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回故乡

    1945年8月10日，重庆的天气酷热而郁闷，无线电波传来惊人的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愿意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无论雾都山城，还是上海十里洋场，都陷入不夜的狂欢之中。那一刻，查良镛正在湘西的农场，未能加入狂欢的人流。在他的家乡海宁，8月11日清晨，重庆中央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日本政府的请降书已送达盟国的消息。当天，海宁县政府把这一消息布告全县民众，还印发了各种小型宣传品。下午，国民党县政府进驻县城，袁花区署同时进驻袁花镇上办公。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八年战争蹂躏，牺牲了无以数计的生命、财产的海宁，全县城乡和整个中国一起陷入欢腾之中。

    姗姗来迟的胜利消息也抵达了偏僻的湘西。由于农场主一再挽留，直到1946年初夏查良镛才返回久别的家园。八年抗战，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漂泊异乡，无家可归，饱受离乱之苦，并两次尝到失学的滋味。战争使他永远失去了母亲，《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寄托了他对母亲深入骨髓的思念——

    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

    ……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历经战火蹂躏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月云）成了他的继母。

    顾秀英11岁那年押给查家，刚来时服侍查良镛的祖母，长得又黄又瘦，几年后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生性温和诚实，又机灵，与幼年的查良镛很亲近，常带他到湖边看白鹅，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乐地奔跑，有时也背着他去上学。他小学毕业前，顾秀英已二十多岁，被母亲领回，去上海做了女佣，所以查家最初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钱塘江。“徐禄病亡满三年，查枢卿续弦，小他十七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了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从小由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抚育带大，“直到十五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陈家洛十五岁离家，十年之后，相貌神情均已大变……瑞芳神志渐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伸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这依稀就是查良镛和顾秀英重逢时的情景。

    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正赶上弟弟们放暑假，查良镛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钰不会水，他就让良钰趴在他背上，背着良钰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动作非常好看，他们都很佩服他。他还带他们去看海宁潮。他弟弟说，他们家那时有三间书房，里面大都是线装书。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每天晚上等两个缠着他讲故事的弟弟睡着后，他就钻进书房去看书。

    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惊喜地买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他废寝忘食地读了四分之一，“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读下去，他心中的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当时，比他小十三岁的查良钰正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

    小阿哥给家里来信，说要回乡探亲，要回来住一段日子，然后再离家出外谋职，接到小阿哥的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每天都念叨着他的归期。

    几年没见，小阿哥归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穿的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衫；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很客气，但话不多。……家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全然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画带模仿，手舞足蹈，有意思极了。

    小阿哥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和三哥缠着他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那段日子，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像是在眼前一样。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后，四年多才见面，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小阿哥。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他面前一个劲儿抹眼泪。小阿哥把我搂进怀里：“小毛弟，好好读书，小阿哥会常回来看你的！”

    二、《东南日报》电讯翻译

    《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12日，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16日改名《东南日报》，虽不能完全摆脱党报的色彩，却以“民间报”自许，在善于经营的社长胡健中手里成为一张有影响的报纸。1937年2月1日，《东南日报》新大楼在杭州众安桥落成，巍巍五层楼，是当年杭州著名的建筑。当年11月中旬，杭州沦陷前夕，《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

    日本投降，《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员，“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南平版”迁到上海，作为总社，胡健中亲自主持，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这时却成了分社。查良镛在金华版和南平版发表过三篇文章，得到陈向平的赏识。

    正是陈向平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是浙江温州人，秃顶、圆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在金华和陈向平一同进《东南日报》，从编辑到编辑主任，一路做到总编辑。

    1946年11月20日，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为了直接收听和翻译“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报馆本来安排一位陈先生担任这个工作，但他不能胜任。正好上海总社介绍查良镛来杭，同时报馆另外请了黄怀仁，故由他二人专事翻译工作。汪远涵记得，查良镛初来编辑部，报馆听说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就请他负责收听外国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广播，择其可用的译出来，偶尔也会选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请他移译备用。他一接手马上动笔译好交卷，给汪良好的印象。

    初入《东南日报》的查良镛

    那时报馆没有必要的录音设备，国际新闻稿完全依靠直接收听并翻译。在查良镛之后（1948年）也在《东南日报》做过同一工作的钟沛璋记得，“报社有间收音室，里面有一架质量很好的收音机，报社设有专人每天晚上收听国外电台的外语广播，作为报纸的新闻来源之一”。一般查良镛都是晚上八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边收听英语广播，一边将重要的关键词记下来，然后，凭着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听说他的工作是收听英语广播并将之译成中文，感到很吃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是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他解释说：“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国际新闻版几乎天天有“本报×日收纽约（或伦敦、华盛顿等地）广播”的消息。他的英语基础比较扎实，中文底子也过硬，记忆力又好，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而且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好评。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人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时忆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醉人如酒之乐。”

    汪远涵记得他还编过一个副刊“咪咪博士答客问”，在多年的音信隔绝之后，1988年，他给汪写信，重提旧事：“承不以浅薄见弃，遽授以编辑一版幽默副刊，我以咪咪博士之笔名与读者嘻嘻哈哈。相隔四十年，往事仍如在目前。”

    其实，“咪咪博士答客问”只是“东南周末”副刊的一个专栏，从1947年4月12日起，每逢星期六刊出，第一次刊出署名“宜”，就是查良镛的小名“宜官”，以后一直署名“镛”。这是个游戏性质的幽默专栏，比如问：世界最大的水力是什么？答案是：女人的眼泪。问：中国的民族性和西洋的民族性有何不同？答：中国人吃猪肉，故性懒，似猪；西洋人吃牛肉，故性蛮，似牛。有人问春日和夏日形状有何分别？他答：春日是“高”的，夏日是“长”的，有诗为证，白居易的诗“春宵苦短日高起”，唐文宗李昂的诗“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东南风”副刊到1947年3月29日出到232期后，推出“东南周末”，“咪咪博士答客问”专栏在7月19日之后没有持续下去，查良镛继续在“东南风”副刊上写《咪咪录》，篇幅很小，每期几则，署名“镛”，9月28日刊出的《闲话蟋蟀》署名“庸”，很可能也是他的文字。10月2日他的《咪咪录》第十九则刊出，有人讲故事，他认识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死期，还知道如何死法，死在哪里，及准确时刻，结果完全相同。大家都不相信，其中一人间：“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法官告诉他的。”

    汪远涵一开始就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虽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时间不长，“大约仅一年多光景，可是和我却有缘分”。他们曾同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鲥鱼佐酒，所以四十年后查良镛给汪的信中说：“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在他眼中，汪是个好好先生，谦和平易。1993年他说到自己怀念的新闻人，其中就有汪远涵。

    三、杭州西湖

    《东南日报》曾是战时东南的新闻堡垒，战后在全国地方报纸中还是首屈一指，虽然白报纸的供应极为紧张，但报纸的经营状况尚佳，每月的稿费支出就达两千五百万左右，报社同人的待遇也比他报优厚，一个普通编辑的月薪有二三百万。

    众安桥的报社大厦五楼除了作为大礼堂、员工俱乐部外，还对外放映电影。查良镛工作之余可以看电影，或出去听听评书、弹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1946年从上海到杭州，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有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胡姓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上表演独唱，查良镛也去观看。蒋英在欧洲的比利时、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学习过音乐，在瑞士的“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得过女高音比赛第一名。那晚她唱了很多歌，有《卡门》《曼侬·列斯科》等歌剧中的曲子。“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算起来是查良镛的表姐。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蒋百里的学生，他在空军军官学校就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后来她嫁给了物理学家钱学森。他说，“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之极”。

    查良镛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前方战场上炮火连天，只是战火还没有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宁、沪、杭。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依然夜夜笙歌，西湖上画船如梭、游人如织，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美丽的西湖边到处是他们休闲的别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一次次穿越王朝更迭、世变循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望海潮》词是查良镛从小就熟悉的。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文化古迹处处吸引着他，许多庙宇、亭子、茶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岳飞是他敬慕的人，岳庙是他少时常游之地，看到同学们在秦桧的铁像上撒尿，他也想跟着这样做解恨，只是大人声称行为太不文雅而加以阻止。

    ——

    杭州贡院有一副清代学者阮元撰的对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查良镛小时候就会背，“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紧张一番而交卷出场时，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

    多年后查良镛还记得月下老人祠那副令人难忘的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上联原出《续西厢》，金圣叹批《续西厢》从头骂到底，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月下老人祠号称“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在西子湖边，雷峰塔下，白云庵旁。祠堂极小，却是风雅之士与情侣们必到之处，战时被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他说：

    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听见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那倒是很奇怪的。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他最感兴趣的是月下老人祠的签词，为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99条签词中有55条是清代大学者俞曲园所集，其他44条也是其门人所增。他小时即在家中见过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抄来的。时隔多年，他还能背出其中许多签词。htｔｐ://ｗwｗ.９9lib•net

    陈家洛满饮一杯，长啸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菱叶间映成片片碎影，蓦地一惊……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明澄如镜的湖面上轻轻滑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次日八月十八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适才听徐天宏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恸哭。

    这正是金庸的身世，他笔下陈家洛的母亲和他母亲一样姓徐，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西湖也是小时候母亲带他来过的地方。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三潭印月是西湖中的三座小石墩，浮在湖水之上，中秋之夜，杭人习俗以五色彩纸将潭上小孔蒙住。此时中秋刚过，彩纸尚在，月光从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缤纷奇丽。月光映潭，分塔为三，空明朗碧，宛似湖下别有一湖。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如飞鸟般在湖面上掠过，剑光闪动，与湖中彩影交相辉映。

    他以瑰丽的笔触铺陈了乾隆与红花会在西湖的相会：

    五艘船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划近时，丝竹箫管之声，不住在水面上飘来。

    ……

    数百艘小船前后左右拥卫，船上灯笼点点火光，天上一轮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绿，有若碧玉。

    《射雕英雄传》的断桥、荷花，《倚天屠龙记》的六和塔下、垂柳扁舟，《笑傲江湖》的孤山“梅庄”，“遍地都是梅树，老干横斜，枝叶茂密，想象初春梅花盛开之日，香雪如海，定然观赏不尽”。淡淡几笔，却胜于无数笔墨。这是金庸熟悉的景致，是他梦中的西湖，是他记忆中户户垂杨、处处笙歌的杭州。西湖边的杨柳桃花，一株间着一株，一到春天，红的桃花，绿的杨柳，黑色的燕子在柳枝底下穿来穿去。《白马啸西风》中的这番想象来自他对西湖的记忆。

    多年后，金庸在香港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此评论“十八相送”那一段：“那是春天，漫山遍野的青草，一路上桃花夹着杨柳，暖暖的风中全是花的气息，即使是慢慢地走，也终于走到了钱塘江边。”

    四、《时与潮》半月刊

    1947年10月6日，查良镛递交了一份要求请长假的报告：

    报告十月六日

    窃职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至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

    谨呈总编辑汪

    副总编辑徐转副社长刘

    职查良镛谨呈

    报告写给汪远涵和副总编辑徐世衡，并转刘湘女。当天，汪批示慰留。其实，这是查良镛的一份辞职报告。汪记得，他是1947年下半年辞职离开《东南日报》的，离开杭州前夕，还以一本英文娱乐书相赠。

    在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帮助下，查良镛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

    金庸《东南日报》辞职报告

    此时，上海《大公报》招聘电讯翻译，查良镛已应考并被录取了。同时，他因投稿关系被《时与潮》半月刊总编辑邓莲溪看中，邓请他做编辑，属于兼职性质。当年他在重庆就熟悉这本关心国际时政的期刊，还模仿它的路数自办过《太平洋杂志》。随着抗战胜利的接收大潮，《时与潮》也告别雾都，来到上海。

    这位向往周游列国，多年来做着外交官之梦的青年对国际局势有着更多的关注，加上在杭州《东南日报》的工作关系，他对国际时事的感觉非常敏锐。他经常会翻译一些文章，1947年2月1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刊有他的译作《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署名“查良镛译”。3月16日那期有他翻译的《美国的通货膨胀与物价管制》。5月1日有他译的《马来亚的民族主义》。10月1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是联合国问题专号，刊有他翻译的《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一文，前面还有一段署名“查良镛”的按语：

    这是一种科学上的报告而非幻想，在我们这一代中，将有一种高空艇出现，以月球为根据地，由联合国使用以巡逻全世界，使未来的战争无法发生！本文作者为美军海军上尉拉宁及已退休之美军海军中尉海恩林。

    邓莲溪请年轻、懂英文、笔头快的查良镛当编辑，其实是让他一个人担负半月刊的编辑、发稿工作。从当年10月16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第28卷第5期起，版权页上就印着“编辑查良镛”。这一期刊登有他翻译的《右派的自由主义》一文，其中说，“自由主义是一切政治哲学和生活方式中最高贵的一种。自由精神与自然规律及人类的创造本能最为适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最深最坚的基础。它底祖先是那些最高贵的灵魂，它有西方历史中最足以自傲的传统”。

    他在《时与潮》半月刊做编辑，自己翻译的文章很多，几乎每期都有，经常同一期刊出他两篇译文，分别署名“查理”“查良镛”。11月16日出的那期有他译的《强权政治即是战争》《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12月1日有《英国能挺过冬天吗？》《英国议会做些什么？》，12月16日有《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时与潮》副刊也刊登了他的大量译文，有《人间的天堂——瑞典》《心理学家论政治》《英国报业现状》《预言家》，也有《胖子与瘦子》《我怎样写畅销书？》《了解你的头发》等。

    在陈布雷的帮助下，《时与潮》占据了梵王渡路618号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作为编辑部。上海市长钱大钧初到上海时就住在这里。房子共有三层，外面高墙铁门，里面芳草如茵，鲜花盛开，各种设施完备，编辑部设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从12月1日出版的这一期起，《时与潮》的地址即改为梵王渡路，封底还专门刊登了启事。

    老同学余兆文一次路过上海，顺便去看望查良镛，见他一个人在椭圆形的小编辑室里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他再将译文和原文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余兆文去看他时，别墅中那些客房都空着，也不给他住，只让他住在阁楼上。两位无话不谈的老同学聊起与他并不相识的邓莲溪为什么会把他挖过来，他说：“不瞒你说，我曾经为《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将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我觉得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比杭州活跃，也想到上海谋求发展，结果，我就到这里来了。”

    在《时与潮》发表译文的有他《大公报》的新同事张契尼、蒋定本等，也有他的老同学王浩然、余兆文等。到1948年，他发表的译文还是不少。1月1日出版的这期有《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1月16日这期有《苏联的新经济措施》《法国总理许曼》，2月1日有《本年的世界动态》《美国要从援欧中索取的战略原料》，2月16日有《美国的防御战略》《苏联的攻击战略》，3月1日有《“天下一家”的困难》《史大林与希特勒的外交秘密》，3月16日有《世界政府在七年后成立？》，直到6月1日还有《苏联会发生革命吗？》，此时他已在香港。

    五、初入《大公报》

    当时有400多万人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也是报业和出版业的中心，《大公报》的发祥地在天津，此时上海版却已成为《大公报》的重镇，也是国内舆论的重镇。1947年六七月，恰逢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查良镛的生命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报纸一刊出招聘广告，应征函雪片一般飞来，共有109人。上海本市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多来自南京、徐州、苏州、嘉兴、杭州，年龄最大的已过60岁，最小的只有23岁，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银行职员等，其中还有知名作家，附有出版的作品。他们在应征函中所述的理由有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倾慕《大公报》的盛名，公务机关待遇微薄不足糊口，在银行工作清闲想兼夜差，等等。《大公报》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否则查良镛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报馆最后选择十位优秀的应聘者参加笔试。资深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试题并亲自阅卷，评定分数。试题有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要求将之译为中文。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只用了65分钟。随后，他又顺利通过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负责的口试。

    正是凭着查良镛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另外被录取的是蒋定本和李君维，张契尼、李象伟、程法伋三人名列备取。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有“翻译查良镛”。

    《大公报》是满族的天主教徒英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老报纸，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晚清曾赢得敢言的名声，历经世变沧桑、几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以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世界性的荣誉，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吴鼎昌1935年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辞世，开创《大公报》新局面的三巨头只有胡政之还在主事，在上海《大公报》执笔政的是总编辑王芸生。当青年查良镛踏进《大公报》的门槛时，“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还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那些报业前辈的熏陶。

    他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7年12月5日出版的《大公园地》刊载了查良镛的一篇短文《自扁其说录》，他说“自扁其说”是许君远先生新发明的说法，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的错误或自我嘲笑。在报言报，做“翻译”即翻译，他译了九则，距“十全”之圆相差一条，以示其“扁”。这些有意思的译文正是他初入《大公报》时心情愉快的小小见证：

    有一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深觉不满，于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是流氓！”社会人士大哗，议会要求报纸更正。报纸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不是流氓！”

    ……

    一位记者问总编辑：“什么是新闻？”

    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一位记者访问了一位要人之后，总编辑问他：“他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嗯！你把他的话写一个专栏。明天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