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大学捐款

    1988年12月15日，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高级讲师黄康显在《信报》发表《向查良镛教授公开道歉》一文，以嘲讽的口吻，提到1986年3月金庸给港大捐款800万港币，随后拿了个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事。因捐款在前，拿博士在后，为了“避嫌”，捐款的事等到1987年才公布。文章指出，“这不是买与卖，而是施与受。捐八百万港元是施，拿博士学位是受”。“主流方案”风波中，黄康显在香港各报发表了大量批查文章，以这一篇流传最广。当时港大还要聘金庸做名誉教授，他对内地记者说，打算用三年时间，就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民族前途做一系列讲演，先写出讲稿来。①

    黄康显的文章自然令金庸气愤，1989年1月初，他委托律师向黄发出律师函，提出四个要求：

    ①《蛇口通讯报》1989年1月30日。

    一、收回发表于《信报》的《向查良镛教授公开道歉》一文；

    二、一周内向查先生公开道歉；

    三、赔偿查先生的名誉损失；

    四、负责支付查先生的所有律师费。（他请了最昂贵的律师）

    没想到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研究过几年机密外交文件的黄康显不买账，先回复律师信一封，表示已收到他的律师函，限期到了请另外一律师再复一信，称其指控不能成立。同时继续在报纸上批查，说1988年3月香港《文汇报》就有罗孚的文章说他在得到博士学位前送给港大100万，支票由他亲自交给港大校长黄丽松，黄校长请他加一个“0”而成为1000万，责问他为什么不告《文汇报》和罗孚。

    从2月初起，金庸就沉默了。如果要打官司，港大校长黄丽松、校务委员会主席杨铁梁等都得出庭作证，而对方声称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先捐钱、后得博士学位。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黄康显是《明报》的长期读者，认为金庸的社评文字好，但政治功力不深，武侠小说好，但不是纯文学，消费文化而已。①

    黄所说罗孚的文章是1987年12月写的，曾以《金色的金庸》为题发表在《读书》1988年第2期：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头衔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送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0”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②

    ①赵氏《查良镛和黄康显的一场暗斗》，《解放月报》1989年第4期，11页。

    ②《读书》1988年2月，140页。

    金庸否认了这个传说。1993年罗孚将此文收入文集《南斗文星高》时，加了一句话：

    查良镛后来函告作者，他向黄丽松的继任人王赓武校长捐过港币八百万元是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事。①

    二、退隐梦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张良，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之后飘然而去，金庸心中也一直有这样一个“退隐梦”。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报》说：“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

    80年代后期香港未来政制方案引起的风波，让金庸心力交瘁。“九七”之后的不确定因素，他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1989年初，他对记者说：“希望能把大部分报社工作托出去，让自己进入半退休状态，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比如：弈棋、读书、旅行，或者再写点小说。……如果要写，就写哲理性小说，以哲学为内容，希望新的东西能有新突破。”

    这年5月20日，正逢《明报》创刊三十周年，因台风袭港，狂风暴雨，交通停顿，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庆祝酒会只好取消，当天刊出随报附送的三十多版报庆特刊，香港总督卫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贺词，《明报》的编辑、记者、作者、读者都有回忆文章，他在《感恩与报答》中提到了汤因比的话，“一种文明的生存，在于能成功地应付挑战”。原本打算在5月30日举行的宴会也因国事剧变而停办，31日，报社员工在八楼以茶会形式聚会，他在会上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及金牌，感谢三十年来员工的辛勤服务和卓越贡献。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之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由《明报周刊》督印人兼总编辑雷伟坡、《明报》总编辑董桥、《明报》督印人吴霭仪、明报集团副总经理许孝栋四人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报》刊出“本报专讯”《查良镛今日卸社长职，续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公开了他的决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胜剧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①罗孚《南斗文星高》，142页。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1989年金庸、沈宝新在《明报》三十周年报庆时

    自这年4月中旬以来，《明报》社评的标题常常“宋体加黑”——这代表该篇是金庸亲自执笔的，有时几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还署了名。他说，“中立与客观”向来是《明报》的立场和方针，他不断提醒年轻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要冷静理智，要分辨谣言和事实，要记得自己对国家、社会和广大读者负有责任。那一段时期中，不但每天说，在紧急的时刻更加一天中说上数次。但是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热血和热情，人不是机器，怎么能在这重大的关头保持绝对的冷静与客观呢？”

    几乎每一分钟，都有电话打进报馆来，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强烈的意见，在这样的气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观真是难得很了。但报纸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保持理智客观，应当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将事实真相不加任何歪曲地反映出来。“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真实消息的来源困难，采访工作受到当局的严重限制，也由于工作人员个人的热情和冲动，在新闻的发布和处理上，我们不能理智冷静，也曾有不少错误。……我们的方针永远是：尊重事实的神圣，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见的自由，那是应当独立的。”①

    不仅一般记者，就是《明报》高层的董桥、吴霭仪、张健波等人也都热血澎湃。五年后，回顾那些日日夜夜，董桥说：“《明报》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当时常常想：我们到底不是卖成衣的，也不是卖糕点的！”②

    6月份《明报》的日发行量意外地超过20万份，达到《明报》史上的最高峰。《明报周刊》的发行量一度高达30万份，稳居香港娱乐周刊的榜首。《明报月刊》6月号第一版印出，顷刻卖光，改版加印，又卖光。一连印了四次，供不应求，而后面印的内容与前面有很大变化。刚刚接任总编辑不久的古德明说，虽然这是创刊三十三年来销量最高的一期，编辑部里却没有一张笑脸。

    当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报道，根据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师行安排申请移民外国之手续，目的地为加拿大。报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后到西湖附近买屋之意，加拿大虽有枫红美景，又如何能跟秀丽江南相比？并感叹他如果真的移居异邦，《明报》是否还继续经营？①

    ①《事实神圣，意见自由》，《明报》1989年5月20日。

    ②《明报》1994年5月20日。

    移民的事此后再无下文，金庸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报》股份的消息。三十年来，《明报》一直只有两个股东，他占八成股份，沈宝新占两成股份。消息一传出，不少财团主动表示，希望能收购《明报》，包括国际传媒大王默多克的《南华早报》、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的镜报集团、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日本德间书店集团等。香港百富勤证券公司的梁伯韬与创办《资本》《资本家》杂志的出版商郑经翰联手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协商，价钱差不多已谈好，梁、郑连一张10亿元的支票都准备好了，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因为金庸觉得他们收购《明报》只是商业行为，无法体会《明报》包含的文化意义。他决定暂时搁置出售《明报》的计划，先将《明报》上市，发行股票。

    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亿。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沈宝新名列第112位。金庸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黄霜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②

    1991年3月22日上午，明报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并估价5.8亿元，共发售了7500万股新股，每股认购价2.9元，吸纳了2.175亿元，净得资金近2亿元。金庸表示，至少为《明报》再服务三年。

    “《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了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此时，王世瑜还没意识到，金庸已在着手卖掉《明报》。

    ①沈慎《查良镛移民加拿大》，《百姓》半月刊1989年7月16日，51页。

    ②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报社内部多次说过：“我希望报馆现代化，我们长期家庭式经营，今后要制度化。”他曾说：“我想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要制度化。”①其实他也是为“九七”作准备。

    1989年，他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写序说：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

    连韦小宝最后都坐拥七美，隐居大理去了。但对金庸来说，所谓“退隐”只不过是卖掉《明报》而已。将《明报》上市是他退休计划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想通过上市赚大钱，而是想减少对《明报》的控制和参与，最终完全退出。《明报》上市，他的持股量从八成减到了六成。

    三、于品海其人

    辞去《明报》社长之后，金庸已很少去《明报》，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研习佛经。对于出售《明报》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适对象，就会约谈，希望尽快实现退休计划。他征询子女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有意接掌《明报》，二女一子都不从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对接手《明报》也无兴趣。有人说“儿子的死改变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谈到接班人计划时说：“我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中文不好，恐怕没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远。”②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7、292页。

    ②《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金庸也考虑过由《明报》的几个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粤生，雷伟坡等，他们服务《明报》三十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后也没有选择雷。他又不愿意交给从事新闻业的女婿赵国安。为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他费尽了心思。

    就在这时，两年前代表日本德间书店和金庸洽谈过收购事宜的于品海再度找上门来，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顾问公司老板身份上门的。于品海1958年生于香港，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读电视新闻系时，办过一份手写的中文刊物。1977年转到加拿大读大学，修读政治经济。因盗用信用卡、冒签他人支票等被判刑两年减一天，服刑四个月后被遣返香港，与朋友一起办了一份政论杂志，只出了五期。随后进入《财经日报》做电讯翻译，1985年创办智才管理顾问公司，在广西桂林经营漓苑酒店成功，并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内设计、酒店管理、房地产等，业务从内地扩展到香港地区及泰国、菲律宾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赚取1.5亿多港元，全面收购上市公司南海纺织。

    金庸最担心的是，这个年轻人有没有改变《明报》立场的企图。经多方调查，他肯定于品海并无特殊背景，才放心继续洽商收购《明报》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据说是于品海的一句话：“只要查先生愿意卖《明报》，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会等！”①

    经过多次洽谈，双方终于在1991年11月达成初步协议。12月12日，双方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金庸与于品海合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权，金庸占40%。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使明智对《明报》的控股恰好略超过50%。收购完成，金庸仍持有明报企业的5%股权，但与于品海相比，已是小股东。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实际工作则出于品海负责。

    尘埃落定，于品海成功收购《明报》，引起各方纷纷猜测，人们疑惑，金庸为什么将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明报》，出售给一个名不见经传、和他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于品海是否为日本财团做中介，控制香港传媒呢？……一时传言四起，《明报》员工也是议论纷纷，金庸为此解释：

    ①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309页。

    自从我公开表示要退休后，连智才在内，一共有十一个机构向《明报》探询过收购或参股的可能……我一个个郑重研究，有时还请获多利等著名财务公司分析对方的提议条件。但第一，我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奉献精神与责任感。至于某些我怀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盘者，根本没有对之作任何回应。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和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他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制股权交在他手里，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团、西武集团、南海纺织的唐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样，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长期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性的“价高者得”，我只盼望他不过分急进，必须未虑胜，先虑败，以稳健手法来经营《明报》。明报集团今后有重大发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们其他同仁的责任，倒是在不断研究各种行动中“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万一失败”，如何善后。

    他对于品海大为赞誉：

    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数月之中，倾谈“大计”，投机万分。我们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长谈，两个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温泉旅馆中越谈越高兴。他是在加拿大读政治经济系的，对传播事业至少已热衷了十年。至于企业筹划，那是天才。

    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资产，不可能只作为《明报》的少数股东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经营。那岂不是为我“打工”？我当机立断，建议他买入《明报》的控制性股权。他暂时资金不足，可以通过财政结构上的安排，使他以较少股份而拥有控制权，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来。至于股价呢，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这比市价高了很多；我出一个价钱，他说太少，不足以反映《明报》的潜力和发展远景。我说在他积极进取的经营下，才有可能这样发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稳健有余，进取不足。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

    即使再低的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当时市场上许多人不了解，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揣测。其实我的动机很简单，第一，要将《明报》交托给一个我充分信任的才干之士，期望今后至少有三十年兴旺发展，坚持诚信正直的报纸风格。第二，我可以快快乐乐地去享受两大嗜好：读书、旅行。只有在兴之所至的时候，才写一些文章，在全无时间催逼下写文章。

    于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这两大心愿，使我得以在十分轻松、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颐养天年。①

    那一刻，于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企业经营及投资经验，而且对传媒事业表现出异常的热忱。还有另一层原因，有人说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长子查传侠。当记者问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②

    金庸在港岛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设宴招待明报集团高层人员，大家都不说话，气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无感伤的语气正式宣布将退出明报企业，由于品海来接管，他简单介绍了于的情况，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明报企业：

    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已经67岁了，再过几个月就68岁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我精力渐渐衰退，如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馆都会老化的，所以应当趁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为公司作长期的策划。要使《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老实说，离开总是舍不得的。《明报》由我一手创办，我一直看着他成长，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在感情上我怎么舍得交给别人？但要《明报》能成功地办下去，我则只能放手……

    ①《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明报》1993年4月2日。

    ②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309页。

    《明报》改组当天，于品海宣布，收购明报企业纯粹是商业活动，是一项长期投资，不涉及政治，更不会涉及《明报》一贯的编辑方针。现在明报企业的市价每股约3元，即使有人愿意出价20元，也不会转让。金庸充满信心地对外界说：“虽然《明报》的股权有变，但报纸、杂志的编辑权仍由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还说，于品海向他保证，决不干预明报企业的报纸杂志编辑事务，因为于也认识到，明报企业最大的资产应该是《明报》和《明报周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编辑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会愚蠢到来干涉这样的刊物和这样的人才。他们达成协议前，于品海承诺不会辞退《明报》的旧员工。至于控制权，金庸表示，这是他和于品海商量后自愿放弃的。况且他对权力本来就不热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彻底退出《明报》的具体事务，只是同事们一再挽留，他才答应再干几年，这次能找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业，对他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访学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他认为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代，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兴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巧合：开国不久，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无秩序状态，国家遭遇危机，通过一场小小的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国家因此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

    金庸一讲完，就有一位外国教授起来提问：“中国现在实施开放改革政策，又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二、三代，请问你是不是暗示，中国将会有一段富强繁荣的时期？”他回答：“我不是暗示，我是希望。我不是历史命定主义者，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容忍与改革永远是有益的。”①

    当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现代中国研究所分别投票通过他为访问学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圣学府，接到通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事先我担心不被牛津大学选上，选上之后觉得很光荣。我在中学就梦想能到牛津或剑桥去读书，这个梦想不能实现，常常觉得乃终生遗憾。现在能以相当于教授的资格去讲学、研究，高兴得很，觉得这个机会不能放弃。如果可能的话，后年我还想到剑桥做些研究。学术上要真的做出点成绩出来才行。②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报企业的重担不久，即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他在伦敦说，“希望仍以香港为长居之所，能出门游历天下，以偿多年的心愿”。“他之来牛津也是同样的心情。他感叹少年时正逢国事蜩螗，他求学的年月自浙江至重庆，亦因烽火而饱受颠沛无定之苦，如今得来此著名的学府，感到很开心，恨不得再装点书箧，重为学子。”③以后他到剑桥读博，此时就埋下了伏笔。他对英国情有独钟，对美国则一辈子都很反感。他曾对陶杰说，“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

    访学半年，转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无失落地对记者说：“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做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创作工作。”④

    ①《明报月刊》1999年10月号，14—15页。

    ②杨莉歌《金庸传说》，294页。

    ③《明报月干》1992年4月号，13页。

    ④杨莉歌《金庸传说》，293页。

    多年后金庸还说：“我在牛津大学做高级研究员，讲讲学，跟其他教授一谈，觉得自己有些不足。……做新闻工作的人与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做新闻工作每样东西都知道一点点，但懂得不全面。”

    五、“放下无求心自在”

    1966年以来《明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时代。1992年，《明报》从北角搬到柴湾，启用新的大厦“明报工业中心”。那时，外人并不知道金庸将要完全退出《明报》，蒋一樵在伦敦访问他时，还对未来寄予期望：“他办报的原则，或许不应只依随于难以恒常定义的所谓国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枥之心，以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励新闻事业，并在‘九七’后留守香港，为保卫神圣的言论自由再尽余力，尝试把报业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权力，而不只是一部滚滚的印钞机。”①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金庸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由张浚生等陪同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看海时，应管理人员之请，即兴题了这首诗。回到香港，金庸就找共创《明报》的老搭档沈宝新，商量一起退休。

    长于经营管理的“铜笔铁算盘”沈宝新自《明报》创刊以来一直负责经理部的全部工作，金庸从不干预。合作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他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对于编辑部的各种错误疏忽，沈宝新从未有一句怨言，而金庸也从未看过一次经理部的大小账簿（偶尔查阅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计划，而非审核）。金庸说“我们互相绝对信任”。②“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人个性都很温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①

    ①《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②《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明报》1974年5月20日。

    长期以来，除了日、晚报，明报集团的月刊、周刊、书籍都由沈宝新个人全资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四年七个月间付出的装订、印刷费就有1.632亿港币。金庸因顾全老同学情面，也不好改变。②

    沈宝新支持他的决定：

    良镛，三十多年来，你关于《明报》的任何大小决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一件。这最后一个决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级时，你是级长。我打篮球，是级队选手。我只求比赛赢球，至于要我做前锋还是后备，毫无问题。我们办《明报》大赢，年纪大了，自然要退居后备。《明报》现在还大赢特赢啊。

    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1.7亿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③

    第二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说：

    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作“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还成为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辞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金庸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①

    ①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②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5、323页。

    ③《明报主席查良镛昨退休，改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明报》1993年4月1日。

    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岁月，他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他从来无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评中自白：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是比较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当他有机会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视为牛刀小试，聊胜于无。他说：“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里挂着一副从浙江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笔：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①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116页。参见刘国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金庸自称一直向往这样的境界，但因办报日夜辛劳，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关心。从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闻工作，总盼望能卸下重担。至此才得闲居，他大感愉悦。

    金庸忘不了《明报》初创的艰难，三十多年来，他们以10万元的资本起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明报集团。1948年他离开内地时，尚有《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日报》这些民间报纸，等他在香港办报，内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明报》都是香港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说，《大公报》原来是派另一个同事来的，如果当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就算逃得过反右，也很难逃过“文革”。即使都安然无恙，也没有机会写武侠小说，更不可能办报。

    1993年12月，金庸再将一成多股份售给于品海的“智才”，套现约2.6亿元。剩下的《明报》股份，他决定分五期全部出手，与《明报》完全脱离关系。12月31日，他辞去名誉主席职位。当天《明报》刊登董事局启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同人等曾长期追随查先生者，情兼师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参加明报集团者，亦对查先生素所敬慕。兹值查先生七旬荣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长寿，逍遥自在。

    从1959年起，《明报》将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镛时代”彻底结束。他心里不无难过，当天他对记者说：“我刚翻看一些《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报人回忆：“我至今难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明报》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了……”

    自信佛以来，金庸自认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终，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个阶段都有终结，在适当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任务，便是最满意的。办了几十年《明报》，他相信他和《明报》的关系到最后仍要分开。在精力还好时离开，对自己、对报馆都比较有益。他假设自己突然死了，报馆没有人领导的话，同事都会很彷徨。

    在我这个年纪，《明报》是一个负担。从佛教的讲法，有负担总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减少自己的负担。①

    尽管有那么多的“做不到”，金庸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明报》。

    此时离“九七”越来越近，他对外解释：“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他告别一生事业所系的《明报》还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报》上市后，股价长期在每股2.9元的价格静止不动，且成交甚少”。这次出售股份他实际上赚了钱，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来在香港未来政制安排等问题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负担，虽然负面的影响未必甩得掉。《明报》出售以后，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还拥有股票、债券、办公大楼等财产。

    六、《明报》再度易主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报》的“于品海时代”实际上已开始，雷伟坡及一些重要骨干相继离开。1993年11月8日，于品海以明报集团名义创办《现代日报》，因亏损太多，他以3000万元价格独资购回，撑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亏损了1亿。他又投入巨资创办第一个全球24小时的中文新闻电视网，也以失败告终。为此，于品海将明报企业18%的股权卖给中策集团的黄鸿年和马来西亚富商张晓卿。

    1994年5月20日，《明报》三十五周年报庆，于品海发表《勇敢顺应大环境，积极面对不明朗》时，踌躇满志地说：“《明报》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镛先生的贡献最大。有人因而说我的负担很大，历史包袱重，试想又有什么人能与查先生比较？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负担，反之，我感到鼓舞，因为查先生帮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①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307—308页。

    当年10月10日，香港《经济日报》披露于品海曾在加拿大有过犯罪记录，与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触，一时间香港舆论沸沸扬扬，对《明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于品海只得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及香港报业公会主席的职务。1995年10月，他将明报企业35.9%的股权售予张晓卿。加上年初购进的10.1%的股份，张晓卿持有明报集团46%的控股权，于10月20日出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明报转入“张晓卿时代”，这一天离于品海接手《明报》仅两年多。

    当年59岁的张晓卿祖籍福建，出身贫寒，早年以伐木业起家，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伐木商及夹板出口商，1988年将伐木生意扩至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等国。他在澳大利亚拥有大型养牛场，在上海有锯木厂，而且经营新闻出版业务，业务包括马来西亚最畅销的华文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文报thenational，以及大连的一家合资出版社。①

    金庸千挑万选才选定于品海，他做梦也想不到，《明报》这么快就会被转手卖掉。

    《明报》再度易主后，他又对张晓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张晓卿）来管理《明报》，我很感激他。《明报》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儿女离开家庭后，处境不佳，在外头流浪，没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时候，有个好心人肯收留他、培养他，拿钱出来给他念书，受好的教育，变作一个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张先生来了之后，能够重振《明报》的声威，恢复稳固、健全的财政状态。”

    金庸虽退出了《明报》，但《明报》为他一手创立，毕生心血所系，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岂能轻易割舍。“生命中充满着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一年，他心脏病发作，做了大手术，经过八九个小时，心脏拿出来修修补补，又放回去。香港新闻界都在传说，一辈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气出病来了。②

    ①陈昌风《香港报业纵横》，222页。

    ②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