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泪。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呼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毛润之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润之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冲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问我去不去。

去！我当即答应。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先不告诉他们。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跟父母说。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但出发之际，我又不想去了。的确，那是个我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地方。我一次次看着地图，看着阿尔泰、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之间大片的荒凉，看着那遥远而曲折的道路，想着就要离开故乡，离开亲朋好友。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流了下来。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已没了官职，也就没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留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以缓解家中面临的困境。

我在暑假参加过青年学员队。长沙所有中学的中学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参军后，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我犹豫着，徘徊着。这使唐天忠很生气，唐天忠那时已是青年团员，觉悟很高。她气哼哼地说，以前说好的，参军到新疆，可你革命还没参加就动摇了！

听她那么说，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去吧。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即使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告诉家人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父亲了解那个地方。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母亲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母亲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道，庆国在你们家吗？

我赶紧对同学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让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对我母亲说，她没见到我。

母亲听后，埋怨道，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可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说着，脚步声在八月长沙夜晚的酷热中渐渐远去了。

我知道母亲会在整个晚上寻找我。我又哭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的脑海里总会响起母亲在长沙街巷里的脚步声，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托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托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1950年征召进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着列车掠过我熟悉的故乡山水，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就再也难以见到亲人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庆国吾女：

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像。你尚未成年，自幼少历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我当时已坚定了到新疆去的决心，看了父亲的来信，只在心里说，正是因为新疆遥远、艰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现在要走得越远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们伤心、难过，我都知道，但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好起来的。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我不知道那信是怎么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处得知，自从父亲知道我离家以后，就马上写了信，先后寄给他在西安、兰州、迪化的部属或朋友，托他们帮他找到自己的女儿，设法把信转交给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并不知道。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之踪迹，思女念女之心，汝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之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之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无法在大陆立足，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来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不久，我领到了军属证，那天，我特别激动，比刚换上军装时还激动，因为我的全家都是军属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给母亲，每年母亲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收到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我在老家订了婚，别人现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紧，扬言见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说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请我务必在某月某日赶到南京某地。

我看完信后，半天没摸着头脑，母亲的信满纸谎言，因为我从未与任何人订过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亲想念我了，想见我，才不得不撒了个谎。其实，是母亲也要带着兄弟姐妹去台湾了，这是她临走前的来信。她是希望我能从信中读出她的真实意图，与她一起到台湾去。但我哪知道这些？也没给母亲回信，就搁下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大陆再没有一个亲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奋斗了。

我听母亲后来说，他们是经政府同意后去台湾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否有这回事，但我想母亲一个弱女人，拖家带口，要凭别的途径，是走不了的。

但母亲离开大陆不久，我就被从文工团清理出来了，到了军区工程处宣传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也有可能与我的家人都去了台湾有关。而我糊里糊涂的，也没多想，就乐呵呵地到工程处去了。

我到工程处后，被分在宣传科当干事，我觉得坐办公室太没劲，所以总想离开。因为自幼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又在文工团创作组待过，我就发誓要当作家。我闹着要去工地。一是那里热闹，二是可以体验生活，以后可以写东西。当时，文工团的领导经常讲要想写出好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课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儿。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凝土，因为我认为打混凝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到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1980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1984年，母亲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个亲人的骨殖。记得诗人周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看了这句话，我就想，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吗？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