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艾萨克·阿西莫夫还是个脸上长着雀斑、迟迟的少年。他不善言辞，见过他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他毫无灵气可言，谁也没料到，7年之后他却脱胎换骨，由一名笨拙的少年转变成为一名自信、直率的成年人，并在科幻小说领域里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

　　15岁时，艾萨克已发育成熟，身高为5．9英尺，开始换声，并将由高中升人大学。父母决定让他上医学院，将来当名医生。在那个时代，医生被犹太移民视为最体面的职业。在此方面，艾萨克没有选择的余地，况且他也没有别的想法。如果他能考上医学院，是进人医学界的第一步，至少这块牌对谋求职业有帮助。要进人大学却不是容易之事，对犹太移民的孩子来说就更难了，所以选好大学很关键。最方便的就是附近的市立大学，它招收的大部分学生是犹太人，但有资料表明，进入这所大学，对于那些想进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无疑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相比之下，塞斯罗学院比较不错，尽管人学较难，但从这里毕业则意味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塞斯罗学院附属于哥伦比亚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大学，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未能进入该校学习的学生，始终将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它的学生主要来自移民家庭，都是些最聪明的孩子，不光有犹太人，还有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艾萨克的面试不是很成功。当时他有些不知所措，给人的印象极为内向，毫无个性，他离开考场时，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只能进入市立大学，想要从医的希望已经破灭，因此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乃至毕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都忧心忡忡，觉得大祸将至，甚至不愿意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出乎意料的是，过了几周，他突然得到通知，被塞斯罗学院录取了。他的父母明白塞斯罗学院无法和哥伦比亚学院相比，但也深知种族因素在大学招生中的影响，因此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尽管如此，在整个大学期间，艾萨克却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二流的学生。

　　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艾萨克有了第一台打字机。父亲慷慨地花了10美元，买了一台二手货的“安德伍德5号”。一开始艾萨克发现，学习打字很难。他不愿意参加速成班学习，也不看指导手册，纯粹是靠自己瞎学，竟用一个手指打字。父亲发现后，强烈要求他学习正确的打字方法，当时店对面住着一位名叫玛姬的年轻女子，正在上商业打字课，父母知道后便请她来教艾萨克。自此，艾萨克开始有所长进，并受益匪浅。

　　后来，艾萨克回忆说，当时他感兴趣的不是玛姬能教他正确的打字方法，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有机会单独跟一位漂亮女孩呆在一起。他学得很快，不久打字速度就走过了玛姬；再过一段时间，竟达到了每分钟打90个单词的速度。

　　一学会打字，艾萨克便立刻投入了创作之中。对于这些早期的尝试，没留下原稿，他自己也回忆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关于魔术师与小精灵的故事，还带点“托尔基内斯克”的韵味。这些都是在《赫比特》和《指环之王》上正式发表文章之前的尝试而已。

　　1935年，艾萨克进人塞斯罗学院。学院位于布鲁克林的保罗希尔区，离自家的糖果店有5英里，他得花5分钱搭一段地铁。

　　艾萨克在大学里没有一个旧时朋友，大部分中学同学都进人了市立大学。整个学生时代，艾萨克都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后来在塞斯罗学院里，结识了一个好友西尼·科恩。这是个好学、坚毅的学生，在科学上与艾萨克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但大学毕业各奔东西后，旧日的友情也很快烟消云散了。

　　大学第一年，艾萨克过得不是很好。他发现自己在语言、艺术方面缺少天赋并且也不是个实际意义的科学工作者。解剖课对他来说尤其困难，即便是杀死一只猫（他一直都很喜欢猫）都觉得于心不忍。因此当教授要求他去捉一只野猫，杀死后处理好，并在上生物课解剖时，他几乎是硬着头皮强迫自己敷衍了事。一找到机会，他就放弃了生物学这门课。

　　上二年级时，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独立的塞斯罗学院关了门，同学们都成了“大学肄业生”。令艾萨克生气的是，塞斯罗的学生并没有被收人哥伦比亚的其他学院，而是被冠以新头衔分开了，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与正牌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完成了同样的学业，有时甚至一起听讲座，但他们仍然是二等公民。这种不平等感，更增强了艾萨克的种族歧视意识。

　　学校的变化使得上学的路也延长了，坐地铁单程就需一个小时，这使阿酉莫夫与同学们更加疏远了，在校外他也没法与人交朋友。

　　1936年底，阿西莫夫一家搬到了他们的第四家糖果店附近，糖果店位于温莎街上，靠近希望公园，艾萨克对这家店铺的印象最为深刻。在这个店中，他对科幻小说的迷恋越来越深，少年时期就这么度过了。

　　这次他们的家没在店铺大楼上，而是安在了街道对面。这是艾萨克那时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几年来，阿西莫夫一家的糖果店一直收益颇丰，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能在更繁华的街区找一套更宽敞的房子住。艾萨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并获许将科幻杂志留在壁橱里。住在里奇伍德街时，根本没地方搁书，30年代早期的《惊奇》与《惊诧》均被随手扔掉，而这些书到了现在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收藏物。

　　这个家给艾萨克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阿西莫夫一家在这儿一住就是16年，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25年后，当艾萨克重返旧地时，却发现店铺已成为废墟，房屋也被出租给了别人，不禁悲从中来。

　　在温莎街，阿西莫夫开始了认真的创作。他很清楚地记得，1937年5月29日这一天，他坐在打字机旁认真地写第一篇连贯故事时的情形。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学打字，并为校刊写报道及稚嫩的新闻稿，偶尔也试着写点支离破碎，构思不佳的小故事。这篇作品就是《宇宙之钻》，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时空旅行者。在这部最早的作品中，阿西莫夫已经知道了运用现代科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合理的想象编织出整个故事。

　　在1937年的春天和初夏忙着写这篇作品的同时，艾萨克也意识到得挣点钱为二年级做准备。上个暑假，他靠打工每周赚的15美元，都用在了买书和路费上，所剩无几。为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到学院的心理系做助手。他的工作是为心理系主任格列高里·雷泽伦教授打杂，其中一项是参加一个小组，为教授制作所需的统计表。但阿西莫夫很快就发现，他不是个能与人合作的人，总是自顾自地准备自己的表格，并在教授的指定范围外做自己的研究；当他实际上与系里的其他人进行合作时，又总是为各种小问题与别人发生争执，并明确表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他无法再在小组中呆下去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干，而教授之所以没让他走人，是因为尽管他无法与别人合作，但确实能干出点名堂。

　　艾萨克发现自己难以与别人合作，这无疑是他从未有过文学代理人的原因。据出版商们称，与他一起准备书稿非常愉快，但那是因为他写书，他们出书，出版商们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尊重他们的付出，他们并非干同样的工作或就某一工程紧密地配合。当然，他与弗雷德·波尔短暂的合作是个例外。

　　为庆祝1938年新年，这一天也碰巧是他18岁的生日，他写了一篇日记。他终身都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尽管有时候热情会有所消退。据他自称，这些早年的日记像小报告一样，都很乏味，但还是为探索他心灵深处的情感或动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从一开始他就决定，自己的日记只能记载事实，以便日后论定是非，而不是用来记载幻想或对生活的梦想及其他更深的思考。

　　中学时代，阿西莫夫是个有天分但又爱闹腾的学生，进人大学后仍然如此。尽管他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但许多讲师都开始讨厌他。一年级还没上完，差点就有二门课不让再修。因为他总是在课堂上插科打泽，拿老师取笑。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他早就被赶出去了。

　　有一件事差点断送了他的大学生涯，令阿西莫夫到老都无法忘记。三年级时，他决定选修英国文学，当时讲授这门课的是才华横溢、口若悬河的莱恩教授。莱，gy教授是个戏剧迷，经常兴致勃勃地向学生介绍他新近看过的戏剧，但也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从未有人敢与他作对或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有一次讲课时，莱恩决定给学生介绍一下他刚看过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当时城里正上演着这些最新排练的剧目。

　　事有凑巧，阿西莫夫最近也刚听到有关“布莱克斯”的消息。“布莱克斯”是当时的一种下流剧院，那一年的头条新闻就是纽约的道德模范市长费尔莱罗·拉加蒂尔下令关闭了城里所有的“布莱克斯”剧院。就在莱恩在教室里踱着方步，以近乎可笑的热情，细致地介绍着他看戏的经过，描绘着演出的精彩场面，声称自己为学生感到惋惜，因为他们今生无缘看到那种场面，感受不到那种无与伦比的演技时，被莱恩夸大其辞的演说搅得很不耐烦的阿西莫夫突然大声地插嘴道：“是的，我们是看不到了。拉加蒂尔把它们都关闭了，我们怎么能看到呢？”

　　话刚出口，阿西莫夫就后悔了。教室里先是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无法抑制的大笑。哭笑不得的莱恩试图让学生们安静下来，但毫无效果。这时，下课的铃声响了，莱恩飞快地离开了教室，同学们也鱼贯而出，边走还边拿阿西莫夫的话开玩笑。阿西莫夫躲过了批评，但他没走，在教室里和西尼·科恩商量着被学校开除后的工作问题。

　　幸运的是，莱恩教授似乎并没有把阿西莫夫的话放在心上。第二周上课时，他向阿西莫夫眨了眨眼，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事情就这么结束了。这门课修完后，阿西莫夫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莱恩教授还专门提出了表扬。

　　阿西莫夫善于对事物做出快速、机智的评论，而且往往带有天然的分析倾向。他的这一天赋，为他在生活的另一领域起到了极其有益的帮助。上大学时，阿西莫夫就开始向科幻小说杂志投稿，对每期的故事进行评论，并按故事要素标准打分。这一举动所引起的反响起出了他自己的预料。首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惊奇》杂志上，艾萨克激动不已，对科幻小说更加着迷。1938年5月10日，《惊奇》杂志未能如期出版，阿西莫夫有些担心了，几天过去后，仍未见到该杂志出版时，他沉不住气了，决定去出版社看个究竟。当时，《惊奇》杂志是由斯特瑞特与史密斯出版社出版的。接待员将他领到五楼一位叫克利夫德先生的办公室。这位先生解释说，出版日期已改为5月30日。阿西莫夫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等待他的杂志。果然，第二天杂志就到了。

　　回首往事，阿西莫夫觉得这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实际上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这件事促使他走上了创作科幻故事的道路。当时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那些在每期《惊奇》与《惊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当某期杂志未能按时收到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杂志的依赖已经很深：如果没有这些杂志，唯一的弥补方式只能是自己动手写故事了。

　　对斯特瑞特与史密斯出版社的拜访，还使阿西莫夫意识到杂志上的那些作家并非高不可攀。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出版社，走进了那个收集故事，并对它们进行甄选、发表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作为一名作家而迈人那个世界呢？这时，他想到了《宇宙之钻》。这部作品尚未完成，还躺在家中的抽屉里。几分钟内，他乘地铁由出版社返回到家中，将自己第一次认真创作的作品拿在手中。看到稿纸已略微有点卷角，他当时便下定决心，要改写这部作品，并将他投给《惊奇》杂志。

　　阿西莫夫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宇宙之钻》及写小说的想法。在对故事做了满意的修改以后，他还得决定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将它投递到《惊奇》杂志社。他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亲自把稿子交给坎贝尔。他吃了一惊，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他得到的最好建议。

　　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初次见面是在1938年6月21日。当时，阿西莫夫还是个年仅18岁的大学生，而坎贝尔比他年长10岁，已是位功成名就、经验丰富的杂志编辑。坎贝尔收下了阿西莫夫的稿子，说一定看，几天后就能还给他，同时做出答复。对于坐在大编辑对面的阿西莫夫而言，坎贝尔同意见他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自然，坎贝尔没有发表《宇宙之钻》，而是如约在两日内将稿件还给了阿西莫夫。他的批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从文章的开头到人物性格塑造、单薄的故事情节乃至结尾，将故事批得几乎毫无是处；但尽管是全篇否定，坎贝尔在信的结尾还是写了几句鼓励的话，使阿西莫夫保留了一丝希望，让他觉得尚未彻底失败，应该继续努力，再进行尝试。作为一名编辑，坎贝尔拥有高超而又少见的技巧——毫不留情地指出作品的弱点，必要时甚至完全摧毁，但仍为作者保留一丁点希望。对任何编辑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一项技巧。

　　阿西莫夫很快便开始投入了新的创作。这次退稿令他受益匪浅，并由此与坎贝尔建立了联系。他认为自己已经弄清楚了一篇“惊奇”故事应有的文体与要素，于是便开始写一篇6000字的新篇《偷乘者》。

　　《偷乘者》讲述的是一些人前往木星的一颗卫星加里斯托，结果发现这个星球上住着一群对磁场有反应的奇怪动物。

　　与此同时，阿西莫夫每月继续在《惊奇》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甚至还收到了一些作家的回信。这些作家定期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有的对他的评论提出了疑问，有的则感谢他的指正。阿西莫大无意之中展开了自己的联网活动。正是这些信件，促使他在6月的一个下午首次进入了坎贝尔的办公室，与众多的作家、读者建立了联系；而正是这些作家和读者，引发了科幻小说的革命，使得《惊奇》与《惊诧》这两份杂志能正常运作。

　　阿西莫夫又开始了孜孜不倦地创作，直到6个月后的1939年1月1日，坎贝尔终于看中了他的一篇作品《艾德·阿斯特拉》，将它登在了《惊奇》上。在此之前阿西莫夫共计拜访坎贝尔7次，收到退稿9次。

　　1939年初，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在坎贝尔将他介绍给《惊奇》的读者之前，他已卖出了一部作品《被放逐的背心》。他的这篇最早的作品，曾被坎贝尔拒收，但《惊诧》杂志在1938年10月21日收下了它，并将它刊登在1939年1月的《惊诧》上。今天，它已成为阿西莫夫最著名的一篇故事。1939年2月，阿西莫夫与小杂志《科学故事》达成了第三笔买卖。《科学故事》与《奇异故事》是姐妹杂志，至此他算是真正入了行。

　　坎贝尔收下《艾德·阿斯特拉》，并不是受了阿西莫夫在《惊诧》获得成功的影响。他是看中了这篇故事本身的优点才接受的。《被放逐的背心》受到了《惊诧》杂志读者的热烈欢迎，阿西莫夫收到了读者的一些卡片与便条，他们认为这是一月号上最棒的故事。

　　阿西莫夫自然从自己的第一笔交易中赚到了钱。那时候从事写作不是非常有利可图，给他的酬金是按每个字半美分到一美分计算的。这意味着6900字的《艾德·阿斯拉特》为他挣了69美元。杂志不同，酬金也不同。大杂志的发行量大，当然给的就多，而《科学故事》给的就少点。

　　科幻流行杂志的书迷与读者们开始注意到阿西莫夫。他的故事也越写越多，越写越快。阿西莫夫的一位朋友及科幻小说写作同行弗雷德·波尔提出做阿西莫夫的代理，并帮他改写被退回的作品。开始时，阿西莫夫对这个提议不是很热心，因为他自知是个很难与人合作的人，但过了没多久，他答应试试看。两人的伙伴关系在1939年没持续几个月，只取得了一点点成功：波尔帮他在几家小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故事。

　　波尔作为评论家比做代理更合适。阿西莫夫一直铭记着自己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波尔给予的帮助与鼓励。那时的阿西莫夫刚人行，还很稚嫩，他常常答应写心中没数的东西，结果只能自食其果。

　　这次短暂的合作使波尔与阿西莫夫成了了好朋友，但两人均认为，他们还是保持私交为好，这要比他们成为正式的商业伙伴强得多。

　　取得这些早期的成功后，阿西莫夫正式成为一名流行杂志作家，他忙碌了起来。除1942年中某一短暂时期因家务与战争的影响他曾暂时搁笔外，他几乎每月都在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作品。这时的阿西莫夫还只是个大学生，一边得争取学位，一边为家里分忧解难，同时还得为实现自己的写作梦而努力。

　　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兴的科幻小说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遍布美国各地，其中以纽约尤甚，因为主要的几份科幻杂志都是在这里出版。通过写作及参加一些科幻小说俱乐部，阿西莫夫终于交上了几个朋友。

　　阿西莫夫参加的第一家俱乐部是“大纽约科幻小说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毫无特色，会员主要是来自纽约5个区的一群少年流行科幻小说迷，定期在昆斯区聚会。

　　聚会时，会员们探讨各种杂志上刊登的科幻小说，朗读自己的作品，或就某篇故事的一个小细节给杂志写信，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攻击别的俱乐部。孤僻的阿西莫夫被这种少年的狂热深深吸引了。完成大学功课，做完店里的活，傍晚时分穿过纽约，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冒险。尽管他已满18岁，但晚上很少出门，参加俱乐部给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新花样。

　　当时的科幻小说俱乐部寿命都不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员们常常因对科幻小说的持的一些小分歧发生争吵，这些争吵往往升级为两败俱伤的混战，最终导致俱乐部的解体。然后，经过合并、重组，成立了新的、同样短命的俱乐部，而会员与原来的那班人并没什么区别。

　　阿西莫夫是个不善与人合作的人，但在两派相争的斗争中，他却令人诧异地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出现分裂后，他总是两边讨好。阿西莫夫并未将俱乐部内不同阵营间的小打小闹当回事，也无意在这个拥挤的科幻小说迷的小圈子内成为某种形式的“领袖人物”或得到什么荣誉。他只是对阅读、写作科幻小说感兴趣，并没有成为小圈子内大人物的野心。

　　阿西莫夫年轻时期，科幻小说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是男性。三四十年代，除了仅有的几个例外，科幻小说几乎是男性的特权。这种风气在近代改变了许多，可能是因为好莱坞影片的影响。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俱乐部结识了许多男友，其中一些人，如山姆·莫斯何维茨、弗雷德·波尔、斯普雷格·德·坎普等，还成了他的终生好朋友。当时，最有名气的俱乐部是“未来者”俱乐部，后来的一些文坛名人，如弗雷德·波尔、詹姆士·布利斯、丹蒙·耐特、罗伯特·亨纳恩，当然，还有艾萨克·阿酉莫夫，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其成员。这个阶段对阿西莫夫成长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使阿西莫夫能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自己的思想，探索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科幻小说，尤其是当时的科幻小说，是科幻迷自娱自乐的作品。任何一位作者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注重了解自己的行业情况，“未来者”俱乐部中的思想交流为阿西莫夫的早期作品提供了创作素材，亨纳恩、波尔及其他一些作家也从中汲取了最初的创作能量。

　　艾萨克的少年时代几乎没交过女朋友，因为他的时间大多用于在科幻小说俱乐部讨论宇宙飞船与时空旅行了。直到20岁，他才开始与女孩约会。他的第一任女友，是大学化学系一位名叫艾琳的女生。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没维持多久，并且也没撞出什么火花，但从1939年冬到1940年初这段时间里，他们还是断断续续约会了几次，使得艾萨克首次有了与女孩子交往的经验。尽管艾萨克当时已是个小有名气的短篇小说作家，并在自己的银行帐户中存了几百美元，但他却不知潇洒为何物，对调情一窍不通，遑论扮演一名绅士了。对第一位女友多少有些吝啬，他总是请她到便宜的小饭馆吃饭：他心痛钱，不愿将前花在戏票或吃顿豪华大餐上。

　　与艾琳刚开始约会，就发生了一件事，几乎断送了他们刚起步的关系。1940年，艾萨克带艾琳去参观世界博览会。艾萨克觉得，经过6个月的接触，他们的关系应由纯精神阶段跃进到实质性阶段。他认为带艾琳去博览会坐穿山车，将为实现这一飞跃起到推动作用。按他的设想，当车转到可怖的高度时，艾琳肯定将吓得直往他怀里钻，这时他就可以乘机吻她一下了。但事与愿违，艾萨克自已被可怖的高度吓傻了。当车跃上第一个顶峰时，他吓得紧紧抓住艾琳，甚至尖叫了起来。车停下时，他已抖若筛糠，整个晚上都不得不忍受着艾琳的冷嘲热讽。

　　和艾琳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他又恢复了旧日的生活——与男友们来往、上学、帮父亲料理糖果店并继续他的科幻小说写作（这是最重要的）。几个月后，他又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士杰特鲁德。

　　1942年初，艾萨克通过一位朋友吉·哥尔德伯格认识了杰特鲁德。艾萨克在“未来者”俱乐部呆了一段时间后，转到了布鲁克林作家俱乐部，在那儿结识了吉·哥尔德伯格。吉的女友丽想让自己的一位朋友见见吉，评判一下他作为托付终身的对象是否合适。显然，如果能组成两对是最好不过了，于是吉找到了艾萨克。

　　他们花了几周时间才最后定下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四个人终于见了面。吉曾向两位女士介绍说，艾萨克是位留着胡子的化学家，还是个俄罗斯人。一年前艾萨克确实留了胡子，但1942年初他已将胡子剃掉了。说他是个俄罗斯人，他对俄语一窍不通，而且他当时还只是个正与化学课较劲的学生，但无论如何，第一次约会很顺利。

　　从艾萨克自己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来看，他显然更在乎这次约会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是否与杰特鲁德保持联系并不是很在意。

　　当时的艾萨克还是个愣头青，不知如何穿衣打扮，对时尚毫无兴趣，更不知如何有利地把握社交机会。他还只是个22岁的青年学生，性格内向却又口无遮拦。他出身于劳动阶层，父母是移民，没什么钱。他身上有种心不正焉的气质，属于那种“傻教授”型的人，人长得也不是很精神，看上去甚至还有点蠢笨，说起话来带着很浓的布鲁克林口音（这一特色伴其一生），连他自己都承认，有时单纯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完了这些，该回到正题上来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有了发展。继1942年2月的第一次约会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刚开始时，他们还是与吉和丽一起出去，后来两人便单独行动了。他们或是去曼哈顿看场电影，或是找个便宜的地方吃顿饭。

　　即使在笨拙的青年时代，艾萨克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十几、二十岁时，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女性相处，与那些高手相比，确实显得可笑。他在大学里不停地惹麻烦，但他坦诚、亲切、可靠一女人们总是很欣赏男人这些优点的。并且，他无疑是很聪明的，毫不羞于展示自己的才智。在开始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同时，艾萨克有了改变。尽管他从未学会老于世故，仍保持着孩子般的单纯的幽默感，但突然间，他有了自信。在这个时期，他发挥出了潜力，变得风流起来。许多后来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很难想象，阿西莫夫曾是一位在女人面前不知所措、害羞而内向的人。在他20岁刚出头时，他对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自那以后，他对异性的态度也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他由一个见了女人便瞠口结舌、不知所措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抓住一切机会、对任何女人都大献殷勤的男人。

　　对这一变化所能做出的最好解释，就是自1942年起，艾萨克从感情上和智力上都独立了。另外，他适应了大学生活，并在学业上小有成绩。和杰特鲁德在一起的感觉不错，他没费什么劲就给对方留下了好印象。最重要的是，他写了几篇成功的故事。他向自己及科幻小说界证明了他能写出商业性强、又有水准的作品。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了铅字，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阿西莫夫一辈子都是个喜欢让人奉承的人，这使他性格中长期被压抑的一面得到了释放。突然间他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满脑子只是科幻小说、不谙世事的古怪少年，开始能与女性交流了，而在此之前，女性对他来说一直是个未知数。有了新的性意识后，他对女性的态度多少有些放纵起来。从那时起，他已不仅仅是个爱说俏皮话的聪明小子，逐渐成了个花花公子。

　　可笑的是，促成艾萨克这一转变的竟是杰特鲁德。在他颇具成就的学业及早年流露出创作才华的基础上，杰特鲁德推了他一把，使他加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杰特鲁德生于1917年，几乎比艾萨克大出3岁。她以前一直住在加拿大，19岁时，全家搬到了纽约。她的生活比艾萨克要精彩得多，也交一些男朋友。

　　艾萨克初遇杰特鲁德时还是个童男子，性方面一片空白，但他与杰特鲁德似乎很快就达成了默契。他们刚认识时，艾萨克显然是穷追不舍，杰特鲁德则表现得相当矜持。无论怎样，这段爱情还是开出了花朵。杰特鲁德被邀请到艾萨克家做客，艾萨克也得到了回请。两人开始正式谈情说爱。

　　三年的大学时光对艾萨克来说是个不间断的奋斗过程。这段时间内有三件事情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首先，他的科幻短篇小说写作不断取得进步。他收到了很多退稿，但从不气馁，经过不停的努力，终于将故事卖了出去。他不断从坎贝尔那里，从他的朋友们、科幻小说迷们及一些青年作家那里得到启迪。认识杰特鲁德时，他已卖出了许多故事。仅1941年一年，他靠写作就挣了1000美元——虽然算不上是笔大财富，但交学费已绰绰有余。

　　艾萨克关心的第二件大事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场战争。尽管他对宗教一无所知，但他确实把自己看成是全球犹太人团体中的一员。他认为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就是对他的迫害。他有一种受挫感，但又无能为力。

　　1941年，德军两线作战。战争进人了对峙阶段。俄罗斯的冬天及苏联红军阻拦了希特勒的东进，但在西线，英国和德国的庞大军队在远东和非洲均陷入了僵局。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日军轰炸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阿西莫夫非常兴奋。他意识到，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行动，数百万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与家园，大国也因参站而被拖垮，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希特勒。他相信美国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并且坚信盟国必胜，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是他青年时代最沉重的包袱，那就是他的学业。1939年9月，他达到了学业标准，进入了研究生院。他仍是哥伦比亚的学生，但依旧入不了一等公民的行列，问题的根源仍在于种族隔离。另外，他与学院里许多有影响的教授均有过节，这些教授如打定主意不让他过好日子，他只能自食其果。

　　当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主任、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尤雷教授，就很不喜欢艾萨克。两人有过许多小冲突，尤雷明确表示，他根本就没功夫理会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尤雷的课上成绩不佳，其他的许多课程也仅勉强达到标准。尤雷认为，阿西莫夫是个自以为是的懒学生，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息。阿西莫夫永远都不会讲出实情：他一边得尽最大努力完成学业，一边还得帮家里料理生意，每日乘地铁往返奔波数小时，还得写科幻小说挣学费。

　　1939年，在学院的研究生选拔会上，尤雷煞费苦心，企图让阿西莫夫落选，但他失败了。但是，令阿西莫夫生气的是，尤雷的一项提议获得了通过。他提出先让阿西莫夫试读一年，如届时能按要求取得学分，才可转为正式的研究生，否则就退学。

　　当时，欧洲的战事不断升级并到了紧要关头，而在这整整一年中，阿西莫夫收敛了写作的热情，全身心地投人到了学业中，最后终于排除了障碍。他晚上学习到深夜，早上还得早起帮店里干活；他在地铁往返途中看书，并与一切朋友失去了联系。1940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正式成为哥伦比亚的研究生。

　　医学院是阿西莫夫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有一段时间，他不仅对上医学院不抱一点希望，甚至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不巧的是，父母一心想让儿子成为医生。在他们看来，哲学博士的学位毫无价值。阿西莫夫对此不以为然。

　　那时，他已对纯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化学。他在大学里学习困难，不是因为没掌握学习技巧或对学习缺乏兴趣，而是因为生活中的其他压力。他也不喜欢哥伦比亚的教育体系。在塞斯罗学院学习时，一年未满，他就意识到自己要比大多数给他上课的教授们聪明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乏味无比，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几乎一无所知，对这种人阿西莫夫无法肃然起敬。

　　事如人愿，他果真不用再为上医学院苦苦争辩，也不用再做任何决定了，因为没有一所医学院愿意录取他。阿西莫夫松了一口气，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父亲朱达自然很沮丧，认为这是儿子学业上的失败。阿西莫夫费了很大的劲说服父亲，让他相信事情并非那么糟——他说这没准是件好事，况且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艾萨克决定去哥伦比亚，取得化学硕士学位。这样他就有资格从事研究，进而取得博士学位。1940年，他通过了研究生的考试。1942年初，在认识杰特鲁德前，他取得了哥伦比亚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过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日子。硕士学位考试并非容易之事，所以他仍得努力，到时他将全力以赴。他知道，只要自己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并多看些书，保持对化学的兴趣，就一定能通过考试。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满怀着新的兴趣与热情，又开始了科幻作品的创作。他恢复了与坎贝尔及当地科幻小说俱乐部朋友们的联系，并在写作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1940年到1942年，他陆续发表了最早的机器人故事、经典短篇小说《夜幕》以及后来被收人《基地三部曲》的一些早期作品。

　　阿西莫夫的决定——稍稍放松点学业，专心从事写作——被证明是明智之举。与1940年的研究生人学考试相比，硕士资格考试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1942年2月2日，他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并马上开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课程。

　　1942年初对阿西莫夫而言是段快乐的时光。他获得了硕士学位，银行里存了1000多美元，还发表了许多作品。尽管欧洲战事绵延不绝，自己前途未卜，但他还是很乐观。1942年4月，他鼓起勇气向杰特鲁德求婚，那时他们刚认识没几个月，可能他是有点操之过急了，杰特鲁德被吓了一跳，但艾萨克却非常认真。他的求婚无疑进一步表明了他对自己有信心。

　　杰特鲁德拒绝了他，并曾试图结束他们的关系。她甚至告诉艾萨克，她不爱他。尽管她说这话时一本正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提这事，但不到一个月，在劝说杰特鲁德与他继续保持一般的朋友关系后不久，他又发动了进攻。那天，他与杰特鲁德在哈德逊河边漫步了数小时。两人边走边谈，最终他说服了杰特鲁德，接受了他的求婚。

　　阿西莫夫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在将被逐出大学校园的危难关头，他排除万难，转危为安，并取得了学习博士课程的资格；在科幻小说界，他得到了书迷与同行们的认可，并且还赢得了自己所爱姑娘的芳心。虽然前途荆棘密布，但在1942年的春天，阿西莫夫无疑正处在事业与生活的一个浪尖上。

　　就他的事业而言，20世纪40年代早期是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创作最具成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确立自己作为美国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的地位；他是坎贝尔的少数几个宠儿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是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一盏引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