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业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玉米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废除了《玉米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玉米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玉米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蓝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蓝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关于1851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设计经济战略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评论为：

　　这一制度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完美，为了解释不该出现的贫穷与悲惨而产生的理论也是如此。爱尔兰的不幸被认定为是人口过剩所至，尽管在这片世界上最高产的地区只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为肥沃良田的土地还有数百万亩，尽管爱尔兰人民被迫浪费劳动，而花几倍的钱去购买服装和钢铁……人口过剩是一个错误制度所致恶果的最好借口，因此，这一错误还将继续，直到错误制度行将结束。为了维持这一制度，英格兰的劳动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这样才能够在运费和关税各方面具有优势，胜过印度、德国和美国……

　　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拥有竞争对手不可能轻易拥有的人才；与此同时，通过对人口的不恰当分类，她还维持了比邻国相对低价的资本和劳动价格……她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她还不停地改变金融安排，利用殖民制度，把自己的损失迅速转嫁给与之有联系的所有国家。

　　凯里列举了美国1837年经济萧条的例子。这次萧条便是始于银行业恐慌。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的信用越来越多地被伦敦城的银行所控制，完全背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概念。

　　在英国，关于自由贸易对劳动的影响，他写道：“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地延长，议会干预已是绝对有必要”。他对试图利用垄断机械对世界课税的可怕后果给予了强烈指责。对道德的影响也同样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他们普遍采取降低质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国家逐出同类商品生产为目的，铁就是其中一例。

　　凯里把1846年废除《玉米法》作为政策的分水岭：1846年玉米法废除案后，爱尔兰立即表现出对英国的依赖，让我们先来看看其结果。伴随着巨额的粮食进口，爱尔兰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失去了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爱尔兰人民只能靠农业生活。靠农业生活只能勉强维持，而且要看她的邻居是否满意。爱尔兰产品价格与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品之间有个价差，英国需对造成价差的劳动进行补贴，英国要愿意支付这一补贴才行……关于废除玉米法，理由是错的，结果是贫穷、悲惨和饥饿，维持人们的生活成了爱尔兰地主的责任，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是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重建奴隶制的条件之一。一个食品出口大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场是爱尔兰——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仅供本国消费……整个系统的目标就是增加调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数量……因此，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如果全力生产铁并用铁交换用英格兰的棉花和羊毛制成的衣服，每年可以节约大约三倍的劳动。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