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喀纳斯的当晚，灌了一肚子酒，连羊肉味都没有闻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拍大红鱼的期待和兴致。我们采访了很多当地人，有小孩、年轻人和白胡子老爷爷，从他们嘴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大红鱼的事，每个人都说得很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见过。有个年轻的哈萨克族牧民说，大红鱼的脑袋跟吉普车的引擎盖一样大，一口就吞下一头牛。老人们又说，大红鱼其实就是龙。每个人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出入很大，都说得神神道道的。

　　喀纳斯湖和禾木乡的美，是语言难以描绘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喀纳斯湖的很美的图片，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人能够用相机完全记录下它的美丽。当时我曾经很遗憾自己没有相机拍下那样的人间仙境，但今天想起来，我一点儿都不遗憾，因为任何相机和镜头都只能记录下一个局部，一个瞬间，无法表现人置身其中的感受。这也是我十几年来从未写过任何关于新疆之行的文章的原因。因为相对于那一片山水，那一段生活，我觉得任何文字和照片都一样苍白，我想将它完整地保留在我记忆中，无法与人分享。这些年喀纳斯湖成了热门旅游景点，我的感情也十分复杂，旅游的开发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的破坏。这些年我喜欢到处旅行，却不想再去喀纳斯了，我生怕破坏了我记忆中的美好。

　　拍摄之余，我天天跟当地的牧民待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感觉到饿了或者渴了，只要看见毡房，掀帘子就可以进去，不需要认识主人，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多数毡房里，男人一般都不在，都放牧去了，只剩女人在家。随便到一户人家，不用客套，只要说要吃东西或者要喝奶茶等，女主人都会端上来。还有一点儿好处是，在牧民家吃饭不用喝酒，喝酒是很高级、很隆重的待遇，得是很正式的场合才会有。所以，在轻松的气氛下，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让我印象深刻。

　　哈萨克族牧民的家里有一种看上去很诱人的油炸面团——包尔扎克。它有桃子那么大，外边一圈看上去像油炸过的，里边其实跟生的差不多，一口咬下去又生又硬，很不好吃。苏北海教授告诉我们，当年成吉思汗的部队远征时吃的就是这种叫包尔扎克的干粮。苏教授说，哈萨克牧民用油炸包尔扎克一年也就两三次，因为山里温差大，东西放不坏，所以当地人总是一炸就一大袋，然后拿它招待客人——今天有人来了，一倒倒一地毯，吃不完就收起来，过段时间，又来客人了，还是倒一毯子，接着吃。

　　除了包尔扎克，还有奶茶。喝之前，导演小声地提醒我们：“没喝过酥油的，最好不要在奶茶里面加那东西。”但我们还是觉得新奇，所以主人第一次问要不要加酥油时，多数人欣然答应。只见女主人拎上来一个木桶，上面盖了一层纱布，揭开纱布后我们一看，酥油居然是黑的，正纳闷不已，女主人手一挥，一群苍蝇轰的一声飞了起来，下面才是黄灿灿的酥油。接下来女主人挨个儿往我们的奶茶里一勺一勺加酥油，我们心里直发憷。后来才知道，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地方，苍蝇的功能基本和蜜蜂一样，就是传播花粉，不像我们这里的苍蝇那么脏。

　　牧民家的手抓羊肉真是别提有多好了。我这一辈子除了在新疆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肉了。他们的手抓羊肉做法很简单，没有任何调料，就是清水里一把盐，但就是异常好吃，非常奇怪，每一顿手抓羊肉我们都吃得狼吞虎咽的。我还在一个牧民家里吃过生羊肝。那个牧民兄弟把羊宰了之后，从靴子里拔出刀（新疆的民族朋友几乎每人都带着一把英吉沙小刀，哈萨克语叫“皮恰克”），单独切下羊肝，然后在一口柴火烧得噼啪作响的大锅里，把羊肝烫一下就拿出来，很豪爽地切成两半，叉一块给我，自己一块。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好意思推辞，眼睁睁地看着血糊糊的羊肝伸到了我面前，我只能小心翼翼地问：“我要那块小的可以吗？”然后在他的注视之下，把那块生羊肝吃了下去。吃完了估计牙齿上都是血，我立马转头去找老杜要了两片治拉肚子的药。

　　贾娜尔。

　　在北疆的阿尔泰山拍摄民族歌舞的时候，我认识了布尔津县文工团一个叫贾娜尔的姑娘。她是团里的舞蹈演员，那几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有一天黄昏时分，我吃完晚饭从毡房里出来，贾娜尔问我骑过马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带你去骑马吧。哈萨克族牧民家的马很高大，马背都快有我人那么高了。见我有些发憷，贾娜尔说，不怕，我带着你骑。她挑了一匹很健壮的马，把我推上马背后，她轻盈地翻身上马，坐在我背后，拉着缰绳一抖，马就在草原上飞跑起来。

　　我放眼望去，夏天的阿尔泰山开满了鲜花，凉凉的空气中满是青草、泥土和鲜花糅合在一起的味道，这时天空的云彩被晚霞染上了万道金光。贾娜尔骑着马带着我在山坡上来回飞奔，马跨过一条小溪时溅起冰凉的水花，弄湿了我们的衣服，我听到她在我身后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星期后回到布尔津县，当地领导宴请我们的时候，贾娜尔坐在我边上，那一顿我喝了一斤白酒，吐了。晚上我和录音师杜晓华送贾娜尔回家，我竟然在她的床上睡着了。酒醒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坐在我对面，贾娜尔在给我梳头（那会儿我是有头发的），杜晓华也喝多了，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临走时贾娜尔的爸爸送了我们几块没有加工过的宝石（新疆产宝石），等我们一路踉跄地回到招待所，第二天却怎么都找不到那几块石头了。

　　算起来现在贾娜尔至少也是三十五六岁的妇人了。她肯定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她却是我在新疆那三个月中唯一记得名字的少数民族姑娘。

　　死生帕米尔。

　　完成了在北疆的拍摄，我们一路向南疆进发。在帕米尔高原上，我经历了我平淡人生中少有的惨烈和悲壮的一段。

　　到了南疆的时候，我们的拍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我的酒量也突飞猛进。那时大概是我喝酒的巅峰状态，六七两酒下去跟玩儿一样，稍微豪迈些就是一斤，酒量大得我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其实也可以理解，跟少数民族朋友喝酒的时候，那种环境会很容易激发出男人的豪情，一说事都是民族大义。那会儿又年轻，一听这个脑子就发热，再加上大漠戈壁、长河落日的背景，酒量很容易屡创新高。

　　按照拍摄计划，我们要去中国最西边的帕米尔高原拍摄红其拉甫哨所，那里海拔接近五千米。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时候，飞机凡是飞过帕米尔高原的上空，都要通过机长向红其拉甫哨所的官兵致意，多少年下来，成了一个传统。

　　要上红其拉甫，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们必经的休整的地方。为了上高海拔的红其拉甫拍摄，我们在县城休整了近一周。很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有一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濮存昕演了一个迷倒戈玲的诗人，他有这样一句台词：“我要去的地方，叫塔什库尔干沙漠。”我当时很吃惊，塔什库尔干不是沙漠啊，那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县城，塔克拉玛干才是沙漠！一九六三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在塔什库尔干那一带拍摄的。为此，导演还专门找来录像机让我们重温了这部电影。

　　塔什库尔干县县城处在平均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海拔七千五百零九米的世界“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都在这个县。那里气压低，人不舒服，闲得无聊就又想喝酒。司机老刘提醒我，上帕米尔高原酒就别喝了，能喝一斤多酒的人，在这儿喝个二三两，一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的例子太多了。

　　塔什库尔干县是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是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当时大概也就两万多人。由于地处帕米尔高原，常年与世隔绝，所以他们跟新疆其他民族也没有什么交流，民族单一性特征保存得比较完整。塔吉克族人大都长得非常漂亮，细看之下就能发现，他们有着典型的欧罗巴人的特征，和新疆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

　　当时县城最高级的宾馆叫塔米尔宾馆，剧组为了省钱没让我们住，我们就住进了一家招待所，四个人一间，八块钱一张床，还有一个不错的小院子。休整的那几天，我闲得无聊，想给家里写信，老刘对我说：“别写了，从这地方写封信寄到乌鲁木齐得半个月，再寄到你们南京，恐怕你人都到家了信还没到。”后来我发现，县里能看到最近的《人民日报》都是七天前的。信，也就没写了。

　　到县城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几乎天天喝酒的我们，突然不敢喝也不能喝了，一下还真不习惯，想着刘师傅的告诫，最后我们决定十个人弄个一瓶酒喝喝看吧。喝的时候，我们采取了爱喝就喝、谁也不劝的政策，撇去苏老先生，那瓶酒其实是九个人喝的。就那么一两多酒喝下去，感觉还不错，大家觉得也没什么异常。第二天晚上胆子就大了，我又喝了半斤多——现在想想真是二百五到了极点，很有可能我就因为那一顿酒就永远地睡过去，长眠在帕米尔高原了。

　　塔吉克风俗。

　　塔吉克族人长得美，心灵也美。塔吉克族有个传统，只要在路上看到了别人掉落的东西，就有义务在原地守着等失主回来找。如果失主一直没来，那么就以太阳下山为限，若等到太阳下山失主都还未回来找，就用石子在掉的东西周围围一圈，然后才离开。这样一来，有了一圈石子这样明显的标志，除非是失主回来，谁看到了都不会捡。听说以前经常有摄影师或者旅行者拍完胶卷后把胶卷盒扔在路边，善良的塔吉克人看到之后，以为那是个有用的东西，郑重其事地用石子把它圈起来。塔什库尔干县有一个看守所，据说最后一次关人竟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之后里头再也没有关过人。不是当地警0察不勤快，而是那里实在没人干坏事。

　　在塔什库尔干县期间，我们拍摄了一场塔吉克族的婚礼。因为交通极度不便，那时塔吉克族举办婚礼是要估算日子的。在拍摄之前，我们问男方家：“新娘子什么时候到？”结果是上个月就出发去接新娘了，因为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新娘到家的时间在原计划的前后两三天都正常。所以塔吉克族的婚礼一般都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前后持续好几天。整个塔什库尔干县城也没有多少人，谁家有喜事很容易就成为整个县城的大事。于是，众多塔吉克族人聚集在一起，就跟过节一样，没日没夜地跳舞、唱歌、喝酒，连续热闹个好几天，直到新娘子来了，婚礼才算到达高xdx潮。

　　塔吉克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能歌善舞，我们专门用了一集介绍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歌舞。塔什库尔干县歌舞团的演员们长得都非常漂亮，她们的歌舞也非常动人。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塔吉克族女歌手，在帕米尔高原上背对着远处连绵的雪山，穿着美丽的塔吉克民族服装，唱了一首非常动听的《美丽的帕米尔》，歌声嘹亮悠远，天上雄鹰翱翔，那一瞬间宛如梦境。

　　新疆各个民族大多民风淳朴，并且都有着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和特色。比如，在北疆的布尔津县禾木乡时接触到的图瓦人。现在旅游业发达，美丽的禾木乡渐渐成了很多摄影师和旅行者的目的地，关于图瓦人的报道也就多了起来。而一九九四年的时候，这个部落还鲜为人知，他们与世隔绝了至少有六百年，就生活在那个美得跟仙境一样的地方。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禾木乡拍摄的时候，图瓦人隆重地接待了我们，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更少有人到那里去。

　　除了塔吉克族的婚礼外，我们还拍摄了不少其他民族的婚礼，比如锡伯族、哈萨克族等。很多的民族风俗我已经记不清了，并不全是因为时间久了，更多的是因为拍得太多，搞混淆了。反正婚礼都是唱歌跳舞，大碗喝酒。哈萨克族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风俗叫“姑娘追”。对于当地人来说，“姑娘追”的性质有点儿像现在的《非诚勿扰》，是一种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户外联谊活动。一般在婚礼、重大节日时会组织“姑娘追”。

　　参加这个活动的一男一女可以自由组合，活动开始后，他们分别骑马从指定地点出发。姑娘骑马在前面跑，小伙子骑马在后面追。一路上，小伙子可以尽情地对姑娘表达爱慕，什么样露骨的情话都可以大胆表达，甚至可以极尽轻薄。而到了指定折返的地点后，回程中小伙子就不许说话了，要立刻策马狂奔回起点，因为这时候姑娘会拿着鞭子在后面追着抽小伙子。鞭子抽得轻还是重，完全取决于姑娘喜不喜欢这个小伙子。喜欢就抽得轻一点儿，不喜欢或者刚刚小伙子说的话太讨厌，姑娘就会往死里抽。牧民们用的马鞭抽到身上的滋味肯定不会好受。当然，如果小伙子骑术高超，姑娘追不上，也不一定能抽到小伙子，那就只能被人占了嘴上的便宜。虽然我们听不到、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知道这个活动的内容之后大家拍的时候还是相当兴奋的。组里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那儿，怎么就没有这么有意思的活动呢？”的确，每当拍摄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俗和歌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汉族人既不能歌，也不善舞，相当无趣。

　　传说有点儿美。

　　关于塔吉克族的起源，苏教授跟我讲了一个美丽神奇的传说。据说在盛唐时期，波斯很想跟唐朝搞好关系，就向唐朝皇帝求亲。唐朝皇帝出于恩泽天下、安抚万方的外交政策考虑，同意派一个公主去和亲——我印象中好像唐朝皇帝特别爱干和亲这事儿。消息传来，波斯马上派了一支队伍到长安迎亲，唐朝也派出了送亲队伍，两拨儿人马会合后，浩浩荡荡地往波斯进发。

　　送亲队伍走的路线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里打一个岔：丝绸之路上新疆的明铁盖达坂是必经之路。苏教授曾经指着明铁盖达坂前面一个非常狭窄的豁口对我说：“小孟啊，唐三藏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马可·波罗也是从这个路口进来的。历史上数不清的驼队和军队都从这儿进出。”我一听，脑子嗡一下错乱了，无限感慨涌上心头。这个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地方，人迹罕至，两边壁立千仞，头顶冰川，几千年来多少历史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昆仑山的这个极其狭小的山口。而我现在走到了这个峡谷、这个山口，或许我脚下踩着的这块石头是当年某位取经的高僧、淘金的胡人、鞭敲金镫的将军曾经踩过的。我和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相遇了，怎不叫人心乱如麻。

　　好了，再回到关于塔吉克族起源的传说故事上。唐朝的那支送亲队伍，也走到了帕米尔高原（古时叫葱岭）的一个峡谷。突然遇到前面两个部落打仗，队伍不能再往前走了。迎亲的和送亲的双方商议决定先扎营住下来，等前边打完仗再走。公主也同意了，于是在路边的一个山头上建了一座简易行宫让公主住下来。没想到，前面的仗打得没完没了，一晃几个月过去，有人忽然发现公主竟然怀孕了。唐朝和亲的公主还没到婆家就出了这样的丑事，放在今天绝对也是娱乐版头条，在当时可是要有人人头落地的。于是，凡是有嫌疑的男人，连武士、马夫之类的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但审来审去，杀了不少人，还是查不到“肇事者”。最后，公主贴身的侍女说话了。侍女说：“别再杀人了，这事跟谁都无关，是太阳神干的。”众人不信，但侍女说她亲眼看见，在公主午睡的时候，窗外照进一道金光，太阳神下凡了，然后公主就怀孕了。队伍中管事的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说等孩子生下来，再看看到底是像波斯人还是像汉人。结果公主把孩子生下来，众人一看，果然既不像汉人也不像波斯人，大家才信了侍女的说法。这样一来，这支队伍既不能再去波斯，也不敢回长安，上千号人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当地繁衍生息——这些人就成了塔吉克民族的祖先，所以塔吉克族自称“汉日天种”。而当年公主住的地方，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迹——公主堡。

　　我们有一集是专门介绍公主堡的。

　　车在山路上开了很久之后，我们在红其拉甫边防六连落了脚。部队听说我们是文化部派下来拍片子的，相当激动，战士们把平时舍不得吃的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全都拿了出来。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他们没有接待的义务，但他们的热情是发自肺腑的，真是拿我们当亲人啊。直到和这些边防官兵坐在了一起，我才明白，为什么早些年央视春晚一说起“我们向此时此刻坚守在红其拉甫哨所的官兵拜年”时，他们就会眼泪汪汪的。这个连队，满员的时候也就五十多个人，人少的时候，连长加上指导员，一共才六个人。长年累月驻守在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原，忽然来了一个拍电视的摄制组，怎么能不激动？

　　我们在六连吃了顿丰盛的午饭后准备向公主堡进发了。连长看我们设备重，派了两个战士帮我们拎东西。我记得其中一个姓王，十九岁，是陕西兵，他负责帮我扛着三十多斤重的betacam摄像机。在这海拔五千多米高的地方，我们走路都喘，小王竟能够扛着摄像机一路快跑。

　　途中我问小王：“公主堡远吗？”他说：“不远，就在那——边。”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说“那边”的声调。在新疆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新疆人说话习惯用拖音的长短来表示距离的远近，相当有趣。如果他们说“在那边”，就表示不远，如果他们说“在那——边”，表示不太远，如果他们说“在那——边”，就表示有点儿远；如果他们说“在那————边”，那就是很远很远。小王说的声调不长不短，看来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