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快乐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不经意的一瞥,已隔了数年。从天津到上海有一天的船程,一昼一夜间,她脱离了天津油腻腻的不能舒展的空间,来到繁华苍凉的上海。

    当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时,回头看去,影响往往缓慢深长。像水流过河床,流向也是隐秘的。八岁的爱玲站在海轮上,看到渐渐靠近的城市,是否开始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个城市与自己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纠葛不断的联系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对未来有先知。

    然而毕竟只有八岁,这样的年龄,即便如爱玲般的聪颖,也是懵懂的。这懵懂亦是天真,对命运的婉从,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悦惊动。

    天津散发出暧昧模糊的气息,被逼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颤巍巍站不住脚,伸不直腰。我甚至怀疑,如果爱玲一直留在那个窘迫尴尬的城市,她身上还会不会有那样逼人的清贵呢?

    也许上海是她前世的乡魂所系,她跟上海一点也没有隔阂。一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非常绔气而快乐的富家娇女,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逊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会沉浸在陌生的喜悦里,爱玲也不例外。多年后,她依然回忆着那羞涩的房子,于她“也是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间,没有那样陌生的喜悦。上海于我,如同不爱的情人,即使被拥抱,依然觉得寂寞。

    八月骄阳艳照,我去寻访那些老房子,仿佛就在那里,却无法确定。不能轻踏脚步惊扰,只是远远安静地眺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阳台。那里曾经坐着爱玲的父亲,他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望着檐前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的脑海晃过的还有小小的爱玲惊惧的眼神。

    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就从父亲身上,隐约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如同我从亲人死亡里体味到决然的无可言喻的空洞。我们最易从亲密的关系中觉察到疏离,从最亲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惧。最无能为力的离弃,就是死别。

    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的图案,只能描摹,静静等待轮回。

    如果还有力量令死亡迟疑的话,那就是爱!一九二八年,爱玲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父亲发誓痛改前非,进了医院治疗。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更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忏悔。除了忏悔,也许还想挽回与妻子之间摇摇欲坠的感情。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态复燃。他和她之间也无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离婚,时年爱玲九岁。

    一个人的个性从年幼即开始被塑造,长大后再经环境磨琢定型,一路走过去,除非日后历经大的磨难变故,否则不能动摇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强的个性,铸就的棱角,就不是轻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爱玲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颠倒的印象,以为英格兰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后来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却始终无法矫正最初的印象。因为那是她记忆最甜蜜温暖的一种印象。

    母亲归来,父亲妥协,大人逼仄尴尬的情感拉锯战中,竟然留出了一丝空隙让小孩繁衍无根的快乐。爱玲因此度过一段朱红色的快乐时光。她看见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开始学画,弹钢琴,学英文,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泪,开始扮演母亲所期许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岁月静好,没有后来的波折,爱玲在这样富贵优渥的环境里长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陆小曼似的才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会少一个张爱玲。

    她开始显示自己聪明早慧的一面,开始了她才女历程。三岁能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七岁熟读《红楼梦》,开始写章回小说。这些并非因为早教,而是天生聪慧,事实上,她的教育环境并不好,虽是书香门第,但父母经常为她剧烈地争吵。父亲不赞成她上学。

    或许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内在的驱策,读书好象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仿佛有天生的灵力,毫不费力的驱策它们,布阵行军战无不胜。她又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破开众神之王的脑袋跳出来,百无禁忌却又理所当然。

    优秀,也许是出于勤奋,而卓越则定然与天分有关。否则那么多人,接受那么多的文学启蒙,却难得出现第二个张爱玲呢!

    短暂的两年,温暖了一生。那两年在她的灵魂里烙下了无法覆盖的印记。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要从自己的童年经历里抽取感情和记忆。要打动别人就要折腾自己,写作是绝望的慢性自杀,无法被饶恕。爱玲的后来,阴郁而光明凝练的文风,隐约就是这段岁月的抽象延续。

    朱红色的快乐,渐渐紧缩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者项上的鹤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