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之称自从公元前一世纪流行以来，就以雄奇壮阔的地理景观和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而罩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这块地处亚洲中心，广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绎过残阳如血、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也谱写过华夏一体、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各民族的迁徙往来，很少停歇的征战杀伐，大小王国的兴盛衰亡，以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英雄豪杰在这个地区的擘划经营，又给她罩上了厚重而又苍凉的历史氛围。她不但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文复杂，还是自古以来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地。繁荣兴盛了数千年、长达几万里，从中国一直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昆仑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辽和元朝时，其西部疆域都较汉代广阔，至清朝强盛之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现在的新疆，只相当于清朝强盛之时的一半，它是贪婪的沙皇俄国强迫衰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后形成的。

这就是新疆的背景，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

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和守卫以及让它长治久安，是自西汉以来各朝代的责任和梦想，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在历次开发中，总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迁移而来。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古老，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形成，并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陆的进步、文明和繁荣；美国的西部移民开垦了其西部的广阔地域，使耕地面积达到了三点四亿顷，从而使美国的小麦生产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倍，因而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西部不仅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工业中心。从1850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三百五十公里，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所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德·斯蒂尔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对于美国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

而中国人口的迁移在上古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的记载。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早就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之地。伊朗高原数次人口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则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缩影”。中国近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气派。

新疆的屯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两千年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眩雷屯田，揭开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以来，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一百零二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

西汉在西域屯戍最盛时，官兵累计曾高达两万五千余人。它巩固了西域统一，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历史感和富有诗意的韵律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极盛。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十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它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把屯田作为安边定国的国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还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五百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二十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在近代有一个人一直被这块热土铭记着。他就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

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重大国策。随后，这个欧洲国家以“筑垒移民”的方式，步步进逼，使其扩张野心得以实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使清政府无暇西顾，给沙俄加紧侵略新疆提供了时机，侵吞了新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同时，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南疆英吉沙尔、疏勒、阿克苏、库车等七城，并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为界的“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之国）。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作为并吞新疆的工具，为自己划定了新疆的势力范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攻占迪化；沙俄随即借口阿古柏占领迪化，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当时虽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尽瘁驰驱，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西出阳关，远征新疆。从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这使沙俄十分震惊，伊犁俄军骤然增至十二万人，并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军离开肃州，决定征讨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达自己为了民族利益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他白发临边，虽然因为清朝政府对与沙俄开战怀有恐惧，决定靠谈判解决伊犁问题，不得一战。但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朝军队成为谈判的强大后盾，“迫使俄国作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复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多的联系。“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写照。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时隔六十年，维护新疆繁荣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当时的新疆军政首脑、湖南人王震将军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连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军，共有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随即就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口，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四百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三百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新疆军区成立后，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周恩来总理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又涉及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怎样才能守住这万里边防，如何使它走上稳定、发展、繁荣之路。他们要做的绝不只是解决二十万大军的一时之需。他们想的是要以屯垦来保障这块孤悬塞外的疆土的长治久安。

我国历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于平乱，平乱之后在于羁縻，很少用心去彻底改造西北，更无规划久远之计，兴衰废存，时间很短，大多一代而终。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决定结束这一状况。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震的肩上。

1950年2月，毛泽东命令驻疆大军“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道命令宣告了战争的结束，宣告了铸剑为犁这一人类梦想的实现，也同时决定了驻疆部队的命运。

历史的转折真的开始了，血与火的岁月终于结束了。一些怀念英雄岁月的人感到失落，一些向往和平岁月的人感到欣喜。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心怀何种情绪，除了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

新疆境内，三山逶迤，南有昆仑，中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山。天山以南，俗称南疆；天山以北，俗称北疆。在三山的臂弯里，夹着两个巨大的盆地，南疆为塔里木盆地，盆底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为准噶尔盆地，盆底为凶险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国，掩盖了无数曾名噪一时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于漫漫黄沙之中，只留下了几堵残墙，一截城郭，供后人怀思。即使曾盛极无数朝代的丝绸之路，也落得荒烟飘散，人踪杳无。就连长达二千七百多公里、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也毫无声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而被列为全国四大灌区的玛纳斯河，在一挨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也像烟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那是一场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可以说它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场。因为他们开垦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

驻疆部队立即“转轨换型”，一时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各路大军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两大沙漠发起了进攻。

二军部队扑向塔里木盆地，在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长战线上，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大合围之势；六军和二十二兵团在准噶尔盆地周围以及伊犁和吐（鲁番）哈（密）盆地摆开了战场。

那时的中国军人，大多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好多人就是为了土地，为了吃上饱饭去参加革命的，开荒种地的活计，谁没有干过？

但这块大地上变化无常的气候，可怕的风暴，置人于死地的酷热和严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盐碱化，都是他们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但军人们并不害怕这些。他们害怕的是另外一种来自内心的，来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让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一位老军垦战士这样说。

由于战乱的原因，解放时，新疆的汉族人才三十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了王震等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王震将军清楚，仗打完了，官兵们希望的是解甲归田，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要让他们不回故乡，在这里开荒种地，最后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军心是不会稳的。就他自己而言，把这些出生入死，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士们留在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最后无家无室，自己内心也有愧意，他也于心不忍呀。

王震将军自然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但为了这片辽阔国土的长治久安，他只有采取历朝历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而要改变自汉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就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但新疆当时的那一点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育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

因此，他把征召女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很快开始实施。他首先召的就是湖南女兵。自五一、五二两年间，就有十多批、计八千余名年轻姑娘，踏上了遥远、漫长而又充满危险和梦幻的西进之路。

——虽然多年来，人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这些年轻的女兵满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遥远得连梦也没有梦到过的新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驻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可我在任何史志中找不到这样的话——哪怕是团场的史志。在我所搜集到的十二厚本，大开本、豪华精装的师、团史志中，除了《农十师志》的《1951年、1952年参军进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七十名女兵的姓名、入疆时年龄、籍贯和参军时间外，其余的史志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的字样。对于这句话背后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很多人再无消息。除了部分亲人，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好像早已神秘地消失了；或者说，飞逝的时光已将她们的踪迹完全抹去。

很多人只听到了关于她们的传说。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传说其实就是历史。是的，本该成为历史的，但当历史没有记录，它就以传说的方式保留下来，根植于民众的内心，进入民间的灵魂。它不粉饰，不篡改，不抹杀，它保存了本身的汁液，保存了本身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想，也正是这些给人类以力量，滋养着人类代代繁衍不息。

我敢肯定，即使这一切真是传说，它的价值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其实，我们回溯历史，就会知道，当江都王刘建之女、文弱的细君被汉武帝封为公主，在两千多年前告别长安，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时，西域的稳定和巩固就已在冥冥之中与女人有了一种联系。

汉武帝在临行之际赐细君以琵琶，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细君接过琵琶，踏上了万里西行之路。后来她用这支琵琶弹唱了一首绝世的幽怨和思乡之曲《黄鹄歌》，她凄婉哀怨地唱道“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由于细君体质较弱，不习惯异地生活，又不通言语，加之思乡心切，悲寂孤苦的她积郁成疾，到乌孙五年后，就病故异乡了。

细君公主逝世后，应乌孙的请求，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戍的孙女封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乐观开朗，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乌孙后，很快适应了草原生活。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按乌孙习俗，先后嫁乌孙王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在与翁归靡共同生活的三十余年中，她辅佐翁归靡治理乌孙，使乌孙成为西域最强盛的王国。公元前七十年，翁归靡发五万铁骑与西汉十五万大军夹击匈奴，大获全胜，使匈奴在西域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为了扩大西汉与乌孙联盟在西域的影响，她又派心腹侍者、才女冯持汉节为公主的使臣，行赏诸国，使汉朝声威远播。

后来，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糜继承父业做了乌孙王；二儿子万年做了莎车王；三儿子大乐做了乌孙左大将；大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做了夫人；小女儿素光为乌孙呼翕侯的妻子。他们不但秉承了解忧公主的教导，维护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也为乌孙立足伊犁五百余年奠定了基础。

猎猎汉旌，萧萧马嘶。我已无法想像细君和解忧当年跋涉在万里古道上的情形。如今，我只能从她们那或成功或失败的异乡生活中，感受那首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动人诗篇。

正是沿着她们的足迹，事隔两千余年后，大批的女兵来到了天山南北。

“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在他的《扎根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官兵在新疆》一书披露道：

……进军新疆的途中，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的1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1000多名女知识分子，1950年从四川来了一批女学生，1951年又从华东军区部队调来了一批女医务工作者。1951年，从湖南招聘来3000多名女青年知识分子。接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来了一批女青年，还有不少军队、地方院校的毕业生自愿要求到新疆来。1952年初至1954年，从山东老解放区动员来大批青年妇女。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妇女各年度参军来队支边的数量是：1949年1127人，1950年1298人，1951年3862人，1952年11723人，至1954年达4万多人。

我在一份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1951年上半年妇女工作总结》中看到了这样的话，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兵对我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的代名词。但我们这些女兵并不害怕这些，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临婚姻问题。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自来到这里，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做了男人们所作的一切，有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如果说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那么，牺牲了爱的她们的生存不知要比别人付出多少倍的艰难和困惑。但她们以人类、以妻子和母亲的坚韧战胜了那一切。

这的确让我的内心深感震撼。我知道，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她们不愧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