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去半年再说”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经过五十天的埋头苦干，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亲笔写下复刊词，重申《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他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大公报》最后的努力。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他在上海工作两个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临产，去不了。杨历樵征求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香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身的查、蒋二人之中去一个了。

    查良镛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他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一一通过，王芸生对他说：“你去半年再说！”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3月30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他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还好同机来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币。他搭船过海，到报馆报到。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写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他接风。他说：“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话总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马廷栋对他说，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

    二、《听不到那些话了》

    香港这座小岛，在清道光初年被往来于零丁洋一带的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湾”或“赤柱”。1841年，人口不过7450人，全部是渔民。九九藏书

    “英国经过鸦片战争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国人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前途之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认为是奇耻大辱。”查良镛读小学时就为此流过泪，如今这片土地就在他的脚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满陌生和新鲜。“香港有许多好处，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他们精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房屋（略出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邮资是六角港币，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客饭二元八角（相当于二十二万元），理发三元（相当于二十四万元），看一场电影三元五角（相当于二十八万元）。那时内地通货膨胀，纸币正在贬值。查良镛说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在除写信外无义务。但每月一两百元的收入，已有不胜负担之苦。他告诉上海的同事，便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套约一百七八十元，玻璃丝袜十一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二角，牛乳四角。听起来便宜，不过换成国币也很吓人。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典型的“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经济、文化、生活上都比较落后，城市建设比上海差好远，甚至连杭州都不如。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党来时不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

    他在《大公报》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60岁的胡政之和他们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虽有一间单人房，一张床以外也仅能容一张书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轻手轻脚经过查良镛的床边去盥洗室，其实多数时候查良镛老早就醒了。

    报馆中年龄最大的是经济版编辑谢润身，人称“老谢”，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因报馆人手不足，故没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轻，一个人在香港，没有休息天也不要紧。

    距查良镛到港不到一个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发病，膀胱膨胀，小便闭塞，27日，被迫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查良镛在坚尼道宿舍门口看着胡先生离去……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党大势已去，胡政之缠绵于病榻之上，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11月5日离开台湾，8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不”方针、“文章报国”立身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大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对胡政之、许君远以及手把手教过他的杨历樵心存感激。他们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闻事业，是他办报时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他是幸运的，初入报界就遇上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

    杨历樵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日、俄语，中文功底也很扎实，初在南开学校教英文，1927年4月进《大公报》。他最初是英文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执笔写国际问题社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大公报》翻译主任，被誉为中国报界两位“翻译圣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他出任要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只知道埋头实干、苦干，为人厚道，和蔼可亲，热心扶植年轻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他对查良镛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先是任编辑主任，1949年起任副总编辑，1967年病逝于香港。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国文学系，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工作，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和徐铸成同为相当重要的要闻版编辑。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

    胡政之在1926年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事业前，做过三年旧《大公报》总编辑，他是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从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报》先后27年，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正是在他们身上，青年查良镛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报人的理想、责任。香港《大公报》转向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内地全面崩溃，江山易主，一个陌生的红色中国诞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新记《大公报》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此前，4月14日，61岁的胡政之在上海谢世。一星期后（4月21日），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听不到那些话了》：

    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

    港版初创，内容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饭时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

    当胡先生病况渐深时，有一次与寿充一兄及我谈起他的病因，他说：“我这病种因于少年时候，当时年青力壮，不论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趋；现在年纪老了，当时隐伏的病根都发出来了，所以年青人决不可自恃一切拼得过，身体务须好好保养。”

    一个下午，胡先生与谢润身兄及我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我本来学什么，我说“外交”。他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以后当多看一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处。后来谈到美国人，他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决不能伟大。”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他说：“就会回来。”说了淡淡地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

    谢润身退休之后移民美国，活到百岁。对于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的预言，梁羽生说了一句不无玄机的话：“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论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

    三、梦断京华

    隔着浅浅的深圳河，到处是枪炮声，孤悬南国的香港在英国治下，没有直接置身大时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条分水岭，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查良镛为内地的政权转移而兴奋，他和几位朋友约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到太平山上茶叙，提出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向海外宣传“新中国”。这位负责人认为意见很好，答应向北京反映请示，但从此再无下文。

    查良镛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过国际法，新旧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问题，他尝试用自己的外交知识、国际法知识对时事作出评论。当年6月间，他写了一篇关于“承认”问题的文章，在《大公报》发表。

    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1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14日，资源委员会驻香港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台湾方面也派叶公超等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双方发生争执。11月18日、20日，查良镛的六千字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分两次在《大公报》刊出，他依据国际法知识——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学家的著作，论证这些海外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透过“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新中国”等用词，不难看出他当时的立场。

    他这篇略显冗长的论文，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译成日文后，却意外地得到当时还在日本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赏识。

    梅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过对战犯东条英机等的审判，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法学家，当时还在东京。查良镛的国际法论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觉得这个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这位国民党籍的国际法专家应邀回国，出任政务院外交部顾问。

    梅汝璈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镛，便电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这是查良镛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时代的外交官之梦，虽然只是一个梦，却一直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梅汝璈的电报再次搅动了他的内心，他激动、兴奋，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脚下，抱着满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乔冠华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根正苗红，能经受各种严峻的政治考验。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使他不能进入外交部。乔主张他先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

    当外交官是他多年的梦想，他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产生了这个念头，高中毕业后他到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战后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国际法，都与这个志愿有关。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他第一次与红色政权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圆外交官之梦。“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

    查良镛还找到了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的杨刚，杨刚也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

    他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他的思想行为都已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未必能入党。而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乔冠华跟他说，如果他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当时他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又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

    外交官之梦断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于是辞别梅汝墩和乔冠华，返回香港。但他对乔冠华的尊敬依然，并无一丝怨言。二十多年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登上联大讲坛，查良镛在《明报》发表过《乔冠华演辞有才气》等社评：

    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梦的破灭，他不仅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对做外交官不再羡慕。

    四、父亲的噩耗

    查良镛重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大公报》内有地下党员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请示如何对待他的去留问题。主持香港“爱国报刊”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说，大陆、香港来去自由，这样的人才在香港别的报刊机构求之不得，我们当然要留为己用，由《大公报》领导决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故乡海宁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

    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因“地主”这个阶级定性丧失了生命。山东南下的解放军进入海宁，查家是当地有数的名门望族，虽然历经日本入侵之后已没有多少产业，但要评为地主还是绰绰有余的。查枢卿被定为“反动地主”，遭枪决，家产全部没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有相同的命运，在广西蒙山县被处决。

    几年后，查良镛想起父亲送他的一本书，在《圣诞节杂感》一文中说：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AChristmas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

    ……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丧父之痛、父子之爱，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尽管他表示，“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1985年7月22日（此前一个月，6月18日金庸被正式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三十多年前的查枢卿案进行复查，发现是错案、冤案，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予以正式平反。1988年，他亲笔给浙江地方领导写了一封“感激异常”的信：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查枢卿被枪决后，顾秀英独自抚养子女，备历坎坷。1958年，无柴无粮，她卖了所住的两间老屋，被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到三天三夜毒打。回到家，她对卧怀痛哭的儿女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

    从此，查良镛再也没有踏进故乡袁花的旧居一步，即使到了袁花镇上，他也没有回村里看过一眼，他熟悉的那个家早就不在了，那些书画都失去了。他家的老屋本来是康熙年间建的，日本人毁了一部分，剩下的土改时被平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复了。现在的“旧居”是当地政府重建的，他说小时候住的老家不是那样的。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留在海宁，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良楠一直守着查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虽然查良镛和他人提到此事都只是淡然地说，他的父亲凋零于当时的运动风潮，他得悉后自然感到十分悲伤，但身为政论家，当以理智为先。当年陨灭的不只他父亲，还有两百多万大小地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父亲的死亡本质上与惨酷的国共战争中阵亡的一员普通将士并无二致。那实在是一场时代的悲剧。他在述说这段不幸往事时的冷静令人惊讶。

    五、“下午茶座”

    查良镛在《大公报》国际新闻版的同事对文学有兴趣的，有萧乾、袁水拍两位前辈，有喜欢俄国文学、后来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他跟他们常谈的是希腊悲剧等话题。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展现普罗米修斯伟大反抗精神的三部曲，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鸟》都是他熟悉的。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人对压迫者的反叛精神的，而不是对压迫者歌功颂德。在谈电影《天仙配》时，他列举许多希腊神话中神与凡人恋爱的故事。奥菲尤斯对妻子优里狄加爱情的伟大，有着令人感动的深度。妻子死了，他伤心异常，决心到黑暗的冥府找她回来。这个高明异常的音乐家，他的竖琴能感动万物，把冥王也感动了，许他妻子回到人间。然而他在冥府门口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妻子从此永远消失了。神话中爱情的恳挚和音乐的魔力都很感人，主题却是“人类不免一死”这个无可逃避的命运。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查良镛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藏书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罗孚担任总编辑。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笔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赏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比如读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来信，他就要撰文解释，于是他开始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戏剧的理论书，在很短时期内就变成了这方面的“半专家”。他说，他虽没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即学即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看得最多、评得最多的是外国电影，如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恺撒大帝》《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理查三世》《第十二夜》……当时，许多读过这些影评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新，是一时之选”。为了写这些影评，他不断地去看书、查资料，为了研究《恺撒大帝》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来源，他读了对后世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的《布鲁达库英雄传》，他认为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戏剧。典雅华丽的英文，对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太难了一点。他苦苦研读，又是学英文，又是研究文学。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天仙配》强调的是人。七位仙女赞美世人，羡慕凡间的生活而把人间的渔樵耕读都赞上一赞，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赞扬人的品质，肯定人间的生活……

    通过写影评，他结识了不少电影圈中人。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别的那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潇洒的转身，《人情海潮》中摩娜丝拉临死前的那场舞蹈，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荷花舞》《剑舞和扇舞》，《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953年，他到上海，看过“华东民间歌舞会演”的《采茶扑蝶》：“采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这固然是扑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飘逸之美。京戏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体线条美的延展。这一点外国舞蹈中很少运用。”

    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九-九-藏-书-网

    倪匡说查良镛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放上片刻，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查良镛则说，在世界一流的音乐会与中国的平剧（即京剧）、民谣之间，听平剧、民谣更接近自己的兴趣，这多半与传统有关。“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当然，他也明白，“以平剧来表现人生常是将人生太定式化……较无法呈现真实的人生实境”。

    1956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演出，轰动一时，查良镛在《新晚报》发表一系列谈歌舞、京剧的杂文，向海外观众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他自谦都是“急就之作”。当年10月，长城画报社就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定价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书分歌舞、京剧和电影三辑，收录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写和张光亮的摄影。

    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这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查良镛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例如《除三害》的开篇：

    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董桥称这是“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

    查良镛评京戏《狮子楼》：

    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令文章高手董桥大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