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相反,国君一个人拼命收集钱财,皇宫里堆着珍珠宝贝,而老百姓生活苦得要命,国君还能够享受吗?

齐宣王又说了,我还有第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喜欢美女。这更是人之常情了。孟子也没有责怪他,而是举了一个诗经里的故事。

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从前太王爱好美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大雅·绵》上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奔驰,沿着西边河岸,到了岐山脚下,于是姜氏女子,一起来此居住。”在那个时候,没有不嫁而抱怨的女子,也没有不娶而单身的男子。大王如果爱好美色,与百姓共同分享,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想说,我很好色,一个人想把天下佳丽都藏在后宫。孟子说,你好色不是问题,那让天下人都好色,男有分,女有归,各个都有感情的归宿,这不是很好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然欲望,不像朱熹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孔孟思想是了解人的欲望,顺着它去发展,但有一个原则,要由自我中心的欲望推广到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一个人有欲望,要知道别人也跟我一样有欲望,我不能只为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伤害其他人,或者让别人不要有欲望,我一个人来尽量享受,这样是不行的。

孟子真是聪明,他一再以“于王何有”来鼓励齐宣王,对于齐宣王坦诚的种种毛病,不但没有疾言厉色的加以批驳,而是“诱之以利”,鼓励他施行仁政。孟子说,你这些毛病都没有错,关键在于是否“与民共享”,让老百姓也能满足这些自然欲望。所以,一个国君只要能做到“推己及人、与民共享”,就算他好勇、好货、好色,也问题不大。因为一个社会的繁荣发展,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满足自己正当合理的愿望,国君也不例外。

4、见牛未见羊

齐宣王有一天坐在堂上,堂下有人了牵一头牛从他前面经过。这头牛拼命哀鸣,叫唤得很惨。齐宣王见了就问:“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啊,它好像没犯什么罪就被判死刑了嘛,叫得那么凄惨,把它放了吧。”牵牛的人说:“请问大王要废除祭钟的典礼吗?”古代的礼仪,一口钟铸好之后,要杀一头牛,把牛的血涂在钟上,钟才可以开始用。所以牵牛的人的意思是,你既然不让杀牛,那么祭钟的典礼就没法举行了。齐宣王说:“你怎么那么笨,换一头羊不就完了。”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老百姓议论纷纷。大家觉得大王未免太小气了,牛比羊贵,所以他祭钟的时候就用羊换牛。这话传到齐宣王耳朵里,他觉得心里很委屈。这时候正好孟子来见他,主动提起这件事,说:“我知道大王不是因为吝啬才以牛换羊,而是因为不忍心看到这头牛被杀啊。”齐宣王一听,“于我心有戚戚焉”,觉得孟子真是了解他,说:“齐国虽然小,我怎么会吝惜一头牛呢?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牛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犯罪就被置于死地,所以才用羊来代替它啊。”孟子怎么回答呢?他是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希望劝醒当政者来行仁政。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大王不必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啬。用小的代替大的,他们怎么了解您的想法?大王如果可怜它没有犯罪就被置于死地,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大王你听到牛在哀嚎,看到牛的样子,觉得很可怜,难道羊就不可怜吗?换句话说,你就算看到牛和羊都很可怜,那你看到了百姓的可怜了吗?看到百姓恐惧发抖,民不聊生的样子了吗?既然大王的恩惠能够推广到牛羊身上,可是功绩却照顾不到百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大王看到百姓因为战争、饥荒、剥削而陷于生离死别的痛苦中,难道不会心生怜悯吗?同情牛羊而无法体恤百姓,这实在是不分本末轻重到了极点。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诸侯争霸,征战连绵,各国都在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一般老百姓的境遇非常悲惨。孟子有一次在和梁惠王谈话中提到“率兽食人”四个字,道尽乱世的荒谬。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可是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等于是率领野兽来吃人。

厨房里有肥肉,代表猪养得很肥;马厩里有肥马,代表马吃得很好。动物的粮食都很充裕,老百姓却瘦弱不堪,乃至于饿死,这不等于是带着野兽来吃人吗?孟子说这段话之前,先问了梁惠王两个问题。他说:“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用木棍把人打死与用刀把人杀死,有什么不一样吗?梁惠王说,没有不一样啊。孟子接着问:“以刃与政,有以异乎?”用刀把人杀死与用苛政把人害死,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就不敢说话了。原来孟子说来说去,说的是他。国君看到老百姓死于非命,然后还说这不是关我的事,是今年收成不好,运气不好,事实上呢,“苛政猛于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一百年后情形更为严重。最后,孟子说:“野兽相互残杀,人们尚且厌恶;身为百姓的父母,推行政事,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这又怎么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呢?”

孟子和这些国君谈话非常懂得运用语言技巧,穿插的各种比喻非常生动。这些国君就算再怎么不喜欢念书,不喜欢思考,也一听就懂,懂了之后就要问自己,要不要改善?怎么改善?然后孟子就借机说出他的“仁政”理想,劝他们推行仁政,勤政爱民。孟子通过这两个关于动物的比喻提醒国君,你们见到牛和羊很可怜,不要忘记老百姓也很可怜;你让自己养的动物食物充裕,却让老百姓活不下去,这是绝对错误的。当然,话虽如此,孟子说到最后还是不忘鼓励齐宣王一下,称赞他的不忍之心是“仁心”的发端。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没有关系,这正是仁德的表现,是大王见到牛而没有见到羊的缘故。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听到它的哀鸣,就不忍心食用它的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君子总是会与厨房保持距离。

这里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或有德者。“君子远庖厨”一语,不是为了给君子理由不下厨房烧菜,而是担心君子的“不忍”因为接近庖厨而减损,最后对人也不再怜惜。孟子希望齐宣王能把对牛羊的“仁心”扩而充之到老百姓身上,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为百姓着想。孟子的这番苦心实在让人感叹。

5、不可忽视环境

做任何事想要成功,都需要环境的配合。譬如孩子要学英文,你是找一个美国人当老师,还是找一个中国人当老师呢?答案很清楚,当然找美国老师,因为英语是人家的母语,中国老师英文再好,难免说一说就想用中文来解释,小孩在这种环境下,语言不容易学得好。

我自己就有经验。我在美国念书时,女儿五岁。我把她放到美国小学念一年级,两个月之后,她英文讲得比我都好。因为英文好不好要配合发音、腔调,她讲得跟美国小孩一模一样,非常地道。但是回台湾念书之后,她的英文底子就忘了。她后来怪我怎么不让她继续学英文。我说你在台北让你学英文,学习的效果会很差,因为语言的学习尤其要环境配合,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你不知道这句话在书上念起来和实际说出来是不是一回事。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英文很差,因为打开《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很多字已经看不懂了,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发展,他们渐渐改变了一些口头用语,而你没有在那个环境生活,你就跟不上,查字典也查不到。由此可知,环境对人学习语言的影响有多么大。为人处事也是一样。孟子有一次跟宋国大夫戴不胜谈话。戴不胜说,有个叫薛居州的人,是个大好人,让他在我们国君身边,国君也会慢慢变好吧。孟子就讲了一个学习语言的比喻。他说:“假定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习齐国话,那么是请齐国人来教?还是请楚国人来教?”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来教。”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天天鞭打来逼他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带他到齐国都城的街坊住上几年,即使天天鞭打来逼他说楚国话,也不可能做到。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大王宫中。如果大王宫中,不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大王能同谁去做坏事呢?如果大王宫中,不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大王能同谁去做好事呢?单靠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起什么作用呢?

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古时候的教育也挺可怕的,因为会有体罚,小孩子学习学不好,要受到老师的鞭打。孟子以此为比喻的用意是要强调人要走上善途,需要环境的配合,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如果周围都是好人,你想做坏事也没机会;相反,周围都是坏朋友,你要做好事也不可能。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每一个人自主自由的力量,而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君拥有极大的权力,真的需要有许多好的大臣来辅佐才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等着你实行好的政策,可以让他改善生活;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他会慢慢忍耐,但是忍耐到极限就要起来造反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已经很乱了,他总是想各种办法希望国君可以尽快改善。因为国君做得好,老百姓才能跟着好,这是古人的想法。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国君如果做得不对,老百姓也要跟着受苦了。

如何能让国君实行仁政呢?孟子认为,光靠一个好人薛居州,或是个别几个好的大臣,在他身边教导,是起不了作用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反之,如果宋王四周的人都是努力行善之辈,那么宋王想要作恶也不大容易了。这段话的道理虽然很平凡,但是足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儒家绝不是单单讲究个人之发心立志,好像一个人可以不受环境影响,独自成就伟大的人格似的。事实上,从孔子的”择不处仁,焉得知“一语开始,儒家就注意到人的具体生命与外在环境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动关系。人的价值当然是由内而发的,基础在于自觉和自愿;但是这种价值必须落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人的自觉与自愿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处境的判断,也就不能离开四周的环境了。

6、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总希望做事情花一半的力气,达到一倍以上的效果。孟子有一次跟弟子公孙丑聊天,谈到当下局势,他说如果哪一个国君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推行仁政,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仁德的君主不出现,没有比现在等得更久的;百姓受暴政压迫的痛苦,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饥饿的人吃什么都容易满足,口渴的人喝什么都容易接受。孔子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了倒悬的痛苦一样。所以,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只有在这个时候是如此。

孟子说,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相反,你如果已经吃得很饱,就算让你再吃山珍海味,你恐怕也吃不下;同样的,一个人口渴的时候,喝杯白开水就很高兴了;如果根本不渴,给你喝再好的东西,你恐怕也不觉得好喝。所以,伙食好不好吃,水好不好喝,要看你本身的需要情况。如果现在天下太平,你行仁政,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很自然;相反的,天下大乱了,民不聊生,这时候你来行仁政,天下人会非常羡慕你的百姓,就自然来支持你。最后,“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不仅是一倍的效果,甚至是四倍的效果了。

孟子的说法好像有些夸张。他生活的时代,各国都在富国强兵,争霸天下,老百姓只好牺牲奉献,活得很苦。他用“倒悬”两个字描写老百姓的痛苦,等于人被倒挂着,头在下,脚在上,是非颠倒,痛苦不堪,老百姓的生命完全无法安顿,活着只是受罪而已。孟子说这时候如果你能实行仁政,那效果可是不得了的。说实在的,听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国君恐怕都会动心,但这些国君有没有做呢?没办法做。因为儒家让你行“仁政”,首先要做到自我约束,节制欲望,不能有那么多奢华的享受;不能说我国君在上面吃喝玩乐,你们底下人去行仁政吧,这是不可能的。行仁政首先要减少税收,税收一少,国君就无法充分享受了。所以,国君在行仁政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必须做个抉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真正能把孟子的话听进去,并加以实行的国君就少之又少了。这时候,孟子该怎么办呢?他提到自己的选择,说了四个字“绰绰有余”: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

我听说过,有固定官位的,无法行使职权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无法以言进谏就该离去。我既没有固定官位,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行为要进要退不是宽绰而大有余地吗?”

孟子说这段话有个背景。他的朋友蚔蛙本来是齐国一个县长,后来到齐宣王身边担任监察官,负责谏言,告诉国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结果干了一段时间,没什么表现。孟子就跟他说,你县长不干,干监察官,那你应该向国君谏言啊,让他改善一下。蚔蛙于是真的去向齐宣王进谏,结果国君不采纳,他就辞官走了。别人批评孟子说,你看你为蚔蛙考虑得倒是很好,那你自己呢?你不是也在齐国政府里面担任某些职务吗?孟子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策顾问,地位崇高,但是没有正式的官位,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所以孟子说这了段话,作为回应。孟子说,你不要批评我,我在齐国既无官守也无言责,所以不能怪我。换句话说,孟子是顾问的身分,空有仁政理想,但使不上力。他认为我要进要退绰绰有余,很从容。

这两段话前面讲”事半功倍“是针对政治领袖,如何花很少的力气,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时机“很特别,天下大乱,别的国家都在瞎搞、乱搞,你这边如果好好实行仁政,老百姓会非常感恩。后面讲到”绰绰有余“是孟子自己。孔子曾提到做官有两种,第一种叫做具臣,有专业能力的、尽忠职守的臣子;第二种叫做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君主的臣子。孔子用八个字描写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如果行不通,我就停下来,辞职了。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中,像子路、冉有都有”具臣“的能力,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大臣“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可以做到”大臣“,但是很可惜,没有机会。他本身不是齐国人,只是客卿,从外国来帮忙的;虽然想劝导齐宣王推行仁政,进而匡济天下百姓,但是国君不听,他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