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完成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硕士学位学业之后到了牛津（Oxford）。在那里我受雇于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一有可能我就要求转入病毒学。人家告诉我，那里没有空额。失望之余，我将目光转向另一方向，并找到一个职位，跟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学家和教师，在邻近的邱吉尔医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导该院的细菌学实验室。我的最高上级是约翰·托宾（John Tobin），他是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和病毒学主任。约翰年纪五六十岁，行动迅速、热诚、诙谐，有点自行其是。哪里有新东西，他就出现在哪里，双目略微瞪大。他以坐在实验室的橙子上来自动手，做点技术工作为乐。凡愿参加的人。他都乐意吸收进来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愿者之一。约翰是第一个教我病毒学的入。

“在病毒学中”，他对我说，“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时我们正准备组织培养物，——长在试管里的细胞一—必须十分小心不使它们感染细菌和真菌。那是个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们用萤光抗体检验法一乙乙种叫做免疫萤光（IFA）的技术一乙来检测乙种新发现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军人病——退伍军人肺炎的微生物。约翰并不糊涂；对他来说退伍军人病是或不是乙种病毒，没有什么差异。真正要紧的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样。病毒学家使用免疫萤光技术要比细菌学家来得多。它确证或量比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体或抗原，那种萤光染料使你能看见微生物，因为它在一定波长的紫外线下会发黄光。抗原把抗体当作“外来”入侵者的物质。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禁忌的血液、细菌或器官移植体。这些东西存在于人体刺激免疫系统，后者又转而制造出保护性抗体来对抗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人类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最讨厌的抗原之一当然就是退伍军人病。它同1976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会议的参加者中间神秘地爆发的致命肺炎有关。虽然那次爆发已经过去两年，约翰是英国第一个研究该细菌的人。鲍勃·米切尔也积极参与。于是我们三人就合作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

我们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后进行。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时左右，当实验室技术员将要回家的时候，约翰便来找我说：“苏，让我们来发萤光吧！”别人或许以为这是乙种很怪的邀请，但我对此热烈响应。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丢开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养物，同他们一起工作到深夜。我们之所以在业余时间做这些，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员们会担心和不高兴。他们会想我们在干什么？把他们的生命置于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险之中？而且他们会想还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军人病更易致病？这就是我的“追猎第四级病毒”生活的开始——处理别人认为危险的东西！

然而我不在乎这种危险。我估计，只要我正确对待所研究的微生物，并遵循合理的预防措施，我就会是安全的。此外，我对约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长时间了，并且知道怎样对付它们。

我们所做的关于退伍军人病的工作开始有收获了。约翰和我被请去向临床呼吸疾病小组作报告。我们讲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着重在症状。医生们常常把退伍军人病误诊为常见的肺炎而从来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确知这种疾病的传染要比人们想像的更为广泛。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的这种疾病即将直接出现在邱吉尔医院的病房里。而将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的人正坐在听众席上。他是乙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名叫马丁·缨尔斯（Martin Muers）。

我们作报告的几天以后，马丁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正从拉德克利夫医院打电话。那医院位于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学中心，就在我们的山脚下。

“我将对乙位做过肾移植的患者做支气管窥镜检查”，他说，然后又加上：“我想她也许患了退伍军人病。需要做些什么来检验一下？”

“请你从肺部深处（越深越好）取一个任何能取得的样品，注意在取出的过程中避免污染”。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无疑，马丁是在揣摸怎样才能满足我提出的规格要求。我提出一些建议。然后他说：“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一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晚了。实验室技术员已经回家了。我透过窗子看见马丁骑着自行车朝山上走来。他带了一支10毫升消毒离心机管。管里有三条支气管窥镜小管。好极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将它们剪开。”我说。

我将烧瓶放在安全柜里——等我想好用它们来做什么。我需要的东西就在这些小管子里的某个地方，但是怎样把它取出来？我不能脚地将管子割开，因为那样会使它感染到分散在管子外壁上的各种各样的呼吸道里的细菌，这些细菌会长满在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上，我就会找不到它。这种管子有一个极细的开口，而我没有更细的东西可以伸进去。管内的东西大粘，不能用一支消毒过的皮下注射针将它吸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小管比任何我手头有的针要长。我要的是乙种既长且细并且无菌的东西，可以用它伸进管内吸出其中的东西。

因此我自己来做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将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灯上加热，然后等它在火焰中变红时，将它拉长到我能做到的最细的程度。我不得不试做几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后才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我终于得到一根细长、极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细到能够插进那支气管窥镜小软管里。我走到放样品的柜前，打开风扇以保证适当通风，再戴上一副手套。我打开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无菌钳将一根小软管取出，然后将小管两端剪掉，插入我的细玻璃管，慢慢地将它推进去。

成功了！

我设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东西。然后将它放在鲍勃·米切尔和我于同一天制备的退伍军人病菌的培养基上。这种培养基是微红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乙种加入了铁、维生素和少许血液的半固体状的琼脂冻制成的。如果粘糊状的样品在培养基上长出一些带黑色晕圈的东西，那么我们便找到了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踪迹。

三天之后，情况看来令人失望。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但是我为至少没有出现污染而感到欣慰。鲍勃·米切尔比我有经验，注意到培养基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肉眼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一滴粘状物下面出现了一小点棕色。他拿起培养盘用光线透射上面的琼脂让我看。看见了！可以勉强看出一道微小的晕圈围绕着比它更微小的在粘状物下面的针尖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这是在美国之外、在一个活着的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第一例退伍军人疾病的病菌。我们高兴地把马丁请来。

“祝贺你”，我喊道。“你抓到它了！那是退伍军人疾病的病菌，给他用红霉素吧。”这是治疗退伍宰人病症的首选药物。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项工作，即弄清楚那位患眷是怎样感染的。约翰和鲍勃成功地阐明了患者可能是从肾移植室的淋浴间里感染的。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菌株。我欣慰地报告，病人经成功地使用红霉素治疗，康复了。

几个月后，我调到伦敦南部一个叫吐汀（Tootin）地区的圣乔治医院从事一项真正属于病毒学的工作。可是，好像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求婚者，“退伍军人病”总是跟随着我，也许是我总带着它。我肯定是这样受指责的。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区医院（Kingston upon Thametq District Hospital）建立病毒学服务机构。细菌学总技师马尔科姆·史密斯（malcolmSmith）找来对我说，他正为日常工作之外无事可于而厌烦。

“现在开办病毒学服务工作，我很想找点新工作做，”他接着说。

因此，我把自己的退伍军人病菌株和约翰·托宾给我的试剂，连同我从邱吉尔医院偷运出来的培养基一并给了他。我对此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人们害怕接近退伍军人病病菌。但马尔科姆不在乎。我把内装致命病菌的试管递给他，并说：“略，马尔科姆，配好制剂，看你能否发现一例退伍军人病。”有谁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

两星期后，我正在金斯敦医院参加一次会议。门打开了，我们停止了说话，抬头看见了马尔科姆的脸。他高兴地笑着。

“我找到了一个！”他胜利地宣布。

“找到一个什么？”我问道。

“一个退伍军人病的病例。”他答道。

他挥舞着夹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之间的一张纸片。那是一份实验室报告。他把我给他的微生物培养起来做成了显微镜载片用来检验一位肺炎患者的血清。结果显示出退伍军人病病菌的高滴定量抗体。他是在查阅了几份实验室检验申请书之后，发现一个病例的描述，似乎像退伍军人病，然后才找到那个患者的。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打电话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那位负责治疗的住院医生。当时那位住院医生说：“什么是退伍军人病？”

“没关系”，马尔科姆答道。“只需给我送些血清来。”注院医生送来了血清。

我立即与伦敦北部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总部的传染病监测中心的克里斯·巴特利特（Chris Bari1ett）联系。克利斯是当时英格兰有数的几位流行病学家之一。前些年我在牛津时从他那里学到过许多东西。他听了这个消息时，同我一样兴奋，但同时他倾向于采取保守态度：毕竟只是一例，不能说明出现爆发。我们决定对此病例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再作定夺。

一星期后，马尔科姆又来到我在金斯敦的办公室，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我又有了两个病例！”他说道，显得非常得意。

听上去他像是又抓到一只孔雀的猎手，所有三个病例可能都是从我们的新医院大楼里感染的。正是这样。

“好，马尔科姆，”我说，“我想我们真的已经碰上了一次爆发。”

我又一次电话告知克里斯·巴特里特。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克里斯说，“我马上就来。”

突然间，我成了一名侦探。疾病爆发的起源在那里？传播的方式是什么？我很快意识到一项传染病调查工作包含比组织培养和病原体更多的东西。它也可以包括工程学。我正要学习一所医院的管道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第一件事：没有明显的空气调节系统。美国人说退伍军人病来自空调系统，但我们没有任何空调系统。那未就老老实实地囱到画骨板上去吧！指导我查看蓝图和运营一所医院的技术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哈琅（David Harper）的工程师。没有他不愿意为克里斯、马尔科姆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一段管子我有兴趣检验的话，他只是简单他说：“好，大夫，”于是将他的巨大身躯钻进管子下面的某一特殊管组去采集我要求的水样。我学到一件事情是一所大的公共机构的设计比你所想像的更为缺乏规则。虽然这所建筑是新建的，但并不是每一件东西都安装得妥贴。当我回头去检查蓝图时，发现大多数管道的走向与设计不符。这点使工程师们感到惊讶不亚于我。因此，戴维带着我们考察了管道系统，到处收集样品，只要我们认为什么地方可能存在不流动的水。

一星期两次我参加工程师会议，我变得如此地沉浸于他们工作的那些螺母和螺栓之中，以至于——毫不夸张他说——有一次我不得不制止自己向他们建议在某处找到一个单向阀。

为了检测细菌的踪迹。我们用25立升的桶采集水样。一旦装满了水，这样大小的桶就很沉重。因此，为了运送它们，我们需要某种运输工具——在医院中没有比轮椅更为易得的运输工具了。我们到处拦截轮椅。虽然我们尽可能地谨慎从事——我们不愿让医院职员和病人知道我们的目的——但偷窃轮椅无论是多么暂时性的行为，也不能逃过人们的注意。

“晦，把那个东西拿回来！”我们会听见人们在我们背后叫嚷。

我们干脆假装没听见，飞快地跑走。

从水里分离细菌是困难的。尽管如此，马尔科姆干得非常出色。首先他必需将每个桶里全部25立升的水通过一个过滤器，然后他必须将过滤膜上残留的沉积物注射到豚鼠身上，看他们是否感染上退伍军人病病菌。当时这是唯一的做法。

可是，为什么要对水管系统感到如此强烈的兴趣？很简单。美国研究人员认定空调系统是退伍军人病的来源。虽然在牛津我们能够证明在淋浴室里也能找到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但证据仍然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们如何搜索，在金斯敦医院找不到空调系统，我们也并未真正想找出一个这样的系统，归根结底，英格兰既潮湿又寒冷。不错，我们确实发现一个用于手术室的空气冷却系统，但是三位得病的患者无一进行过手术。

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个从爱丁堡乘英国铁路（火车）来旅行的学生。作为暑期临时工，在医院清洗地板。他在顶层干活，那里窗户洞开，因此他也许曾暴露于装在房顶上的通风系统的排出物中。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火车上受到感染。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得不到现有证据的支持，当其他患者感染这种病时，没有一个和通风系统有任何接触。因此，我们也被迫排除这一假设。最后，我们发现12例，大多数是在医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一个婴儿，这是婴儿感染退伍军人病的第一例。实际上，是婴儿的母亲作出的诊断。孩子曾经进过这所医院，不久便出院。之后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时孩子得了肺炎。当孩子又被送进医院时，这次是英格兰北部海岸一个避暑胜地的一家医院。医生不能断定哪里出了问题。最后这位母亲问道：“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退伍军人的玩意儿？”向公众宣传是有好处的。

不仅我变得熟悉建筑工程的秘密，我还有机会认识大气生物学领域里的一些事情。大气生物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当时生物战争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时，要检测我们难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于空气中，我们从波登（Porton）请来了二战时期的专家来检验空气样品。虽然30年内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却有一台很好的小机器用以在医院的房顶上向大气中吹气泡。他们想弄清气泡是否会飘进上层的窗户，那里有精密的检测系统可以记录下它们的存在。显然是没想用这台机器来指示空气的流动，不管它的目的如何，这项试验难得有机会进行。它们不是在一个天然多风的、像英格兰这样的岛上进行的。不出所料他们的数据没有说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亲属在当地电视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发的消息便为大众知晓。电视台播放了对一位门诊医生的电视采访报道。在表面上友好谈话的掩盖下，记者开始对那位门诊医生进行查究，向他提出难题，对此他显然是毫无准备的。他的陈述被断章取义，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认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观点。例如，那位门诊医生纯粹出于疲劳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镜头。当它出现在电视的画面上时，看来好像他是在对门诊工作中的疏忽作自觉有罪的回答。

传媒记者煽起被激怒的亲属在医院门外举行集合；因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参加。尽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验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围，试图向这帮人解释为什么患者会死去。事实上，我们向他们保证，医院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我们的医生们恰当地诊断和处治了患者，而我们则竭尽全力处理感染源。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我们从未作出诊断，就不会有控诉，因为首先无人知道任何关于退伍军人病存在的情况，那些病例被简单地标明为“肺炎、病源不详。”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惩罚的一例。

医院工作人员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经常向他们重复保证，以平息他们的忧虑。我们尽力使他们相信，进入医院大楼护理病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他们逐渐克服了恐慌。在许多方面，工作人员和病人认识到我们正在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树立了信心。然而我们无法使所有的人都高兴。仍然有一些人要我们对这种疾病负责，仅仅因为我们告诉他们存在着这种疾病。

同时，马尔科姆继续从我们给他的水样品中培养退伍军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检验结果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能够确定感染的来源。一天晚上，戴维·哈琅值班，对护士们抱怨病房热水供应不足作出回应。他到设备间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设备间是向整个医院供应热水的。那里有三个大圆筒，即液体加热装置。当时只有一个装置在运转，供应热水。第二个是空的——关闭起来待修。第三个停着待用。他打开那个停用的加热器的蒸气供应阀以增加热水的流量。当蒸气将水加热时，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将各个层面的水翻动混合，然后进入热水供应系统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它一直呆在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度攀升时，我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 Warrell）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连同来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血管系统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影响。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关，有证据证明血小板在埃波拉感染中会受影响。内皮细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衬里，并将血液和血细胞保持在血管内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变得容易渗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细胞，基本上，埃波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内壁细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遣返英国。

我们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相当轰动。这使我们惊奇。其所以那么轰动，原因之一是我们给会议带来了新信息。直到那时，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是，退伍军人病完全是通过空调器感染的。我们告诉他们，退伍军人病病菌能够在热水器和淋浴喷头中生长。另一原因是，具有像珍妮那样专长人才是罕见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响还因她年轻、金发和美貌而增强。

那天晚上我和乔通了电话。他说来接我，但又说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没进城了。”他说。

他驾驶一辆破旧的鸿达牌轿车（这辆车后来被称为“乔车”）设法找到了我。

他来到旅馆的大厅，作自我介绍，然后带我去参观“疾病控制中心”，我兴奋极了。“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我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规模之大，对它的人员那样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深感惊讶。在乔的办公室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病毒性出血热的病理生理学。这是今后我们多次各自或共同还要涉及的题目。他谈到的每个问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好的听众，又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正是我需要的科学的反馈。

自然，我急于告诉乔我在波登刚刚完成的实验。

我们有数据证明，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在显微镜下看来遭到破坏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们的功能，我解释道。“我已经基本上证明，猴子的死亡是因为它们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

用简单的话来说，血液没有凝结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因此结果可以想见。先是血液不会凝结，然后它通过血管的遭到损害的衬里渗漏到外面。患者于是多处出血，肺和各种组织被从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浆状物。奇怪的是，虽然不管疾病对循环系统有多大损害，它并不破坏器官本身，同一种常见的被一些电影和畅销书所散布的错误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没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样被液化或变为大杂烩。事实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神秘之处是无论用肉眼或在显微镜下加以观察，那些器官显得相对地完好无损。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组织保留下来。事实上，有时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方法是因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议的是即将死亡的患者的灾难性的崩溃，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学性的——就是说，并没有细胞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话，为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们能使患者度过危险阶段，那么康复将是完全的。这就让我们有机会想出办法来对付埃波拉病。

乔对我的发现极感兴趣。他曾经见到过许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较好观点来解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细胞学和病理学。乔曾在西部非洲进行过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这种关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讨论自然地刺激了我们的食欲。乔请我吃饭，我欣然从命。

第二天我离开亚特兰大去访问设在马里兰州费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门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坚持留下我的护照才让我进去。我见到了卡尔·约翰逊（KarI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后者是疾病评估部主任，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虽然我说不清楚他是否记得我所做的工作，但他确实提到了它。我在访问中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吉恩·约翰逊（Gene Johnson），军队中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负责他们正在进行的猴子实验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他将要“完全地解决这个病理生理学问题。”我对此感到怀疑。他的方法给我的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主要依靠尸体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发生的那些关键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乔相遇。他是从扎伊尔回来途经伦敦的，他是去进行扎伊尔的第一次艾滋病调查的。他到达伦敦后找不到我。显然是戴维·辛普森给错了电话号码。经向查林·克罗斯（Charing Cross）旅馆查询，他继续努力寻找我。当乔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把他挡住的，当然不会被英国电话系统难倒。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我。鉴于他所遭遇的麻烦，也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而感到荣幸，我愉快地请他出去吃了一顿美餐，整个后半夜我们坐在我在温布尔顿（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兴高彩烈地谈论科学，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他搭乘回亚特兰大的班饥。在他正要登机时，他说：“你一定要到亚特兰大来，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实验。”

那是在我们打赌的时候。我告诉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说，“拉沙热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们一致同意打赌的赢家将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要求得到这瓶酒。同技师希拉·米切尔（Sheila miichell）和唐纳·萨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套间里做了一次有关拉沙病的实验。我得到同我预言相同的结果。乔非常雅致地承认了这点并请我出去午餐。作为一个宽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这瓶酒的一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