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兴中学

    1936年，查良镛在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第一次离开故乡袁花。二十年后，嘉兴一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射雕英雄传》描述：“那是浙西大城，丝米集散之地，自来就十分繁盛”，“城中居民人物温雅，虽然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南湖、烟雨楼更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梦——

    湖面轻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碧油油的菱叶，他放眼观赏，登觉心旷神怡。这嘉兴是古越名城，所产李子甜香如美酒，因此春秋时这地方称为醉李。当年越王勾践曾在此处大破吴王阖闾，正是吴越之间交通的孔道。当地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是绿色的没角菱，菱肉鲜甜嫩滑，清香爽脆，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叶特多。其时正当春日，碧水翠叶，宛如一泓碧玻璃上铺满一片片翡翠。

    《神雕侠侣》开篇就是：

    ……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船里五个少女和歌嬉笑，荡舟采莲。……节近中秋，荷叶渐残，莲肉饱实。

    嘉兴中学原来是嘉兴府学，1902年废科举建学校，改为府中学堂，民国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中学（现为嘉兴一中），自1931年起担任校长的张印通曾留学日本，以为人正直、办学有方而誉满乡里，深受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爱戴。老师中不少都有真才实学，查良镛的班主任、国文老师王芝簃是北大毕业生，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他很爱护，是他常常想念的恩师。王的刚毅正直、勇敢仁厚，查良镛在一生中时时暗中引为模范。

    数学老师章克标给查良镛印象最深的是教他们圆周率，一直推算到小数点后上百位，整整写满一张纸。章虽是作家，留学日本学的却是数学，编写过《算学的故事》（上海开明书店，民国廿四年九月初版），其中说英国人欣克（Shanks）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707位。章老师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一次晚自习，有个调皮的学生故意问“English”怎样读，章老师随口答：“洋格里稀。”当时，查良镛读过《算学的故事》，觉得文字优美，很有趣。他也读过美国人写的《哲学的趣味》中译本，觉得很有趣味，虽然不是完全懂。

    1937年8月13日，紧接着卢沟桥的烽火，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炮声响了，嘉兴、海宁地近前线，再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8月15日，日机轰炸海宁长安镇。8月16日，十多架日机空袭嘉兴、平湖。之后每天上午八时许，除了阴雨天，必有日机的空袭警报。因为轰炸不断，嘉兴人心惶惶，时局日趋紧张。嘉兴中学9月1日照常开学上课，学校里虽挖了防空洞、防空壕，布置了灯火管制，窗户上挂了黑布窗帘，还是不安全，大多数人都撤退到二十里外的新塍镇，学校租屋作教室开班上课。新塍是嘉兴北部一个大镇，也是撤到后方的必经之路。《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黄蓉提到过这个地名。

    11月5日拂晓，二十万日军在大雾掩护下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嘉兴危在旦夕，查良镛的家乡海宁首当其冲。有“家”可归的学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长接走了，还有数百名家乡已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时人心惶惶，陷入混乱。

    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

    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

    ……

    这是查良镛五十五年后写下的诗句。危难之际，张印通校长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莫测，带领师生南迁。经过一天一夜极度紧张的准备，11月11日，他们匆忙离开新塍，踏上流亡之路。由于时间紧，原来约定与章克标等老师在德清聚齐再一同后撤，也没来得及。六天后（11月17日）三架日机轰炸新塍镇，当晚数十名日军潜入新塍，残酷地杀害了十三人。又过了两天（11月19日），嘉兴沦陷。1938年6月10日，他们学习、生活过一个多月的新塍镇东半边被日寇一把火烧光。

    二、千里流亡

    流亡师生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於潜，先是坐船，接着水路不通了，只能步行，他们晓行夜宿，到於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了桐庐，半夜里，学生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等天色微明，才歇下来吃早饭。老师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相距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状。

    学生大多数都是十四五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还有女同学，虽说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一条棉被、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但徒步跋涉，背上的行李只会越来越重，每天一般只能走三十到六十里。走得最远的两天，日行九十里，不少同学脚上都起了水泡，水泡磨破了出血不止，靠木棒或竹竿支撑，一步一移。走不动了，他们就唱支歌。

    张印通校长和二十多位老师、全体学生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他们吃得同样非常简单，每次发一元钱要用好几天，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在疲惫的流亡途中，老师仍要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学生就坐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

    时已初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经费不足，师生常处在冻饿威胁之中，前无定所，后无接济。队伍过建德、兰溪，走到金华时，长期驻扎嘉兴的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淞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被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南迁的事迹所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赠送大洋一千元，言明不需要正式收据。

    流亡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行程千里，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没有一个人掉队。路上曾有教师力主解散学校，让学生自谋生路，以致人心浮动，大家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当年和查良镛一起亲聆过这番话的学生吴慧芳说：“虽事隔近半个世纪，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这响当当的几句话，至今犹铭刻在我的心中。”

    三、母亲之死

    1937年9月30日，海宁至杭州的汽车停开，电信中断。11月5日中午，日军登陆，炮轰海盐县城，海宁受到严重威胁，城镇居民开始逃离。I1月17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第二天（也就是查良镛踏上流亡路七天后），县城和各集镇居民纷纷去往浙西山区或偏僻农村避难。他的父母也带着全家逃难，渡过钱塘江，在对岸的余姚庵东镇（现归慈溪市）落脚。

    11月20日，日寇侵入海宁硖石，23日，海宁县城（现盐官镇）沦陷。12月，日寇第七中队步兵中队长野口中什率兵150人，配备小炮一门、重机枪三挺，侵占了查良镛的故乡袁花镇。

    在庵东镇，徐禄不幸得了急性菌痢，因无医无药，几日里腹疼沥血，食不下咽，几至虚脱。查枢卿亲自采摘草药，和着鸡汤让妻子服用，但妻子最终病亡。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灵不肯离开。这年，查良浩只有4岁，2岁的良钰尚嗷嗷待哺。

    远在丽水碧湖的查良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来弟弟良栋也病逝了。在家乡沦陷、母亲撒手而去的岁月里，也许没有什么比冰心的作品更能打动一个少年学子的心了。很多年后冰心离世时，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在蓝天下，碧海上，闪烁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

    你母亲抱着你，你出一身大汗，病好了。

    我为你欣喜，感觉到了自己母亲的爱，

    我也生过大病，妈妈也这样抱过我……

    查良镛在碧湖读冰心作品时，心里想的是自己的母亲，少年丧母是人生至痛，这是一道永远无法弥平的伤痕。

    查家在庵东镇一住好几年。钱塘江南岸的庵东以产盐著称，号称“盐都”，那是母亲的埋骨之地，《倚天屠龙记》写到这个地方——

    靠右近海一面，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见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不在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晒干以后，刮下含盐泥土，化成卤水，再逐步晒成盐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盐，却不知一盐之成，如此辛苦。”

    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的庵东镇。由此过钱塘江，便到临安，再折向西北行，经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当。晚间无船渡江，只得在庵东镇上找家小店宿了。

    其中包含了查良镛自身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对这个小镇的特殊感情。他在碧湖读书时到过这里。

    当时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士兵打仗很英勇，防守得很好，查良镛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他们守卫家园，不容易。192师师长王东原是湖南宁乡人，两个儿子都在碧湖读书，跟查良镛是同学，还带他去部队看过。

    1938年1月15日，日军增兵袁花，旋即离去。3月，国民党62师318团谢明强部从绍兴渡江进驻袁花镇。4月10日，日军调集大批兵力，从海宁县城等处据点出发，侵袭袁花，遭到中国军队迎头痛击。日军轰炸袁花，谢部士兵在袁花酱园弄等处与日军巷战，双方均有伤亡。日军在袁花西侧的高木桥放火，一直烧到瑞梓堂药店火墙，烧毁大量民房，坊官桥河南鼎新、裕和两酱园也被焚毁。5月6日，六架日本飞机轰炸袁花等地。1938年8月1日，日寇再度进犯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三天，袁花附近包家山曾作为重要的战场，日寇伤亡不小，当他们乘夜色撤离时，还造成两路日军互相开枪，开炮，伤亡二三百人。为了泄愤，日寇在盘踞龙山小学堂八天之后，放火将袁花镇东市的房屋全部烧光，大火持续了数天，三公里的长街闹市满目焦土，昔日繁华的江南小镇被付之一炬，幸存的只有寥寥可数的破旧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着无人收拾的尸体。据不完全统计，被烧毁的房屋有三千多间，被杀者无法计数。在浙江沦陷各县中，海宁损失最严重，海宁最惨的是袁花镇，十室十空，民穷财尽。查家的大量房产也在这场战火中化为灰烬，一个历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就此中落。

    查良镛说：“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英文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得稳固，到了大学时代及大学毕业后才凭自学补上去。

    “不过战争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磨炼。我此后一生从来不害怕吃苦。战时吃不饱饭，又生重病，几乎要死，这样的困苦都经历过了，以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呢？”

    四、第一本畅销书

    碧湖距丽水约二十公里，位于松阳、龙泉、遂昌等县之间，有一片群山包围的小平原，农田广阔，水利畅通，盛产稻谷杂粮，是个千年古镇，自古就是邻近各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每逢集市，周围农民、商贩都要来赶集，当地人称集市日为“行日”，赶集叫“过行”，每逢农历丑、辰日就是碧湖的行日，丑日为“大行日”，辰日为“小行日”。一到行日，龙子庙前的猪行、羊行、鸡行、竹木行、五谷杂粮行，集市贸易广场上的大行都热闹非凡。抗战时期这个山区集镇成为浙江重要的文化中心，当嘉兴中学师生到达时，省政府已在这里设立了一些战时机构。

    碧湖并没有湖，松阴溪和大溪（瓯江上游）在此交汇，水面宽阔，溪水澄碧，“树凝碧，溪如湖，远眺群山环绕，近观是一片宽宽展展的田野”。为纪念张印通校长带领全校逃出沦陷区的劳苦功绩，嘉兴中学的师生将一枚张发奎所赠的银元加工制成纪念章，上面镌刻了“甘苦同尝”四个字，还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意义深重的仪式。张印通在答谢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一件是学生时代曾获得计先生的一枚奖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嘉兴、湖州、杭州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在碧湖开办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分高中学生组、简师班等，收容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张印通担任青训团简师班主任。初到碧湖，学生们都参加这个训练团受训，一边读书，一边军训，他们穿上了军装，男生是灰军服，女生是草绿色军服。他们在这个战时青年训练团共有半年，地上铺些稻草就算是床铺。

    嘉兴中学另外在碧湖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可以像回家一样到办事处去。这一天，他们往往能享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师和学生像家长和子女那样团聚在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查良镛后来回忆说，少年时候，同学之间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

    随着杭州等地的沦陷，许多学校也相继来到碧湖，小小的碧湖一时学生云集，逃难的人流蜂拥而至，机关、团体、军营、商店林立，寂寞的山镇变得喧嚣繁华。各校校长纷纷向教育厅建议设立临时学校。1938年7月，教育厅决定由杭、嘉、湖七所省立中等学校（包括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学校、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由原来七校校长担任校务委员，实际上当时只有张印通、周育三（湖州中学校长）、唐世芳（杭州初中校长）三人在碧湖。不久教育厅决定由张印通任主任委员兼高中部主任，唐世芳任事务部主任兼初中部主任。凡从青训团转过来的七校学生按照各原校所发的成绩单或证明书，分别编入三部的班级。各校迁校过程中先后离开的学生、沦陷区逃出来的原七校或其他学校的学生经查核属实，也准其入学。丽水、碧湖等附近地区有同等学力志愿入学的，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因名额有限，报考者太多，录取的不多。

    1938年9月初，联中正式开学，编入初中部的人数最多，分为十二个班级，查良镛终于恢复了中断的学业。次年，联中三部各自独立，初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高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

    这么多学校来到碧湖，校舍问题不好解决，只能因陋就简，“进庙宇、借祠堂、租民房、盖草堂”，临时建的校舍都是“木柱、草顶、泥筑壁”。高中部在龙子庙（现是粮站），师范部在三峰禹王庙。初中部设在碧湖上街的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学校办事机构、教室、男生和部分男教师的宿舍设在沈家祠堂。正中的房屋作为礼堂，全校师生经常在这里集会，两侧是男教师宿舍。由正屋侧面经由小巷前行，前后房屋都是男生宿舍，两边靠墙设有上下两层的竹架床，中间是走道，查良镛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是一片空地，东侧有一棵大樟树，新建了一字形三排十八间较为宽大的房屋，泥墙草顶，十二间作为教室，其余的作为办公室、图书室、游艺室。教室两面开窗，光线充足，空气新鲜，虽然里面只有白坯的板凳条桌，但在抗战时期这已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所。旁边的洞主殿是学生餐厅，有桌无凳，师生都是站着就餐。西北是大操场，背面是校医院。操场两侧有许多石碓，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日机来侵扰时，师生就在这里隐蔽，每当这时，不少学生仍在看书，甚至大声朗诵，以示对敌机的蔑视。

    联初的教员主要来自杭初、杭女中、嘉中、湖中等校，也有碧湖当地聘的。饱经流离之苦的学生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他们衣衫破旧，面带饥色，然而求学心切，精神饱满，学校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空气，天蒙蒙亮，田野上就到处都是他们朗读语文、英语的声音。各科的内容与课时大致照常，增设了救护、防空、宣传、歌咏等内容，体育、童子军的课程和活动加多，南山下、广场上，彩旗飘扬，每年的春、秋运动会，师生大显身手，经常突破省纪录。清澈见底的江水倒映过他们未脱稚气的面孔，碧湖原野上回荡过他们的歌声。

    沈家祠堂、叶家祠都有阅报处，每学期要举行时事测验，并以时事为题材，举行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等。学校还成立了一个“飘零剧团”，有时上碧湖街头演出抗日话剧。唐世芳校长作词、音乐老师俞绂棠作曲的联初校歌传唱一时，荡气回肠，萦绕在每个联初学子尤其是杭、嘉、湖沦陷区流亡学子的心头——

    碧湖的山水

    群峰围广地，绿草碧如湖。患难来求学，勤勉倍往初。试一问：三忠高镇名圣湖，烟雨轻笼鸳鸯湖，英冢胜光碧浪湖，千秋胜景今如何？不堪敌马纷纷踹，无奈灾黎惨惨呼。忍令河山遂改色，誓倾汗血洗尘污。伯兄居前导，仲昆更后扶。钱江冲浪过，策马入名都！

    “三忠高镇名圣湖”是指岳飞、于谦、张苍水埋骨的杭州西湖，嘉兴南湖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碧浪湖指的是陈其美埋骨的湖州碧浪湖，联初就是杭、嘉、湖三地的中学组成的。

    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大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寒暑假也无家可归，完全靠“战区学生救济金”维持生活。联中成立时按规定将救济费分甲、乙、丙三等，来自沦陷区的都是甲等救济，一切应缴的费用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书籍、伙食全部靠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零用钱，可以买纸张、文具。查良镛的家乡海宁早已沦陷，在校享受甲种救济待遇，他穿的衣服是在青训团时发的军服，内衣裤、鞋袜等衣物没有着落，到了天寒地冻时也是穿两件单衣，没有鞋袜，赤脚穿草鞋。

    学生运米搬柴，甚至自己管理膳食，每个同学轮流到厨房工作，食费很少，勉强维持粗茶淡饭，三餐红米饭，南瓜叶做蔬菜，“清水煮黄豆”“盐水烧芥菜”是当年碧湖生活的写照，每星期加两次餐，吃几块肉，靠的是用淘米泔水和拣剩的菜叶边皮自己养的猪。

    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穿军装、打绑腿、着破鞋，然后赶到教室前的空地上集中，列队跑步到大操场，新的紧张的一天学习生活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排得满满的。碧湖没有电灯，最初只能靠油灯和土蜡烛照明，后来教室里晚自修时用上了煤气灯，宿舍里点的是清油灯，在火光幽幽之下温习功课，“油灯旧烛同窗读”。不是星期天一般不许出校门。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空袭，甚至一天几次警报，课业时常被打断。

    初三这一年面临升学考试，对他们来说，虽说是从联初考到联高，但考试是严格的，复习功课十分紧张，连休息时间也很少，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有一天查良镛突发奇想：考学这么辛苦，何不编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可以减少应考者的复习时间？他把这个想法和张凤来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说，他们都表示赞成，说干就干，三个人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排，由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这是查良镛一生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赚到很多钱。那时家里经济来源断绝，穷得没办法，就是靠了这本书的收益，他们三人都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上大学，还帮助了其他的同学。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他能抓住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他自认为这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此书长销不衰，到1942年《东南日报》上还有广告。

    五、《阿丽丝漫游记》

    1939年6月，查良镛从浙江省立联初毕业，下半年进入联高，从沈家祠堂搬到了龙子庙，同在碧湖镇上。联高校长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联高名师云集，国文老师钱南扬是元曲专家；地理老师陈铎民从不带课本，把一门本来枯燥无味的功课讲得十分生动；历史老师孙正容是国学大师孙诒让的后人，上课也不带课本，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楚；数学老师崔东伯、沈儒余、黄人达、敖弘德等逻辑严密的讲解和精当的解题引人入胜；化学老师斯芳、物理老师徐兆华等通过精练的语言、直观的手段引导他们探索科学的奥秘；英语老师杨彦勉、陈楚淮，图画老师孙多慈、音乐老师吕震坤等都是一时之选。联高学生全部实行军训制，身穿军服，腰束草绿色铜扣（联高标志）的腰带，打绑腿，校长也和他们装束一样。

    碧湖浙江联合初中毕业照（最后一排右一为金庸，二排右四为沈宝新）

    联高本部在龙子庙，庙后新盖了两处草舍，有十几个教室。生物、化学、物理的教室、实验室设在广福寺。一年级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庙。查良镛的英语成绩很好，高一两个学期分别为87分、92分，国文73分、80分，算学两次都是70分，比较普通，历史、地理成绩很好，都是95分。

    龙子庙最吸引查良镛的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联高的图书、设施主要来源于杭州高级中学，杭州沦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图书、仪器都及时转运出来了。图书馆设在紧靠龙子庙北墙的平房内，有《万有文库》《大英百科全书》《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甚至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阅览室靠墙四周陈放着各种辞典、字典、百科全书、中外地图册等工具书，报刊架上有《大公报》《东南日报》《译报》等，有《中学生》《科学画报》《国文月刊》《全民抗战》等，《大公报》是查良镛喜欢读的报纸。

    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与火的抗战打断，碧湖求学的时光令他们珍惜。查良镛在这里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喜欢上了巴金。当时，男女学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笔底充满温情，直接触到他们的心灵。他小学时就在袁花家中读过《家》，读到鸣凤自杀、瑞珏难产而死等情节，还为此流过泪。《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译著）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是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触是极深的”。

    鲁迅的书查良镛觉得太深刻而锋锐了，没有引起多少内心的共鸣。他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苏曼殊不完整的译本，虽只是片段，但给了他强劲无比的震撼，觉得其文学价值远远在他喜欢的另外两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梅里美之上。

    联高学子的课余生活很活跃，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还有爱好美术、摄影的，还有制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镛的爱好是读书、围棋还有写作，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查良镛一直很喜爱唐人的一篇传奇《虬髯客传》，认为虎虎有生气，可以看作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就在图书馆查参考书，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因为典籍所传，有此两说，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此文在壁报上登出，教高三的国文老师钱南扬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对此文颇加赞扬。小孩子学写文章得到老师的赞好，他深以为喜。

    1940年，查良镛在壁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却差一点被开除。

    有一天课余，联高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围着图书馆外走廊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

    查良镛从小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很可能读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可能读过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联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壁报前的人越聚越多，《阿丽丝漫游记》立马传遍了整个联高校园，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这下他闯祸了！

    训育制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推行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早在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制定了《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开始实施训育制。日寇大举入侵后，大片国土沦丧，大量学校或关闭，或流亡，训育制受到了削弱。1939年1月，国民党再次制定《训育纲要》，决定在全国各地学校普遍推行训育制，每个学校的训育主任（大学叫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内“忠实的同志”，任大学教授或专科学校教员二年以上并“卓有成绩，学望品行足资表率”者，经审查合格方可上任。杭、嘉、湖等地沦陷，省教育厅搬到了丽水山区，厅长许绍棣只能抓住几所中学，派训育主任就是主要手段。1939年四五月间，联中高中部就发生过驱逐训育主任沈咸震的事件，教育厅强令开除钦本立等七名学生，经校长张印通等申请，才改为退学。

    继沈咸震之后，教育厅任命34岁的沈乃昌为联高的训育主任，同时负责教公民课。沈是江苏盐城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到联高之前曾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训育主任、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和中山大学讲师。他以“如果”的口吻教训人，做学生的思想检查官，到处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学生视他如蛇蝎，难怪查良镛以“眼镜蛇”喻之，一时大快人心。训育制、训育主任为学生所讨厌，不仅是在联高。查良镛一时兴起，借阿丽丝之口说出广大学生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完全是童言无忌，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严重。

    这是查良镛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之一，一旦被学校开除，将不但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都会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张印通校长极力为他争取较轻的处分，但权力凌驾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一定要赶他走，校长也无可奈何，只能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并努力帮他转学，同学余兆文也帮他一起办理转学手续。

    六、“石梁静岩夜夜心”

    离开碧湖，翻山越岭，穿过松阳、遂昌、龙游，查良镛来到衢州石梁镇，这是1940年7月。他肩上挂着一个大书袋和简单的行李，手中捧着两盒围棋。同学江文焕、王浩然把他接进宿舍，几天相处下来，意气相投，他们同情他的困难处境，很快就把他当作新的知己了。

    衢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时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衢州遭到日机轰炸，衢中先从城内府山下临时搬到东乡，1938年再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石梁人口不足一千，在衢州城西北约二十里，中间一片平坦，四面的群山怀抱着石梁的烟树人家。

    衢中有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高中部设在阡陌纵横、翠岗萦抱的下静岩村。一切因陋就简，借用民房的厅堂、大院或祠堂、庙宇做校舍，临时搭建了一排一字形的教室，以箬叶为顶、竹泥为墙，操场就修在溪滩边。因教室和师生宿舍散落在石梁附近上、下静岩等小村子里，上课、下课与起床、就寝都靠吹军号，镇上架起一个数丈高的军号台，司号员在台上以不同的号谱向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发出信号。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床板由几条竹片编成，课桌、课凳是用长木条搭成的。吃的是糙米饭及缺油少盐的甜菜、萝卜，很少吃到豆腐，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每人也只是几小片薄薄的猪肉。晚自修没有电灯，每个教室只有一盏汽油灯，煤油紧张时，连汽油灯也点不上，两人乃至四人合用一盏清油灯。

    全校男同学一律剃平头，女同学发长不得过耳。穿的是齐一的校服，初中和简师学生着黑色制服和黑学生帽，高中学生着黄卡其制服和黄学生帽，他们唱着有力的校歌：

    三衢要冲，九峰巍立，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千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三人成了“三驾马车”，经常出没在静岩的道路上。他们三人天天同出同进，宿舍的床位连号，教室的座位基本上排在一起，吃饭也在同一张桌子。有时夜自修下课后，他们到小店加餐，三人同吃一大盘炒年糕或炒面，吃得津津有味。查良镛比江文焕小好几岁，称他为“焕哥”。只要天气允许，晚饭后他们常常一起散步，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进，欣赏落日余晖下田间和山野的风光，笑声朗朗，消除一天来学习的疲劳。

    石梁静岩夜夜心

    那时，围棋名家汪振雄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查良镛从千里之外写信求教，前后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他用功读书。课余时间，他常与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下围棋。他教王浩然下围棋，耐心地讲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有时下棋不服输，他们也会追追打打闹着玩。

    七、《一事能狂便少年》

    查良镛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体育毕业成绩是82分，军训成绩75.2分。他平时最喜欢打排球。在几届校运动会上，最后的一项“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他总是第一个冲刺到终点。

    衢中的体育课不限于田径和球类练习，每星期还有一次爬山比赛，白云山、东山尖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白云山上俯视石梁镇，田野、丘陵连绵，一片郁郁葱葱，石梁河缓缓流过，溪水如带，环绕着茅舍瓦屋，炊烟袅袅，恍若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衢州城外的烂柯山也成为他们假日游玩的好去处，群山盘亘，主峰如一座巨大的石梁，蔚为壮观，繁花萝藤，目不暇接。《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在湘西的隐居处，依稀就是这里的景色。

    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日记簿由学校统一印发的“土报纸”制作，级任老师要批改。抗战时期衢中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群，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后在这里任教。查良镛的语文成绩比碧湖时要好，几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为85分、83分、88分、86分，毕业成绩为83.9分。每当作文课，他都是当堂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作文发下来，大家争相传阅。

    图书馆尽可能地为师生提供参考书籍，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学生常常到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书和还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查良镛最爱借其中的世界名著——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籍表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习成绩表

    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房里去，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训到末了，训育主任对他说：“你真是狂得可以！”

    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他不能勉强自己赶快增加年龄，于是，暑假后不得不换了一个学校。

    这位友人是那些有着火热的情绪的人之一，他做起各种事情都像在拼命。而使他成为我最亲密的友人的，正由于这种性格。因为狂气固然会使保守者感到非常愤怒与厌恶，而冷静同样要使狂气十足的人觉得万分地不可忍耐。对于这个，我和安德雷·马罗斯有着相同的见解：“其间发生的误会与不幸，应当归罪于人类的天才，胜于归罪于个人的恶德。”所以我不愿意使自己对这位训育主任有什么不敬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我和他几乎相差三十岁的年纪。这种差异是不可超越的。我只以为放弃教育手段而勉强别人增加年龄是一件不值得赞美的事情，并且狂气也不是同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东西。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的撇开一切理智考虑底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

    当时衢中文风很盛，陈康白、袁微子等老师，罗威等同学都在“笔垒”发表过文章。查良镛的文章文笔犀利，在衢中引起小小的轰动，阅报栏前吸引了不少同学。小小年纪，论述却颇见功力。这是他亲身的经历，真实想法的流露。难怪陈向平要将它发在“笔垒”头条，并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看这个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虽然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陈向平还指点他来年去报考西南联大。

    八、《人比黄花瘦》

    同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刊登在“笔垒”版首——

    由于对弱者的蔑视超过怜悯，由于习惯了用严峻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的内在，我对李清照那传诵一时的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可以说是反常地保持着一种十分不愉快的感觉。它总使我想到一幅很凄楚的图画：一个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风地站在一丛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许多近乎是无可奈何的联想。它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清照在这句子中是故意显示自己底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别人的同情。她是深深地浸沉在自我怜惜中。

    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来非难李清照，企图用什么她不应当承受的言词来侮蔑这位我们要给予同情的作家。在从前，女子处在被保护者的地位，求得别人底同情常常是一种有效的达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

    人类的精神状态总是处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下，高贵伟大等是人性胜利的结果。孟子性善的学说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但现代心理学家的意见，人类的本能却大部分是丑恶得使人不能正视的。求得别人同情与自我怜惜也是这种本能之一种。

    儿童希望得到慰藉，则显示自己底创痛，或甚至伤害自己以得到充分的悲怜，即使是成人，也未必减少一些这类的冲动，不过因了教育与经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李清照这诗句是这种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底痛苦夸张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是这类性质的绝顶。比如乞丐们故意毁坏身体以作为生存的手段，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人类底弱点。

    对于这些病态的心理，我们要求制止。

    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而抗战的巨潮并不曾完全夺去这种思想。为了有些近乎肆意谩骂我不愿引用，否则，韩愈的一句批评似乎是颇适宜的：“摇尾乞怜”。

    ……我不是对“同情心”有什么否定的意见。相反地，对于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为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类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但这同情不应该由这弱点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查良镛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他批评“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怜惜的心理”，虽然他对弱者的蔑视不无少年人的偏激。

    衢中的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经常说起查良镛的国文和英文根底深厚。他的英文成绩一直在同学中保持着优势，在石梁的四个学期分别为85分、91分、91分、90分，毕业会考90分，以89.6分的平均成绩毕业。

    查良镛在全校性的各项活动中多次崭露才华。1941年全校举行“双十节”文艺会演，他自己编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RisingoftheMoon）在石梁广场演出，观众虽听不懂，却感到别致新颖。全校英语教师则一致称赞演员们发音正确流利。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性独唱比赛，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声调高亢而凄厉。

    九、鼠疫

    衢州位居浙、赣、皖、闽四省交界，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前夕便修建了机场，是战时东南数省最大的机场。日寇飞机频频轰炸衢州就是针对这个机场，群山之间的石梁也时遭敌机轰炸。有时正在上课，敌机来袭，师生就疏散到附近的田边、溪边，敌机一去，再回教室上课。有一段时间，因敌机空袭频繁，他们到山丘地带上课，学生坐在草地上听课、记笔记。一次，炸弹在查良镛身旁不远处爆炸。他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上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他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

    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衢州城内空投黄豆、麦粒、麦麸、棉花、传单和跳蚤等，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不久即造成鼠疫流行，蔓延六年，波及衢县的51条街巷、19个村庄，死亡1160多人，1941年5月中旬是发病高峰。鼠疫在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就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条船上，任其自死，七天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

    当时查良镛读高中二年级，在石梁乡下上课，他的同班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染上了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出钱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衢江中的一艘小船。姜子璜是史地老师，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上地理课不带教材，凭一张地图就可以把山川形势讲得清清楚楚。查良镛是班长，心中虽害怕，但义不容辞，在黑夜中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他和姜老师互相向全身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整个抗战期间，他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毛良楷患鼠疫死亡，全校放假七天，查良镛心有余悸，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惧。他目睹同学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绝，就是等死。衢江边的生离，就是死别！船离他而去，生死成一线，衢江边和同学垂泪永别的那一幕、那个夜晚永存在他的生命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弟弟的生命，还有同学的生命。衢江悠悠，岁月流逝，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的罪行并不会因此而被遗忘。

    1941年11月中旬，衢中发生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在衢州和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查良镛也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校长陈博文原是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比较爱护学生，尽量减轻对学生的处罚，使学校恢复上课，他因此免于被开除、失学的命运。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对金华、衢州等地的攻势，1942年4月，二十万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人心惶惶。城里人一早就提着装了食品的警报袋出城避难。石梁近在咫尺，也不得安宁，早饭后任课老师就分头带领各班学生疏散到山边树林上课。一个星期天，不少学生在教室里做作业，警报一响，大家纷纷疏散出去，跑到田边洼沟里躲避。十几分钟后，一架敌机在教室上空咆哮，然后低空盘旋，打了几个圈才飞走。

    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兰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停课疏散，毕业班提前草草毕业，学校给学生发了流亡学生证明，一张小奖状大小的纸，上面印着证明文字，盖上衢州中学的公章。查良镛的高中生涯就此结束。他的毕业成绩平均82.9分，在全班名列前茅，同学中70多分的居多，也有一些60多分，王浩然69.5分。查良镛的英文、国文、历史、地理成绩都很突出，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也好，只有图画、音乐弱一点。

    不久，衢州沦陷。8月，衢中搬到遂安县夏洲村，一个偏僻的深山里。

    十、《“千人中之一人”》

    告别石梁不久，查良镛与《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再次相遇。《东南日报》在1937年11月19日杭州沦陷前西迁金华，1942年5月20日金华告急，《东南日报》分两路分别向江山、丽水撤离。陈向平随报社先往江山撤离，他们的重逢就在这时。

    烽火连天，一个少年，一个中年，忘年之交，促膝长谈，查良镛大谈自己的友谊观，陈向平建议他把这些见解写下来。

    陈向平带着装了“笔垒”来稿、来信的包袱，一路颠沛流离，抵达福建南平。8月21日恢复出版《东南日报》南平版。从9月3日开始，署名“查理”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分五天在副刊“笔垒”连载，共六千多字——

    ……“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真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因为在你想起他的时候，不感到痛苦，如果有难受的重压，也不畏惧，如果有恐怖的威胁，你可以忘记一切，但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不愿舍弃他，因为九百九十九人是世界的，但“千人中之一人”却是你的。你们互相爱，大家不爱自己，由一种精神一种意志牵制着你们两颗心。你能恬然地享受幸福，安然地忍受不幸，因为一切都要过去的，只有你和他的感情长存，在永恒前你难得顾虑到暂时。当你想到无论何时总有一个人在全心地赞同你，支持你，你真是有福了。

    在他面前你觉得更迫近永恒，你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美好。在他面前你的生活会几乎是纯洁得近乎圣的，一种神明的精神充沛了你的思想。在他面前你因感谢他、赞美他而卑视最伟大的王国。为了尊敬他——相互的尊敬是完美的友谊底必要条件——所以即使在最亲密的戏谑中也保留着一些宗教性的严肃，一些希腊风的宁静。为了一种能与他相配的意念使你苛于责备自己的缺点，而无时不在想改善自己。在他面前你会发挥出自己所有的能力，没有一点才能在他面前会不被解放的，所以即使在日常的交际中，你也会惊异自己的灵智突然发展，各种动作中这样地流露着天才的痕迹。对“千人中之一人”的爱无异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有些事情，你与成功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不能超越的，但藉了这种信心，你是超越了。

    人生中假使没有友谊，我真不知道生活将变成如何地丑恶的一个东西。你想哪，一个没有花儿的春天，一朵没有色香的花儿。生活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享受，我们靠着什么的支撑来面对这苦难的人生呢？西塞罗以为这简直是如从宇宙中摘去了太阳。

    ……友谊中只有喜乐而没有如恋爱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友谊不至如恋爱那样在感情中完全抛弃灵智的调和；友谊不像恋爱那样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就要改变其素质。友人中间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是一个绝对的和谐，而两性间在这方面是天然冲突的。最主要的，友谊的产生是完全由于纯洁的自然流露，其中没有一点利益的希冀；而恋爱的发生却是由于为满足人性的要求。友谊是心理上的，而恋爱是生理上的。友谊的价值在情感的本身，而恋爱中若不存在“占有对方”的心理，则恋爱也不成其为恋爱了。巴尔扎克以为联合健康、聪明、类似的家世、趣味、环境、年青，爱情自然会诞生的，但友谊却需要更严格的条件：因为爱情是人类的选择，友谊是自然的选择。

    人是不会懂得幸福的，如果没有与一个对你心中不存丝毫利害观念，却永远准备为你尽力的人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候。因为你不会懂得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保卫了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事，也会变成神奇，在最不幸的环境中，也会感到快乐，这就是所谓“秋天里的春天”！

    这种东西就是与你“千人中之一人”之间的友谊。

    ……永远绝对信任他，即使他对你已犯了一万次过失，在第一万零一次上仍旧不要有半点怀疑的心，因为“千人中之一人”是不会牺牲他朋友的。并且在真正的友谊中，不适用一般道德尺度的衡量；世人诚实，否则别人就要不信任他。但是你信任朋友难道也要以他对你诚实为先决条件吗？至于你，当对他永不失信，因为你的目的是处处地方使他喜乐。信的意义有二，信任朋友（不怀疑他的品德与见解，不怀疑他对你的感情）与信守自己对他的约言（人们借口种种困难而不守约言，其实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假如你存着信约高于一切的心）……

    一个能有“千人中之一人”爱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艳羡！你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友谊永远不离开你。你成功了，他会比你自己更快乐。你失败了，他会比你自己更难过。“所以你永远是不会失败的！”他始终了解你，信任你，鼓励你，扶助你，为你做他所不愿为自己做的事情（如伤害了自尊心而为你去请求别人之类）。你不会再畏惧命运的愤怒，物质的凌虐，人类的恶意。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这正是你所祈求着的永远不变的状态。你求得了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实现。这样的友谊中包含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光荣、爱和精神上的快乐。你穷，其实是富的；你弱，其实是强的：因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是一宗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

    “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二十年也算不得苦！”因为《马太福音》中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查良镛心目中的友谊何等神圣。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少年，在战火纷飞、前途茫茫的时刻，一气呵成，写下他对友谊的认识，写下对人类最纯洁友谊的向往与追求。他在高中时通读过《圣经》，此文以引用所罗门的话开始，以《马太福音》结束，中间还引用了《箴言》《撒母耳记》等，可以看出他对《圣经》的熟悉。《东南日报》当年不因人取文，一个少年学子的习作才得以幸存下来。

    十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吴汝榕，还有三个女生程正迦、程正返、朱卿云结伴踏上西去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从浙江到重庆，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一路颠簸跋涉，形同流浪。他们一行八人先在衢州航埠乡王浩然家里集中，带着随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挤上去江西的火车，凭着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票。车上挤满了逃难的男女老少。

    火车开出浙江，天就下雨了，越下越大，暴雨引起山洪，冲塌了前面好几段铁路路基，车到江西贵溪，浙赣铁路中断，火车停开。查良镛年纪最小，话很少，一路都听江文焕拿主意。程正迦印象中查良镛的个子没有她恋人江文焕高，是个忠厚老实的小弟弟。

    八个人在贵溪站台上商量，决定还是继续去大后方，火车不开，靠两条腿走。为避免遭遇日军，他们选择走山路。他们背着行李，男生背重的，女生背轻的，靠着随身带的指北针把握方向往西走。山路曲曲弯弯，好几次他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到头，下面是悬崖峭壁，只好回头重新找路。有时钻过盘根错节的杂树林、毛竹灌木丛，不小心踩到蛇、爬虫，吓出一身冷汗，路却找到了。山上渺无人烟，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炒米。炒米吃完了，幸亏还带了生米，怎么吃呢？他们随身带着课本、铅笔盒，把米放在铁皮铅笔盒里，添点水，捡干树枝点火做饭吃。既怕撞到日军又怕碰到野兽，他们如惊弓之鸟，听到一点可疑的声音就钻进树丛草丛躲起来。走到南丰，才知日军刚刚占了南城县。他们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日军行进的大路与他们相距不过十公里！

    因为连续赶路，日晒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镛，另外七个人都病倒了。他们住进一户人家，房东老大娘收留了他们，让男生睡堂前，女生睡里面房间。八个人商议接下来怎么走，查良镛说要去湖南找老同学，王浩然、朱卿云提出去投靠亲戚。他们一行分开了。

    他们大约在赣州分手。蒋经国时任赣南行署专员，查良镛读中学时就对蒋经国的“蒋青天”大名听之已久，经赣州时，他还到专员公署去看了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赣南人的发音，读专员公署四字时，听起来就是“转运公司”。很多年后，他还记起此事。

    1942年冬天，查良镛辗转到达湘西。偏僻的湘西，战时成了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

    这时，查良镛带的盘缠已用得所剩无几，有一个同学家在这里，可以暂时借住。离考期尚远，他决定在同学哥哥开办的私人农场一边干活，一边复习功课。美丽、贫困而神秘的湘西成为他临时的栖息地。直到1943年初夏，联考的考期将临，他才负笈前往重庆。

    处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

    1943年，查良镛也汇入了这支“插曲”之中。王浩然、江文焕也先后到了重庆，三人都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这是查良镛的第一志愿。这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战时临时大学，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神圣学府。他虽然有幸被录取了，却因为没有钱，西南联大远在昆明，路途遥远，最后放弃了。他同时考取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也觉得经济上负担不起，他和王浩然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江文焕独自到西南联大入学，还替他俩办理了保留一年学籍的手续。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外交系，他自称从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有兴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周游世界。那时许多中国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机会出国，外交人员却不同，即使普通职员也有机会出国。虽然这所学校的外交系很难考，他却偏喜欢向困难挑战，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错，考上了。那时，很多有出国梦的学子都有相似的想法，与他同龄的绍兴中学学生陈桥驿看到大学招生简章，对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最有兴趣，后来辗转到江西投考，就是冲着这个系去的。

    查良镛自嘲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的约束。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供应，以至于他跟家庭几乎断绝联系了。当然，他完全依靠公费生活，手头还是拮据的，他常常想去成都玩玩，也因没有旅费而始终没有去成。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前身为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与“三青团”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权势显赫的陈果夫。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课程配置都很特殊，强调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第一学期即以军训为主。在“文派学堂武派办”的中央政校，学生见到教官要立正敬礼，敬礼时，脚要用力蹬一下，双脚合拢，挺起胸膛，对此学生们无不牢骚满腹。查出来不到课要受罚，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良镛宁可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也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那时，国民党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就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学生听得很气愤，等到他第二次演讲前，一些同学就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对联。陶希圣见了这副对联，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查良镛课余也读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喜欢乔冠华以“于怀”的笔名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1944年，他在重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

    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下，查良镛读完了一年级。放假前，教育长程天放在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上宣布，这一学年查良镛的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假里，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学校。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他就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他边欣赏书中的图画，边享受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那种条凳，他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多年后回想，他说，《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由此而来。那个暑假，他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在碧湖，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几乎使查良镛失学；在石梁，他又因反对训育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这些教训他没有忘记，到了重庆，他只想埋头读书，尽管中央政治学校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他从不介入，“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最终查良镛还是闯了祸。“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退学）。”当时，他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离开”不是他自愿的选择，他是被勒令退学。

    同学余兆文则提供了不同的说法。1944年6月长沙沦陷，8月衡阳失守，接着日军进占独山，窥伺贵阳，重庆震动，国民党一度打算迁都西康。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起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招募大、中学生组织“青年军”。中央政治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系科，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查良镛不想参军，拒绝报名。“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他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两个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学。

    十二、中央图书馆

    离开校园，年轻的查良镛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当时正好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进了中央图书馆，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图书馆的工作，薪水不高，仅足以糊口，却给了他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书。一年时间里，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他比较喜欢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说。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他读的中译本名为《钟楼驼侠》。在他看来，这些18、19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共同点是“故事性”，但也不限于此：

    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当时，一本以时事译作为主的《时与潮》半月刊在重庆风行一时，这是几个东北青年1938年5月在武汉创办的，以齐世英为发行人，后迁到重庆。因为及时把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译过来，受到许多读者欢迎，每期销到两万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艺双月刊，合在一起总销量有三万五到四万份。

    查良镛是《时与潮》的热心读者，看到这个刊物受欢迎，也想模仿《时与潮》办一份刊物。他找了几个老同学，合计办一份《太平洋杂志》，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每天上班时，一有空就着手编他的杂志。下了班，他就带着英汉字典，匆匆忙忙赶到离中央图书馆不远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由美军飞机直接带来，都是最近出版的。几个穷学生四处借钱，也没有筹到印刷费，好不容易找到重庆大东书局，勉强赊账给他们印了一期，创刊号印了三千册，很快就销完了。但由于纸价飞涨，当他找大东书局印第二期时，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赊欠，《太平洋杂志》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创刊号成了终刊号。

    在图书馆管图书不是长久之计。第一次办刊的失败对查良镛打击不小，正当他失落、彷徨的时候，湘西那个同学的哥哥有事到了重庆，恳切邀请他再度去湘西，帮助经营农场，并承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树，就送他出国读书。留学何尝不是他的梦，如此诱人的条件足以令他动心。想到湘西地处偏僻，时间长了，未免寂寞，他向农场主提出一个条件，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须和他一样。农场主爽快地答应了。双方当时交谈的情景，余兆文亲眼所见：

    金庸也不是一个计较一时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毋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定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大件要打点的。两人只带了一卷铺盖一只箱，说走就走。

    1945年，他向图书馆办完离职手续，就和余兆文匆匆离开重庆，告别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雾和雨笼罩的雾都。

    十三、湘西的民歌

    在湘西农场，查良镛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离开重庆时，他带了一箱书，有许多外文书，有空时，他便尝试着翻译。1942年，他就想动笔将《诗经》译成英文，只译了一部分就作罢了。初来湘西，他计划编译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终也没有完成。

    在湘西种油桐树的时光是寂寞的，也是值得回味的，那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翠翠的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热乎乎的烤红薯，悠扬的民歌，淳朴的民风都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却很难看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怕犯当政者之所忌的关系。

    不知那三大册、上千首铅笔记下的民歌而今安在？

    在这个民歌荡漾的世界，查良镛先后两次共生活了约两年时光。难怪他会一次次地想起湘西，《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瑛姑隐居的地方都在湘西，“铁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经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这些地名不是来自书本、地图，而是他足迹到过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连城诀》中忠厚纯朴的狄云就出自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小说中有个细节，狄云在狱中五年终于出来时，“剥了萝卜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萝卜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没尝到了，想到了湖南的乡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师妹一起拔了生萝卜，在田野间漫步剥食……”

    他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湘西沅陵一带人……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

    湖南的风俗习惯在查良镛的生命中也留下了烙印。《飞狐外传》写到胡斐过五岭入湖南，在衡阳的饭馆吃饭——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

    这当中就有查良镛自身的体验。《射雕英雄传》中描述的沅江的纤夫，正是他熟悉的——

    眼见日将当午，沅江两旁群山愈来愈是险峻……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地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问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