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六周年，从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发行稳定在8万份以上，星期天超过11万份。（这年8月6日，《明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本报1965年上半年度销数继续上升，每日平均净销数已增至80200份，上述销数业由英国联邦出版销数公证会证明。”）金庸社评说，最近增加伦敦、纽约两位特派记者张夏、吴嘉墩的通讯，其他地区的特约通讯也在发展中。这一年，世界性的通讯网粗具规模，过去一般国际新闻靠外国通讯社提供，消息虽快，却是外国人的观点，《明报》努力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网，重点是“中国人观点，香港人观点”。7月还要增加几个周刊，包括经济、商品、内地和台湾新闻，特别是加强内地新闻的报道。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内地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

    随着报纸业务的发展，湾仔谢斐道399号的社址显得太狭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报》搬到北角英皇道651号的南康大厦，先租用十楼全层及地下半层，后又陆续租用了两层，地下和二层放机器，十楼是编辑部，员工餐厅在顶楼。

    正值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明报》对摧毁数千年文化表示了强烈反感和抗议，尽量报道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幕消息。金庸执笔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预测政局走向常常准确，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3月1日，他在社评中分析：

    ……最近加纳总统克鲁玛到北京，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①

    他预感到了内地政局的微妙变化。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批判后，4月19日，《明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率先在香港报纸中披露这一重要消息，大胆预测这是一场全国的群众性批判运动的信号。5月6日，内地已处于大动乱前夜，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这一预测一语中的，当时很多人却不相信，有人还对他提出批评。

    《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写的专栏。与他们同时被批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报》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痛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点明这些批判的矛头实际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评《是谁发给营业执照？》中说，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仅是要揪出彭真，“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更加严重了，牵涉到的，一定是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虽未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半个月后，彭真被撤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6月4日，他在《彭真罢官》社评中分析：

    ①《黄克诚复出任职》，《明报》1966年3月1日。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

    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

    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言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评即以《林彪得势，全面推进》为题。19日，他在《天安门与玄武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林在党内的地位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刘从第二位垮到第八位。这是暂时性的，恐怕不久就会像年羹尧那样连降十八级，像莫洛托夫那样去做外蒙大使，像马伦可夫那样去做偏远小镇上的水电站站长。今日天安门有点像唐朝长安的玄武门，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继承了。周恩来都在极口颂扬林彪，可见其余了”。

    当时，北京还没有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些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多数准确。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登上“文革”的舞台，扮演极为重要而又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泽东接连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量的报道都是红卫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8月24日金庸在《红卫兵大闹北京城》社评中一语道破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中心还是“权力斗争”。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说，红卫兵的真正目的决不在改招牌、斩鞋尖、剪头发，这些行动只不过是“立威”，“根本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却无资格到天安门广场去出席大会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当他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红卫兵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时，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香港的左派报纸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造谣”，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

    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次日在《解放军报》头条位置发表。12月1日，《解放军报》又发表《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12月3日，远居香港的金庸发表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7月3日，他在《林副统帅，功高震主》社评中预感，“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

    1968年1月2日，他发表社评《极左派红卫兵将受整肃》，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新一年五个任务的措辞推断，红卫兵在今年之内将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8月6日他在《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社评中断言：“这场大斗争，不管中间有多少反复，有多少曲折变化，最后的结果非常明显：红卫兵永远不可能得到胜利。如果哪一天红卫兵真正在全国范围中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社评立即收档，从此不写，因为这是事理之所必无。如果这样浅白明显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错了结论，哪里还有资格评论天下大事？还不如及早收档之为妙。读者们如果不信，不妨将这篇社评剪了下来，立此存照，看我们的判断会不会掉了眼镜。”

    当江青炙手可热之时，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评《“算老几”江青失势》中却说：“江青的突然崛起，当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泽东的势，她自己本人在党内有何资历？有何贡献？有何才干？有何实力？所以中共党内许多人提到江青时，只称其为‘算老几’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评《女主弄权，必斗将相》讲到吕后，武则天，“太阳底下无新事，许多事件似乎很现代化，其实其真正本质，和一二千年前的事并无多大分别”。

    12月28日，他的社评《电影明星和自杀》说：“若不是凭着毛氏个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将早已将这个过气电影明星解决了。……江青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大权独揽，要么就给秘密清算，长期软禁。……但以江青为人，在毛逝世之后，是绝对不会脱离政治圈的。……国家的政权是一种极为猛烈的毒药，身体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来，《明报》头版几乎全是“文革”的报道，他开辟“北望神州”专栏，还推出“乡土”版，每隔几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后来发展为“中国消息”版，成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他报纸纷纷仿效，开辟内地版）。内地稿件的来源一是外国记者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或来自外国通讯社，或译自日本报刊。二是转载红卫兵报刊上的文章，先后转载过《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王光美日记摘录》《红线女日记摘录》《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闻”，以及“陶铸问题专辑”、“上山下乡专题”等。红卫兵小报为他和《明报》提供了判断国内局势的“原始资料”。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评《读红卫兵报，提高警觉》说：“近两年来搜罗中共各地出版的‘红卫兵报’，不遗余力，只要见到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千方百计地觅来用作参考和发表。因为官方报章杂志受到严格控制、审查，‘红卫兵报’往往透露了许多内幕，‘乡土’版总是不加改动地原文照登。重要的是，应当从资料中去发掘事实。至于这些资料中所表达的意见和结论，就大有选择余地，你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其一部分，也可以全部否定。”

    刘少奇去世的消息，《明报》率先报道，金庸相信这是全世界首次以文字公开报道。由于《明报》对内地的报道特别详细，评论分析比较客观，不仅吸引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读者——订户中包括各国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外国著名报纸和外国使领馆，在香港本地的读者面也不断拓宽，包括了知识分子的极大部分，除了大、中学生外，还有商人、大学校长、教授、教师、医生、律师、公务人员、艺术家等。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调查称，他们学校的学生中，《明报》的读者极多。到1968年，《明报》日发行量突破12万份，以后稳定在10万份以上。中国新闻成为《明报》的窗户。外国通讯社常将《明报》的独家消息拍发出去，登在全世界的报刊上，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卖新闻》等三大日报，都译载过《明报》的独有消息。外国的报纸、刊物、大学和研究所开始重视《明报》，《明报》略具国际性报纸的雏形。金庸在1969年谦虚地说，这只是“很简陋和微小的一个开端”。

    二、“讲故事人”

    经历“核裤论”以来的笔战，金庸在政治上与《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一些老同事仍和他友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梁羽生等人。

    1966年1月罗孚和黄蒙田合办的《海光文艺》月刊不属于左派阵营。在当时壁垒分明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想办得灰色一些，不分左右，接纳各方面的作者、观点，不但提倡严肃文学，也提倡通俗文学。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者，罗孚想将梁羽生、金庸的小说做一篇合论，作者最好是他们自己，希望由此引起一连串的争鸣和讨论，扩大新刊物的影响力。罗孚找梁羽生谈了想法，梁感到为难，怕引起误会，经不住罗的动员，梁才勉强答应，不过说如有人追问此事，要由罗出面顶替。罗一口答应。

    梁羽生与金庸相交十八年，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两人私下里开玩笑都以师兄弟相称，相知不可谓不深，此时因左右壁垒，已不大来往。

    当时《天龙八部》正在《明报》连载。梁取“同说之”之意，化名“佟硕之”，写下长达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评述两人所受的文化影响、各自作品的特点或优缺点，从创刊号起，在《海光文艺》连载了三期。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中国式的）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金庸的小说常运用电影等手法，情节变化曲折，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处，但有时往往刻意追求离奇，变得情理不通，前后矛盾，无法照应。

    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现的镜头（交战双方兵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慑，几乎连要打仗也忘记了），也使人联想起《荷马史诗》中艳后海伦在城头出现的镜头。

    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里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

    文章指出，在人物的描写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长”。“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在论及各自作品蕴含的思想时：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19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莱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果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好莱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这些评论只是一家之言，对金、梁各有褒贬，大体是客观、有分寸的，评论的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外界不知道“佟硕之”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报》高层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了，他们读了这篇“合论”大为光火，指责梁羽生对金庸批评得不够，客气得过了头，有失立场，其中就有一起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

    “五月风暴”时，陈凡重提这篇文章，认为在这种“敌我矛盾”中，梁羽生居然还称赞金庸，实在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气愤之下，甚至警告他——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可见陈凡那时对金庸的敌意之深，在他眼中，站在港英政府一边的金庸无疑是“汉奸”“卖国贼”。①

    罗孚请金庸写一篇回应文章，希望他也长枪大戟、长篇大论，在《海光文艺》来一番热闹。但他只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1966年4月号：

    而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6，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

    他说自己不像梁羽生兄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并不无嘲讽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的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梁羽生以子之矛回敬老友，在《海光文艺》第5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抓住金庸1957年10月5日在《新晚报》发表的《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一文。当时金庸把主题思想作为四个标准中的第一个。

    “讲故事人”也许是金庸的自谦，却道出了实情，“文学的故事性”本来就是他的追求。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这也不是故意的。哪个小说家写哪一种体裁的小说，有时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时候《新晚报》需要武侠小说，我就写武侠小说，如果他们需要爱情小说，可能我就写爱情小说”。②

    ①[澳]刘维群《梁羽生传》，349页。

    ②1994年11月他对冷夏说，见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399页。

    三、《侠客行》

    金庸从未以写武侠小说为职业，自1959年办《明报》，办报是他一生的事业，写小说只是一种副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小说连载只是要增加点读者。等到《明报》的基业逐渐稳固，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①

    1966年6月9日，在《明报》出现一则预告，“金庸武侠新著《侠客行》后天开始刊登”。6月11日，《侠客行》以李白的诗开篇。当天头版的社评《只有“少数几个好的”！》是对“文革”的评论，大致说，已受整肃或罢官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夏衍、茅盾、田汉、吴晗、周信芳、贺绿汀、邓拓、秦牧、陈荒煤等，指不胜屈，连国歌作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作者都受到清算，谁还能幸免？解放军已派了两名军人去做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势必所有“秀才”全部垮，由“兵”来管文化为止，问题是军人沾到知识、文化和艺术，也不免要独立思考。社评旁边仍不忘提醒读者：“金庸新著《侠客行》今起刊登。”

    “文革”初期，《明报》新闻版的社评、报道，都在紧盯着内地的风云变幻，副刊上却是远离尘嚣的《侠客行》，一边是现实中的江山，一边是虚幻的江湖，表面上似乎互不干扰，实际上却不可能毫无关联。雪山派掌门人白自在自称“古往今来天下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土、大宗师”，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两个副词、四个“伟大”。

    与金庸此前的作品不同，《侠客行》的主角不是什么英雄侠士，而是一个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年，他妈妈梅芳姑从小叫他“狗杂种”，长乐帮把他当作帮主“石破天”，丁当叫他“天哥”，阿绣叫他“大粽子”，石清夫妇以为他是“石中玉”。“我是谁”对他来说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梅芳姑突然自杀，手臂上赫然是处女标志的朱砂红，说明她并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身世之谜最终没有解开。

    ①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161页。

    石破天好坏不分，不知好歹，也谈不上行侠仗义，但在他身上隐约可以看到人类本性中美好的一面。他天性淳朴、善良，毫无心计，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自高自大的白自在，杀人不眨眼的丁不三、丁不四，老奸巨猾的贝海石，喜怒无常的玄铁令主人谢烟客……在他眼里统统都是好人。他对世事一片混沌，天真幼稚，他目不识丁，也从不想去破解什么武功奥秘。可恰恰是目不识丁的他误打误撞，在不经意间破解了侠客岛上高深莫测的“侠客行”武功。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摆脱以英雄为主角的单一模式，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探索，虽然还是以打打杀杀展开，但故事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有人称之为寓言小说，也有人说是哲学小说。自始至终石破天都在追问：“我是谁？”

    金庸自述，很多人很难说是好是坏，不像平剧的脸谱那样善恶分明，这不是受什么“圆形性格”的文学理论影响，主要是人生经验。①在这部小说中，他所想写的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1975年冬天，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一文中说：“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怜爱。……如有人要扼杀我们的子女，或许他的确该杀，或许他当真犯了弥天大罪，是非善恶，不是我们所能肯定判断的，但我们非将他藏起来。”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侠客行》中石清的一段话：

    石清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屈，也磕下头去。②

    “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这是石破天的问号，读者明白了，身在庐山中的主人公却不明白，即使无意中破了侠客岛上盖世无双的武功又能如何？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孤悬海外，远离故土母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的心态，很难评估，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察觉，他笔下的主角几乎都是孤儿，这种孤儿情结已深入他生命的最深处，他下笔之时或许完全无意。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04页。

    ②《明报月刊》1976年1月号，8页。

    到1967年4月19日，《侠客行》共连载了295段，此时“五月风暴”将起。

    四、“五月风暴”

    1966年4月，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引发过一场骚动，但没有闹大，《明报》当时作了大幅报道。当年9月10日，《明报》头版头条报道广州红卫兵要求将香港改为“驱帝城”，还编了歌谣在广州到深圳桥头传唱：“香港并不香，犹如一只垃圾箱……”

    到1967年5月，“文革”浪潮终于波及香港，酿成“五月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五月动乱”或“一九六七年大骚动”）。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此引发工潮，成为这场风暴的导火线。5月10日，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次日他在社评中提醒工潮不要涉及政治。这天下午，人造花厂工人及部分学生、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使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并调来军车和直升机驱散赤手空拳的工人，工人与警察发生沖突，多名工人遭拘捕，矛盾激化。

    5月12日，金庸在《盼尽早恢复安宁》社评中说，“抚心自问，或者诚实坦白地说一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已选择香港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这里过一些太平日子。环境有变，外国人当然撤退，有钱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迁居，99%的中国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留在香港。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个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他在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当时内地“文革”正如火如荼。5月15日，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外交部发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港督戴麟趾声明，港府维护和平、秩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常务副部长姚登山表示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支持香港的斗争。从5月16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人员，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迫害香港同胞、残暴镇压中国工人的行径。

    “五月风暴”时的香港街头

    5月16日，左派阵营在九龙的工联会工人俱乐部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负责人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人。5月17日，金庸在《明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的社评。

    从5月19日开始，数千工人、学生、左派机构职员轮流到中环的港督府门前示威，呼喊反英口号，在港督府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斗争规模在香港史无前例。一些左派报社领导、商会会长、电影明星等到场示威，大有安营扎寨、包围港督府之势，但秩序井然。5月22日，左派群众前往港督府抗议时，在花园道口受到防暴警察拦截，发生流血冲突，许多人受伤，左派将预先准备的红汞泼在身上，夸大警方镇压的“血腥”，当天有167人被拘捕，港府宣布宵禁。第二天起，左派发动罢工抗议。

    面对香港的严峻局势，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从5月18日起，他在《明报》发表一系列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呼吁港人克制，避免暴力。

    6月1日，面对左派“不爱国”“卖国汉奸”等指责，金庸发表《爱国爱国，爱的是“国”》社评，直言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五千年，“所谓‘爱国’，爱的是‘国’，而不是爱哪一政府、政党或党魁”。“爱国，是爱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假爱国之名而爱自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勇的港九爱国同胞致敬》，3日，王力执笔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提出，“把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斗委会”认为北京支持他们，甚至误以为北京已作好随时收回香港的准备，组织工人大罢工。左派报纸积极配合这场“反英抗暴斗争”。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拥刘少奇》社评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刘，现在“刘邓陶”被打倒，内地风向转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

    关于香港的五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抚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从6月5日起，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不准《明报》《明报月刊》进入澳门，包括《明报》在内有十种香港报纸被禁止进入澳门。6月9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人们丧失了言论自由之后，随之而来迁移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学和婚姻的自由都会逐步地丧失。……

    为了宝爱我们的自由，决不能容许左派人士将他们专断的意志强加于香港三百多万居民的身上。……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你们如果在香港胜利了，《明报》当然消灭，但你们的命运，与我们毫无分别。

    他的立场招来左派一连串的攻击，“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都向他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显著位置，展出“十大汉奸”，他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许多市民围观。

    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说《明报》的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号召同事加入，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当天，金庸工作过的《新晚报》不仅转载这个声明，而且说“民族败类查良镛，眼见抗暴怒潮势不可当，胆怯心虚，怕得要死，早些时候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于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报馆职工，替他赚钱抵罪”。实际上，他去瑞士是出席国际新闻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即回港。①

    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将报纸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才逐渐恢复正常。6月24日、25日，《明报》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表示对左派的厌恶，《明报》系统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

    当时，《明报》副刊上正在连载他的《笑傲江湖》，“五岳剑派”刀光剑影，权谋狡诈，江湖路上步步险恶，现实中香港的斗争一点也不亚于金庸笔下的江湖。

    “六二三明报事件”后，读者来信比平时多了七八倍，不少是亲自送来的，一致表示对破坏者的愤慨，支持和鼓励《明报》，有读者要他们保持一贯的作风。②“五月风暴”再一次给金庸和《明报》带来机会，日发行量从8万份攀升到9万份（逢星期天12万份）。他提出“我们的报纸”口号，表示《明报》是读者的报纸，与读者休戚与共。《明报》的广告也明显增加了，连头版都不时被大幅广告挤占，这在过去是少见的。

    五、暗杀名单

    进入7月，左派发动群众搞武斗，烧巴士，投石头，掷鱼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瘫痪，市面一片萧条，市民惶惶不可终日。7月1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说：“这些恐怖行为，形势日趋恶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论是港英当局、左派人士还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并表示，“《明报》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今天广大读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胁，本报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遭遇到威胁，我们的命运相同，我们的意见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吁左派的领导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骚乱。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60—162页。

    ②《明辨是非，报道事实》，《明报》1967年6月27日。

    23日，《新晚报》刊出一篇恶毒谩骂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标题：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是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正文说：

    “豺狼镛”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镛，笔名是金庸，是香港汉奸报《明报》的东主，是港九文化汉奸狼。查良镛这个汉奸，耳后见腮，是一只又反骨又阴湿的特种狗。讲到这只狗的狗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国家可以不要，至于什么人间正义，更加当作烂鞋。

    接着揭发他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极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种狗”的狗格。列举他“出卖国家民族”的“卑鄙勾当”，祖国有什么进步，“都要狗口张开，咬牙切齿，大吠特吠，乱闹一通，一心同祖国人民为敌”。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①

    7月18日，《明报月刊》编辑部组织文化界人士，座谈“香港骚动与香港前途”，参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项庄、高雄、王世瑜、简而清、陆离等人。“最应该关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们生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香港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去……但我们香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的。因此，我们对香港问题，应该不仅关心，同时更要爱护和保卫她。”②

    当时他们以为局势已暂时安定下来，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7月中旬以后，香港街头多次出现土制炸弹，由于真假莫辨，被称为“真真假假菠萝阵”。有时“真假菠萝阵”一天就发现十多起，8月20日有两个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满。

    ①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160—162页。

    ②《明报月刊》1967年8月号，100页。

    7月28日，金庸在《明报》社评指出，“少数捣乱分子一开始便和广大群众为敌，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挥上万红卫兵和干部群众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欢欣鼓舞。次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林少波），因为在他主持的“欲罢不能”“大丈夫”节目中讽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广大市民喜爱，成为新闻界第一个牺牲者。暴徒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伤重而死。《新晚报》当天以套红大标题刊登《锄奸突击队司令部，惩林彬后发表公告》，《明报》发表读者来信，要《新晚报》交人，但凶手一直没有归案。林彬的死震惊整个香港，《明报》作了大幅报道，金庸接连写下《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历史上有他的名字！》等社评，愤怒谴责暴徒残害生命的暴行。“香港四百万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们大家命运相同，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抗暴斗争，才能保卫我们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众编印的地下小报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杀名单，“查良镛”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亲台湾的《真报》总编辑陆海安，署理华民政务司徐家祥，新界乡议局主席彭富华。①金庸家收到过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②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顺便到那里的《新明日报》巡视业务。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其间，几百名左派分子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破坏《明报》，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他们事先有了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抬到天台上准备抵抗。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他们找到，铁闸门已关上，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免于一劫，只有承印《明报》的印刷厂被捣乱。

    ①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65页。

    ②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页。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询问暴动的进展情况、《明报》员工的安危。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准备暂时关闭《明报》。“五月风暴”延续几个月，记者外出采访要冒生命危险，编辑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遇上戒严就回不了家，还要被左派谩骂乃至追打，精神上饱受困扰。记者李广荣说每天要抽三包烟，缓解压力。

    金庸说，“《明报》固然受到敌人的严重威胁和压力，但从读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爱护和支持，却是十倍于彼也不止”。

    虽然处境危险，他内心不免担心，但想到自己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们来勉励自己：“虽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①

    “五月风暴”是香港的一场劫难，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记者14人被捕。他听说，最后是周恩来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金庸认为，港督戴麟趾处理大动乱的容忍和坚毅，更是十分难能可贵。（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离港之际，金庸发表社评《法治、和平、自由、尊荣》，给予高度评价。）

    大约8月底，香港局面趋向缓和，到10月底市面恢复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对他的人身威胁并没有解除，所以长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护。10月24日他发表社评《请斗委检讨“炸弹斗争”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复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有了这番经历，他才敢说：

    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②

    六、《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金庸说：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22页。

    ②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9页。

    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①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②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对东方不败的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杨莲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所有教众提到东方不败都必须加上“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的定语。个人崇拜遍及老弱妇幼，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效。他们被要求读教主的宝训、听教主的话，杨莲亭抓了童百熊一家老幼，问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背诵：“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可见中毒之深。

    任我行重上黑木崖前后，已被驯化的教徒把这一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身上，他从最初的反感、不自然，到最后安然接受。这个过程令人感慨。

    上官云见到任我行，满口都是肉麻的口号、高调的谀词，从“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到“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凛遵”，“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当任我行在黑木崖上安然接受旧部的跪拜时——

    ①写于1980年的《笑傲江湖》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版，1690页，转引自徐扬尚《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7页。

    ②《金庸散文集》，261页。

    令狐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金庸借任盈盈之口说：

    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东方叔叔是这样，我担心爹爹，说不定也会这样。

    我不是说武功，是说一个人的性子。东方叔叔就是不练《葵花宝典》，他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权在手，生杀予夺，自然而然地会狂妄自大起来。

    《笑傲江湖》“成为中国政治的象征与隐喻”，在刚愎自用、专制独裁、自我膨胀的任我行、东方不败，热衷权势、心狠手辣的左冷禅，虚伪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愿抗争，藏头露尾，在强权夹缝中苟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阴暗的一面。①金庸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何尝不可以看作金庸对权力的一句咒语。《笑傲江湖》围绕作为“异化人性和灭绝人性”象征的《葵花宝典》展开无数条错综复杂的线索，揭示了政治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和异化，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籍《葵花宝典》为太监所创，只有挥刀自宫，变成不男不女的人才能修炼。在某种意义上，《葵花宝典》就是权力的隐喻，争夺《葵花宝典》如同几千年来对权力的角逐、厮杀，结果无不以丧失人性为代价。

    ①徐扬尚《金庸解读》，24页。

    小说开篇《灭门》写川西青城派余沧海为夺取“辟邪剑法”，以残忍手段将福州福威镖局林家“灭门”；早就处心积虑的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坐收渔利，将侥幸漏网的林平之收为徒弟，醉翁之意也在“辟邪剑法”；嵩山派左冷禅千方百计企图得到“辟邪剑法”，合并五岳剑派，实现称霸武林的野心；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而成为“天下第一”；岳不群、林平之虽然都得逞一时，却最终免不了众叛亲离……练过《葵花宝典》的人一概没有好下场，那些觊觎秘籍、不惜杀人流血、用尽各种手段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好下场。金庸指出，“那些热衷于政治和权力的人，受到自己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却是很可怜的”。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连载了857天。全书结束前，冲虚道长和令狐冲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对话：

    “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

    “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七、“查记出品，宋体为号”

    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金庸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他的老朋友张彻说：“他看来似慢，而其实正是他的不可及处。他写作慢，但其成就自不消我说。他对问题的反应似慢，而其实是在深思熟虑，所决定十分明智。”①

    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七千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他那时每年通常都要去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年会，离开香港一段时期，一般两周左右。“最担心的事，是忽然之间发生了大新闻，无法及时加以评论。读者目前所读到的文字，虽然号称是‘社评’，其实是笔者的一些‘海外游记’，与正统的社评性质大不相同，不过本报的社评自从创刊以来，一直是保持一种个人的风格因素，如果请别人执笔，不免有见解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还是采用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②

    在香港的日报中，《明报》销量长期稳居前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读者群以上层社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成为香港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或称为“精英报纸”（elitenewspaper）、“高级报纸”（qualitynewspaper）③，与金庸的社评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评怎么说，国际新闻界对“路易斯·查”（金庸的英文名为louischa）的评论也非常看重。历任港督都要读他的社评，据说美国国务院、台湾的政要都剪辑他的社评，作为研究和参考。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①

    ①张彻《个人感受》，《明报》1989年5月20日。

    ②《形势甚好，心情轻松》，《明报》1972年6月16日。

    ③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8页。

    读者沈亮华多年剪存金庸的社评，一读再读，“是因为它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读者喜爱的背后，自然对他的社评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松懈，要将每天的社评尽力写好。报人曾敏之评论，他的社评经过60年代到80年代的风云变幻，“虽然难免有一点权术因素，但还是瑕不掩瑜的”。②他的社评成为《明报》乃至香港报界一块金不换的“牌子”。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文人办报的先河，其评论启迪了一个时代，不但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影响了孙中山，对中国报业乃至整个近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没有赶上这样的时代，因环境的限制，他在《明报》的社评影响主要在香港一隅，对内地的历史进程并未产生多少影响。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很欣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笔司各特的这句话。80年代以后，他动笔比较少了，但事关重大问题或遇重要新闻发生，他还是要亲自执笔，比如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战等。《明报》社评向来不署名，先后参与过社评写作的有潘粤生、梁小中、董千里、丁望、徐东滨、吴霭仪等十三人，只有他认为特别重要的社评，为表示个人负责，才会署名“查良镛”。③排字房为了便于区分，别人执笔的社评，一般标题都用二号楷体，如果是他执笔的，则用大号宋体加黑，很好辨认，所以有“查记出品，宋体为号”（或“查记出品，黑体为号”）的说法。其他人执笔的社评，如果金庸觉得好，偶尔也会特意交代排字房，标题用大号宋体加黑，这对作者而言是一种难得的荣誉。①

    ①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②《从看金庸》，《明报月刊》2000年8月号，84页。

    ③如1988年11月30日的《政制设计的目标和原则——力求积小变而成大变》和12月2日《香港多数人的基本愿望》。

    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社评之所以受到读者喜欢，也离不开汉语的魅力。他多次说自己喜欢《资治通鉴》，古文简洁高雅，文字之美，一直是他希望学到的。②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不仅见解独到，判断准确，而且语言富有个性。1979年2月28日中越之战时，他在《“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社评中说：

    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中的妙手空空儿，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便即飘然远引，决不出第二招。

    谅山大战如果打不成，我们以为中国军队也可以班师了，这是空空儿这等高手的作风。

    1983年12月15日，他在当日的社评中说：

    香港人一向以态度现实著称，但“九七问题”关涉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论及时显得颇为情绪化，由于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对北京当局、伦敦当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谩骂者有之，讥嘲者有之，又或是自伤自怜，不知所措，有些像杨过失落小龙女后自创一十七招黯然销魂掌，“心惊肉跳”“呆若木鸡”“拖泥带水”“无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杨过之贤，尚且难免，何况吾辈？

    这样的文字是其他人写不出来的。在董桥看来，“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③“跟随查先生十几年，我从他的原稿中注意到字斟句酌而不露斧痕的功力。”④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343页说是黑体，罗孚说是宋体，见《读书》1988年2月，第139页。其实是宋体加黑，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评基本由他执笔，标题字体多数用楷体。

    ②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5、104页。

    ③董桥《文字是肉做的》，257页。

    ④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153页。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金庸的文章与史识都属上乘，以史论政，独步文林，“再往深里看，查先生是小说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①他的一些不是就某个事件所作的评论，没有时间的局限性，任何时候重读都不失其意义，一些就生活上的小事借题发挥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一种“娓娓而谈”的方式写社评，“一方面，读者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再进行深入的思考”。②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世事的预测分析常常准确，从1959年开始在《明报》写社评，他就喜欢作预测，并以此自豪。1959年9月23日他在社评中大胆预测，中国决不会在10月1日发射人造卫星。10月7日社评《本报预测已获证实》。10月8日英国大选揭晓前夕，他发表社评《保守党将获胜》说，“本报社评有点‘预测瘾’，喜欢对世界大局写点贴士，此次英国大选，本报贴土：保守党”。10日发表《本报预测又获证实》。

    1960年2月10日社评《本报又一大胆预言》，说美、苏、英达成停试核武器的协议后，会将此协议送各大国认可签字。他说“本报预言向来准确，此次推测，亦决不致撞板”。

    5月20日，《明报》一周年，金庸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中说：“在社评所有的预测中，从来没有一次不准确。当然，预测得不准确，将来总是在所不免，但读者诸君可以绝对信赖我们的公平与诚实。”1962年初，他预言香港的繁荣，当时，工商业界人心惶惶，以为当年将有重大萧条出现。结果当年输入、输出的贸易额全部打破纪录，全港生意空前兴旺。1963年元旦他发表社评《今年香港，继续繁荣》。到了1964年元旦，他将此文重登一遍，说明预言七条有六条没有说错，最精彩的预言是：“本港股票会挽回去年下半年的颓势，置地公司股票会涨到75元以上。”作此预言时股票58元，结果到重登此文前一天是76.5元。所以1964年元旦他在《1964年的预言》又预言了七点。

    ①《香江第一笔》，转引自董桥《香港的两枝健笔》，《没有童谣的年代》，153页。

    ②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他说：“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何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准确。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①他在社评中无数的预测都这样“神”，让人不可思议。他解释：“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此，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金庸熟读历史，尤其受《资治通鉴》影响，1944年暑假在重庆通读一遍，后来这成为他一生爱读的书，“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②他写社评，判断政治人物的心理，得益于此。

    多年在《明报》系统工作的董桥说：

    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禀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③

    对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作出大胆预测，不过是金庸社评的一部分，更多的社评是对每天发生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迅速作出评论。他对香港前途的预测经常被证实。早在1959年12月25日，他即在《恭喜发财！》社评中说，“展望明年香港市场情况，我们仍旧表示乐观。……本报社评之预言向来准确第一，各位尽可充满信心”。1963年元旦他的社评《今年香港，继续繁荣》，一年后重登一次，表示预测准确。1969年12月17日的社评《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他预言战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为少。“香港的前途百分之九十依赖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既有一个和平而安定的七十年代，那么今后的十年，香港也将是和平而安定的，繁荣和兴旺的高潮，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唯一可虑者，毛泽东逝世后内地有一段大混乱，而这种大混乱，当然也会影响到香港，但我们相信那也将是短期性的。”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0、11页。

    ②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156页。

    ③董桥《文字是肉做的》，126页。

    这篇社评引起读者很大的注意，当天就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询问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深深关切到底是随口说说，还是有相当根据。次日，他又发表《大势所趋是和平安定》的社评：

    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测，不论是对市场还是对国际局势，当然所根据的是基本局势，而不是一时的变动。世界大局面的基本局势，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地改善……这种局势在今后十年之内是决不会改变的。

    我们说香港将有十年的和平安定，那是保守的说法，如说有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也不能说是过分大胆的预言。

    1971年8月22日，他直接在《廿年稳定大可期》社评中预言：“长期的远景虽难以逆料，但今后至少十五年的稳定繁荣，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再乐观些可以看二十年。”

    1981年2月20日，他在《明报》社评预言香港的未来，中英谈判的协议将包括香港现状不变，中国在决定收回之前十五年通知英国。1982年达成的协议决定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恰好提前十五年。倪匡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社评如果仿效马经贴士贴中了之后制版刊出，则不知道有多少次制版的机会了。①

    金庸对国际时事的分析预测也常常准确。1967年12月22日，他发表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到了1968年2月1日，美、越果然大打出手，结局也和他所料相差无几。2月3日，他发表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3月17日，他在《越战是否用核弹？》社评中说：“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地说这句话。……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①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8页。

    1982年10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还在进行，香港前途未卜，港元汇价不断下跌，金庸在《局面困难，我们乐观》社评中却表示“十分乐观”，并说“我们对世局的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并没有使读者失望。这一次事关重大，又涉及自身，没有理由会看错了的”。当然他也有预测错了的，只是对的被人记住了。他说，写社论最重要的是有极为正确的意见。可能的话，要向读者解释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并且有一些预见性。“我常常大胆地假定一件事可能会如何发生，即使说错了，顶多读者写信骂骂我。香港读者很忙碌，他们总希望看到一些比较肯定的意见，如果意见错了，再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错。譬如我说苏联派飞弹部队到古巴一定会撤退的，我提出了一些理由，结果苏联不撤退。我后来当然要向读者解释什么理由不撤退，我说：‘美国政府没有用。’”①

    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老校长金耀基推崇他的社评：

    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②

    这些独特之处，是其他论政者往往不具备的，《明报》社评因此成为“影响一代思潮、一代文风的优质产品”。③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80页。

    ②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4页。

    ③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