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走了，孙用蕃来了，成为了爱玲的继母。爱玲深受刺激，为此怏怏不乐了许久。她像是不请自来的强盗，生生地挤入她和父亲之间紧密的空间。从此，多了一个“第三者”，多了一个敌人！

    其实她比她难。从来后母难做，如同与人做妾，名不正而言不顺，如非必要谁愿为之呢？人心隔肚皮，做得好了，是你的本分，十分贤惠也落不到一分；做得不好，担个虐待的罪名，无端就有一干人等跳出来指责，主持正义，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胆小怕事的，众人口中夹着尾巴做人；略有些担当的，免不了势急强做虎，个个逼做了柳月娥。

    她何尝不是提着一颗心，拎着胆子做人？父亲是孙宝琦，由民国外交部长一路走上总理的宝座，说到底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人情大过天，窘迫的时候，仗着张老脸，上海地界上也不能不卖点小面子。

    这样一个人，因是庶出，姨太太所生，又因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癖好，二十三岁了也未许人，只得做了张家的填房。心比天高，身为低卑，她心里也未必就光明堂皇，喜悦明亮。人是命里蜉蝣，不过婉从而已。

    但凡爱玲说她一点好，给她一些好脸色，也能让她欢喜。她心血来潮写的《后母的心》，也曾让她感激不尽。可爱玲偏偏是那样一个冷人儿，对人好也不宣诸于口，何况是与她虚与委蛇呢？其实她也想尽力做得好一些，想得也算细致。譬如知道爱玲的身材与自己差不多，就带了许多自己年轻时穿的衣服给爱玲。无论结果如何，她的本意是想和爱玲搞好关系。

    从父母大人的角度，爱玲的确不算是一个乖巧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对她的怨恨并非针对她本人，而是对天下所有的继母。她在散文《天才梦》里坦然承认，对父亲再婚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产生一种迫切的冲动：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样的恶毒和憎恨，也难怪父母对她严苛的管教。而那样的管教，在那个时代似乎并不过分。

    于她能做到这一步了，实则不易了！可惜她的好心用得不上道，受冷落责难是难免的。她忘了爱玲的身份家世。无论怎样没落了，也是正牌的千金小姐，又在洋派母亲的熏陶下长大，骨子里有一股清高的贵族气，如何稀罕你那几箱破衣服？其实何止对她，便是表舅亲友有好心，想着把衣服给她穿，爱玲也是不喜的，她曾经对姑姑抱怨道：“如何就轮到我被周济了？”

    爱玲自有不食嗟来之食的傲骨。即使她不去周济人，也轮不到别人来周济她，否则周身难受。此时她正是青春少女时，爱美之心初萌，对容貌服饰在意比之前以后更甚。她所上的圣玛丽亚女校是上海最好的贵族学校之一，培养中国式的西洋淑女，校园里行走的都是全上海的天之娇女。满园绣带飘香，花枝招展，令桃羞杏让，燕妒莺惭。

    继母给她旧衣服，爱玲穿在身上好比孙悟空进了八卦炉，周身上下没一个地方舒坦。因是旧的，要承他人的情本来就窝囊，何况是从孙用蕃身上脱下来，仿佛长了一双眼睛、一双手整日间盯着她，摩挲着她。爱玲算不得小心眼，却耿耿于那件黯红的薄棉袍，说它是“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这样的描述简直有些恶毒。

    有一张照片，是爱铃和姑姑在阳台上的合影。女孩的脸上再也寻不回旧日踪迹——圆圆的脸，圆圆的笑容。年幼时面对镜头的自信全消失了。站在草地上，阳光满满，照不到她身上。苍白木讷让她看起比姑姑还要衰老。她身上的那件旗袍，直觉就是那件让她耿耿于怀的“碎牛肉颜色”黯红的薄棉袍。

    那是心上的一个阴影，惟有等时间去照耀。

    那应该是她在圣玛丽亚学校上学最黯淡的一段时光，当她穿着继母的旧衣服走在校园里，忍受了多少难堪的眼光。在全上海的天之娇女面前，手上光芒初绽的笔，也掩盖不了她的失落。那时她还不懂得安贫乐道，宠辱不惊。人本心里的虚荣，往往需要岁月来销蚀。

    可以想像爱玲当时的委屈。一个宣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一个拿到第一笔稿费以后，给自己买口红的女孩，穿着继母的旧衣服，简直就是磨难。

    到了美国，她给自己买了无数鲜艳却几乎不可能穿出去的衣服。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恋衣癖，另一方面，或许有宣泄自己曾经遭遇的委屈。

    孙用蕃也是委屈的。这个名门闺秀，嫁给了张志沂，两个孩子父亲的没落王孙，已是屈就了，加上爱玲这个脾气古怪的女孩子，任何琐事都有可能激发成滔天巨浪。背地里受了多少委屈，流了多少泪，又有谁知？她一生并未有大恶，谦卑女儿心，翻些小风浪也成不了大害。任人说得她万般恶毒，也只是被红尘湮灭的平凡女子。黄逸梵活得精彩，张茂渊活得干净，爱玲活得轰烈，而她本分得很，和张志沂两个人一直到老。

    春日迟迟,女心伤悲，她心底还是好女子。人心似水，乱世中，她能陪着他，一路走到老。这份坚定，已是不易，只可惜爱玲并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