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的新闻自由

    金庸称，除了妻子儿女，他最爱的就是新闻事业。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希望还是做新闻工作。

    正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给了他创造事业的机会，成就了他和《明报》，对此他始终很清醒，在《明报》几十年的社评中不断提起。1963年11月15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香港报纸有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在法律之外的任何干预。“香港另外有一种新闻自由，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中的同业所享受不到的，那便是不必大资本家才有办报纸的自由，我们在香港有四十多家报纸，几乎任何一派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广告商也不能控制报纸的言论。”

    对于小资本可以办报的自由，金庸深感欣慰，否则就没有他的《明报》了。1966年9月26日，他在《大报小报与新闻自由》社评中说，大报并小报的结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际上变成了几个大财团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城市中只剩下一两家独霸性的报纸，在通常情形之下，小市民的意见就不易得到反映。这次天星小轮加价，全港数十家报纸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对，如果在其他社会中，一两家大报垄断言论，市民们的反对意见恐怕很难表达出来。当然，本港的新闻自由也有它的限度，但在小型报能够立足这一点上，可说胜过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地区。真正的新闻自由，应当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报纸存在，能发表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他在1963年就不无担忧，“香港这种相当接近于真正新闻自由的情形，不知能维持多久？我们这些小鱼，不知什么时候成为大鱼肚中的食物”？

    因此，金庸一直珍惜香港的言论自由环境。当1967年“五月风暴”席卷香港，左派报纸充满了火药味时，他在7月22日发表《真正的“言论自由”》社评：

    各种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之一是“言论自由”，非常明显，近几个月来此间左报所行使的言论自由，大大地越出了范围。他们不但在报上肆意谩骂和诽谤，捏造事实，散布谣言，破坏公共秩序，还在天天号召行使暴力。

    8月10日，他又在《煽动、恐吓、诽谤、造谣决不是“新闻自由”！》社评中说：

    整个自由世界都公认，香港是有充分新闻自由的地方。任何报纸都有拥护或反对某种主义和思想的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有报道任何事实的自由。然而正同任何自由一样，新闻自由也必定有它的限度。……不幸的是，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有一批人假借“新闻自由”“爱国”等美丽的名词，天天在进行煽动、恐吓、诽谤、造谣，企图破坏整个社会。这与真正的新闻自由毫不相干。

    当时，《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因此被令暂时停刊，《明报》用特大号标题作了报道。

    金庸一直认为香港是世界上少数具有新闻自由的地区。1970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香港报业”，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事实上远较英、美、日等国为充分，目前在，伦敦、纽约、东京等地新办一家报纸，得以畅所欲言，虽非绝对不可能，但也已近乎不可能，至少，那也是千万富翁的事，而不是报人或新闻爱好者的事。报人而能自己办报，世界上除了香港以外，很少有别的地区。

    1971年6月2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与十二年前办《明报》之时相比，目前职业报人要在香港办报，困难增加了数倍，物价高涨，竞争激烈。困难虽大，毕竟还是可为，每年我们都见到有新报纸创刊。“在香港，以言论自由而言，倒的的确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没有一百家报纸，却也超过了五十家。伦敦、纽约报纸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真正享有新闻自由的，只不过是一两份报纸的一两个老板而已。”

    1979年，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学座谈时说，香港的新闻自由相当充分，自己在报界工作三十一年，政府插手禁止刊登某某消息，这类事情还不曾经历过。①

    1983年5月20日，又逢报庆日，他的社评说，《明报》以香港为基地，没有香港，根本没有《明报》，像《明报》这样的报纸，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出版。英、美、日、法等国有自由与独立的报纸，内容比《明报》好得多，然而不是中文的。他向读者承诺，《明报》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决不会对不起老读者，将会保持自由客观的风格。

    金庸深知，新闻自由是要争取的。

    早在1962年“逃亡潮”中，香港《虎报》《工商日报》有三个摄影记者被捕，他在7月25日发表社评《报非“圣报”，孰能无过？》，7月31日发表《喜闻三记者被判无罪》社评。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前，他与《天天日报》负责人韦基舜交换意见，认为报纸记者有责任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如果采访新闻被认为是阻差办公，今后工作将发生重大困难。他们感到此事牵涉全港新闻界，并不单单是这三位记者而已。他们一致认为，自有报纸以来，新闻自由就是报人要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

    1986年1月27日、28日，金庸接连发表社评《坚决保卫言论自由》《什么是言论自由？》：

    只要人民有自由公开发表言论，政府的错误就可能得到纠正，滥用权力的情况就有可能予以遏制。……不论如何专制集权的政府或行政领袖，都无法长期忍受公开发表的批评和抨击，所以专制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压制言论自由，取缔报章杂志的出版自由。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2页。

    公众和许多新闻从业员对于将来香港是否能继续享受言论自由很感忧心。老实说，我们也不是完全放心，因为将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因为失却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香港人也必失却其他各种自由。这种不幸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目前大家自由发言，正是为保护将来的自由而努力，尽力防止这种不幸情况出现。

    金庸表示：“《明报》忠实独立的方针决不改变，在具体做法上，当然会依情势而时时作出修正。……香港人的底线是‘自由法治，制度不变’，香港报界的底线是‘言论自由’，那也包括在全体香港人的底线之中。在言论自由上让步，就是无条件投降。”当年3月25日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表扬他对新闻工作、文化事业和各种社会工作的贡献。《明报月刊》约他笔谈感想，他不愿谈自己的工作，认为殊不足道，就转发了这两篇社评，以说明他的思想和态度。

    1987年3月11日，香港立法局通过政府提出的公安修订条例草案，其中第27条授权政府，如某一新闻是虚假的，可能引起市民恐慌，不管新闻发布者是否蓄意或恶意，都可起诉。新闻界一片反对声浪，因为这触及了他们的底线。3月23日，包括金庸在内的916名新闻工作者在《明报》等媒体发表宣言，重申报道事实、崇信真理的天职，恪守专业守则，“言论自由不能寄望当政者仁慈施予，有志者须积极争取”，誓言“一旦被控，决不透露消息来源，并放弃以此作为辩护，以求苟免”。金庸是第四个签名人。

    他一直为香港的中文传媒感到自豪：

    在麦里浩、尤德、卫奕信的时代，香港中文传媒的水准世界第一，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各国、美国、欧洲，无一能及。不要说新闻自由，评论的水准、报道的公正和准确，单是版面的干净、新闻从业员普遍的道德标准，以及社会人士对全体新闻工作者的好评与尊敬等，香港中文传媒可说得上是举世无双。

    但到了彭定康时代，突然之间，香港中文报刊的水平向下急堕。今日香港报纸的读者，人人摇头叹息……①

    二、《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

    1993年11月25日，在香港开幕的一个新闻研讨会上，金庸作了《三地同业，皆兄弟也》的演说，提出新闻工作者有一份重大的社会责任，即对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揭露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对任何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②

    1994年3月12日，香港大学举行“香港讲座：十年过渡的记录（1984—1994）”活动，他用英文演讲《大众传媒与开放社会》，称香港是个开放社会，人口98%是华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有自由、一个法治的社会之中”。“一个人民教育水准颇好和资讯充足的社会，不会容许长期受到欺骗和恶意误导。这是开放社会的最重要的优点，大众传媒在社会里起着创造、促进和保持这个开放特质的作用。”香港的大众传播必须忠实，这不仅受道德上的约束，也受到市场的现实所支配。读者有选择的自由。③

    相隔五年半，1999年10月26日，“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他作了题为《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做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做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我们传播媒介，如同军队、工农业一样，要为这个大战略目标服务，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

    ①《什么东西退步了？》，《明报月刊》2002年7月号，21页。

    ②《金庸散文集》，227、228页。

    ③《明报月刊》1994年5月号。

    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十分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确不能干预报社和电台的工作，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干预，但新闻机构的方针政策，却完全由机构的主持人决定。记者、编辑必须听命于总编辑，而总编辑必须听命于机构老板。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那又怎样呢？“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效劳”是第一要义，所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党在领导国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决策。①

    当年12月，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全文刊载时加了个“编者按”：“他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而又风趣地阐述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还谈到了提高报人素质和办好新闻教育问题。这次谈话所涉及的观点，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香港的老报人之口，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这篇谈话引起海内外舆论的瞩目。《明报》旧部、文字之交董桥读到这些观点，12月28日在《苹果日报》“时事小景”专栏发表《金庸在杭州的谈话》说：

    金庸这样坚决的立论，似乎建基在谈话中的三项观察：第一，传媒是保国为民的重要工具，笔杆子既可以出政权，也可以毁政权；第二，目前中国政权十分稳固，应予支持，他今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和爱沙尼亚所见的人民生活，远远不及杭州人；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言行不一，最终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写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报人查良镛先生。他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七年，阅历丰富，随便说说传媒问题，肯定影响深远。查先生这篇谈话虽然是在杭州发表，我在香港拜读，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对西方和香港的传媒运作自有精辟的看法；他要新闻工作者向解放军看齐，那倒是香港传媒人要从头学习的课题了。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①

    ①《新闻记者》1999年12月，17—19页，文末注明：记录、整理者：万润龙，经金庸本人审定。

    两天后，金庸在《明报》回应说，董文“语焉不详，断章取义”，并公布讲话全文，他在前言中说：“谈话在内地发表，情况自与资本主义之香港环境歧异，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指教为感。”

    有人指出他讲话“互相矛盾”，他一面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一面又说“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2000年1月20日，连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写了《新闻何价？——与查良镛商榷》一文：

    ……我绝对不同意查老所说的，美国的传媒往往不尽不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道远比“大跃进”期间，一小亩地可种出数十吨粮食的“为国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处，是美国要“颠覆和侵略”中国。历久以来，美国的传媒惯于“颠覆”自己的政府。②

    1999年10月，《明报月刊》出特大号，“新中国五十年总评说”专题的头条就是金庸的《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1976年清除“四人帮”后，踏上开放改革的康庄大道。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皇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忿，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①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4—155页。

    ②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69—72页。

    循着这些思路，我们便可以理解金庸在杭州的讲话。然而，香港的董桥他们又如何理解得了他的心思？

    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自1994年10月金庸得到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衔以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辽宁师大、吉林大学等内地大学先后以名誉教授相赠。

    1998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转任新合并组成的浙大党委书记。1999年，浙大聘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1985年张浚生到港任职不久，就去拜访金庸，他以白兰地酒招待，两人从此结交，曾多次一同外出旅游。

    75岁高龄的金庸对浙大学生说：“我没本事做你们的老师，不过年纪大些，做你们的大师兄好了。浙大的学生真的跟我很友好，自称小师弟、小师妹，在黑板上写了‘欢迎大师兄给我们讲课！’的字。”①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他则说：“我们人文学院有七个系，有中文、历史、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这些我懂得，我可以给学生讲课，教新闻也可以，我办过报纸，新闻意识我也懂得，还有国际关系，还有社会学，我也研究国际法，所以也懂得。七个系（之中）六个系我全部懂，我可以教，所以这个人文学院院长我有资格做。”②

    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①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2005年5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对于这样的批评，金庸内心并不服气。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2005年他对记者说，自己正在写《中国通史》，“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①

    金庸对在浙大的身份特别看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记得他们在南大见面时，他一再“淡化”武侠小说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

    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学生想要听他讲武侠小说，他讲的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演讲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学生对董健说：“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他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陪同的董健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来稳定秩序。所有提问或是关于武侠小说的，或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没有一个人问及“南京的历史与政治”。①

    ①《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上，大家也希望听他讲武侠小说，他却要讲历史，讲中华民族长期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内容与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的差不多，结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②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

    金庸的民族融合论观点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韦小宝生于妓院，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扬州问母亲：“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母亲也不知道，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对中国各民族一视同仁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基调，在他笔下，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家洛不仅爱上两个回族女子，最后还皈依伊斯兰教；大英雄乔峰是契丹人；《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爱上了哈萨克青年。然而，当他将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观形成“学术性文字”，在北大讲坛上却“未能博得满堂掌声”。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③

    金庸在成都给一些作家讲羌族历史时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还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消息见报，精通文史的诗人流沙河就公开撰文批评，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武王伐纣是姓姬的周民族领导羌族和其他七族，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此外，羌族还在，还有羌族自治县，并无灭亡预兆。④

    ①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②《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③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7页。

    ④流沙河《又挑金庸》，《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44—145页。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由湖南卫视直播，与在北大讲的大同小异。一位现场听众说：

    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①

    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而举办的演讲会，讲的也是类似的话题。门票标价188元，但是杭州剧院门外有人在卖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即可。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并没有出现爆满的场面。大部分门票都是“红石梁啤酒”送的，那几天红石梁啤酒的销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递增，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那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0℃，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温。下午三点将至，金庸出现在台上，摄影、摄像记者忙乎了一阵之后，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讲稿，开始讲中国历史。好像提到了《资治通鉴》，也提到了罗素的《自由和组织》，他耐心地循着讲稿讲，偶尔抬头离开讲稿。他的语速很慢，语调也低，有点含混，北方来的记者就不大听得明白。现场听众虽没有喧哗，但对他讲的内容，明显没有多少兴趣，场内的气氛有点沉闷。演讲持续大约半小时，参与直播的新浪网工作人员转达网友意见：“演讲太学术了，没有兴趣，希望可以自由提问。”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讲稿时，有点不大情愿地撇嘴。提问开始，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没有一个问题针对他刚才讲演的内容。大多数问题都算不得问题，或是捧场，或是邀请。

    ①网文《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2000年9月。

    主持人刚刚讲过他是“金庸茶馆”的股东之一。他在“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也说：“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称我为‘查博士’，我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以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当有人问及他对“金庸产业”有什么设想，他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白一点，最终他能从中分得多少钱对，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产业”的问题，我知道目前为止他们准备拍摄动画片，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文新集团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的投资也很好，我也没有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可以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过后，杭州要做一个“抗非”纪念雕塑，他以“半个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书剑恩仇录》拍卖。一个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全班同学给这位校友写信，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作品集。那天，有人问他对钱怎么看，感觉他在捐款时经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他笑着说：“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经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马上补充说，金庸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拿工资，这次演讲会不要出场费。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个愿望，1993年3月31日他对《明报》记者说：“以前我讲过，退休之后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杭州市政府又旧事重提，愿意在西湖边上给我一块土地起房子。这是特别照顾，因为西湖边是不许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思念之情。”别墅还没建成，媒体上就传出批评的声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亩的“云松书舍’竣工不久，他决定捐给政府。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外面是酷暑高温，他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在舞台的灯光下，满头大汗，时不时接过毛巾，用力地擦汗。时间到了，人们还不想放过他。

    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各地的“论剑”不断，他的动静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2003年10月8日的金庸“华山论剑”可以看作是高峰，《南方周末》的报道即以“金庸的节日”为题。

    金庸“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陕西电视台全程直播三个多小时，他先是乘索道上去，再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高峰那个小广场，被选为对话对象的包括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魏明伦等人。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八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第二天，他去法门寺，当地也出动了上百警力。）对此他也不大满意，当众嘟着嘴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一位读者坐了十来个小时火车赶到西安，却听说华山封山，十分失望，通过旅游局的朋友关系，一大早赶在封山前登上华山，却只能在北峰旁一个小亭子里看电视直播。“真正看到这次所谓的华山论剑时，还是大失所望，领衔主演的金庸的表演颇让人失望，毕竟80岁了，颤颤巍巍，连咳嗽带喘，吐字不清，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时不时老泪纵横，真难为他老人家了，与一群文化人在那里为一些典故扯东到西……”①

    华山封山八小时，据说直接的门票损失400余万元。陕西电视台对外公布，这次活动投入的400万元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事先金庸希望，“这次活动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因为他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①成岗《与金庸华山论剑》，《华西都市报》2003年10月30日。

    金庸“华山论剑”之前举办了一场“碑林谈艺”，司马南说，“没有听到真正的交流，而是听到了一片阿谀之声。会上充满客套话和颂歌，没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批评，也没有真正的碰撞、交流”。他本人也说：“还有研讨会，我希望听到贾平凹他们批评我的话，结果满场都是好话，听着是很开心，但意义就失去了。”其实，对他的武侠小说持尖锐批评意见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受邀到了西安，却又被拒之门外，当然也分到了一笔不须出场的“出场费”。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据说是有人打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王彬彬是主办方主动请来的，到底是谁“不希望有不同意见”？①

    10月26日，金庸回母校嘉兴中学，向张印通的塑像献花，题词：“江南人文荟萃地，千秋英才从此来。”当晚，嘉兴市长在南湖渡口的醉仙楼为他祝寿，专门给他做了一件紫红色的中装，一进门就脱下西装换上。然后有男孩女孩唱越剧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请他为醉仙楼和还没有造的铁枪庙题写匾额，还请他吃菱，当地人说南湖已不种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11月23日，嘉兴学院金庸研究所请金庸写一副门联，他不用他们拟好的内容，另外写了一副：

    嘉德育英九十载，兴学培才二万人。②

    诗人流沙河说，七字联内竟有五字平仄对不齐，词义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类似总结报告：九十年内毕业学生二万，“太浅白，太枯燥，一副拙联”。③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问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他回答：“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④

    ①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②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86、288页。

    ③流沙河《小挑金庸》，《流沙河近作》，142页。

    ④《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五、剑桥读博

    从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专业的博士生，并向媒体亮出了独特的收徒标准：要对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要掌握两种以上的外语，最好还会一点拉丁文或希腊文。2003年后，他招收过四名博士生。自那时以来，他的博导资格、博士生培养一直是媒体的话题，对他晚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也有严家炎、孔庆东、徐岱等人为他辩解——他们大多数是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表示不为外界所动，但这毕竟刺痛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他多次讲到在东吴大学念书，恰逢内战，学校提早放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是他一生的缺憾，当他攀到人生的顶峰，越是没有得到过的，他就越想满足，寻求圆满。

    金庸对外界的批评特别在意，“我姓查，笔名金庸，要自己把握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小说，‘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①

    2004年金庸就给浙大校长写信要求辞职，被挽留。2005年1月，他当面向浙大提出辞职，再受挽留，说要到换届时再考虑。记者问：“不换届的话，这一届你还是院长吗？”他不无懊恼地说：“是的，我没死掉，他们就当我是院长。”②

    当年，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理事会中有人反对，说他支持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违背英国利益。展开辩论时，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人，支持中国收回失土是爱国行为，剑桥不能反对任何人合理的爱国行为；中英租借新界条约，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这是任何文明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国际行为；剑桥讲理性、讲守信，不能反对信守条约的行为；剑桥注重学术独立自由，文学博士是学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③

    ①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16页。

    ③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9月号。

    6月22日，金庸获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随即提出申请，请求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剑桥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荣誉博士。他的申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费了一点周折才得通过。他已80多岁高龄，名满海内外，却执意要去剑桥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2003年11月23日，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说：“我最喜欢大学生活，我快80岁了，最大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从一年级念起。”①

    2005年10月1日，金庸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与他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他每周上两次课，一次两个钟头，从不缺课。刚去剑桥时他租房住，后来花30多万英镑在剑河旁买了房子，“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他笑得很开心。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到了剑桥他很想骑单车上学，但太太不让他骑，怕他年纪大了出安全问题。他只好打的去上学，“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港币一次……”导师很照顾他，有时骑着单车到他的住处来上课。②

    金庸的唐代史导师麦大维（davidmcmullen）教授是道地的“中国通”，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古汉语。金庸最初提出的选题有武则天、狄仁杰、匈奴与匈牙利人、中国与罗马帝国之灭亡等，麦大维都没有同意，最后提出唐朝皇位继承制度与唐朝衰亡的关系，麦大维认为可以考虑，学位委员会也通过了。

    2006年，金庸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从2007年起修读历史学博士。这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头衔，但浙大还是要他担任名誉院长，当晚颁发了聘书。

    金庸真正在剑桥读书的时间差不多两年。他总是说：“我觉得学问不够，也是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的一个缺陷。”所以，80多岁了他还要去拿学位，弥补这个缺陷。2009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早在1998年，邓友梅、陈祖芬就要介绍他进作协，他没答应。

    ①《快乐的君子——王蒙，金庸与香港大学生畅论人生》，《明报月刊》2004年1月号。

    ②《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2010年9月，金庸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透过正史、野史分析唐代太子继位制度以及宫廷的权力斗争。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战死，正史未提死因。他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了。他说自己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他认为马嵬坡事件就是皇太子发动的武装政变。唐代皇位继承他早有留意，1969年4月25日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提及，“唐太宗英明无比，可是也不喜欢太子承乾，于是太子纠合大将侯君集等造反，事败被废”。又提及当年玄武门之变，唐高祖不得不立李世民为太子。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杜柏琛（christopherdobson）亲飞香港，给他颁发学位证书。当夜身穿长袍的杜柏琛以拉丁文宣布他成为荣誉院士和文学博士，接下来用英语说，剑桥从不在海外颁博士学位，这次是破例。①

    当金庸要去剑桥读博时，老朋友罗孚曾说：“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学不倦，这实在使人敬佩。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学无止境……何妨放下、自在，这真是何等自在！”②此时，他已87岁，罗孚则已离世。

    金庸曾是亿万男女的偶像，海峡两岸的座上客，以其武侠小说和《明报》社评征服了华人世界无数凡夫俗子的心。多年来，他的庞大身影覆盖了海峡两岸、芸芸众生。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照在香港北角渣华道嘉华国际中心他的办公室。窗外，维多利亚湾湛蓝的海水，一如半个多世纪前他初来香港的日子。那一刻，在记者眼中——

    他是一个温和而细致的人，仪容整洁，戴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和蔼。拍照时，他微微有些羞涩和紧张，手里拿着一张从杂志上取下来的塑料封套，卷成细长的棍，不停地玩弄。……看到他略带腼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举止，在这数百平米环绕书架和海景的大办公室内，格外显得孤单。③

    ①陶杰《见证金庸获剑桥博士》，《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序言。

    ③2006年2月6日《富豪排行榜——揭秘中外富豪创富历程与奢华生活》，http：\/\/www.economy.enorth.com.cn。

    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无论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平凡的生灵，又将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要落幕。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结束语“金庸神话”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问世，金庸的武侠小说先在香港、东南亚等地，然后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长盛不衰，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红学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金庸的读者超过一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盗印本及以后的远景版，发行量有上千万册。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但一直没有收到内地的版税，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李瑞环的要求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收到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是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笔版税。①

    ①彦火《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333页。

    “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①

    金庸的作品还被译成各种文字。据首尔信永出版社统计，韩国有十二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东南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版本，以后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简体字本。日本最具规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准备出齐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雪山飞狐》以来，《鹿鼎记》《连城诀》《侠客行》《射雕英雄传》等英译本已陆续问世。②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在《明报》刊出《等待大师》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随后一套23册的“金学研究丛书”陆续问世，以武侠小说而成为“金学”，这在中国尚无先例。三十多年过去了，“金学”俨然已成显学，在香港有倪匡，在台湾有林保淳，在内地有陈墨等“金学家”，出版了大量“金学”著作。各地的“金学”研究会、“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书友会”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都举办过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个神话。

    以“潜规则”解读中国历史的吴思写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或许有助于破解“金庸神话”。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笔下的大侠所具有的伤害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大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侠梦，实质上就是中国男人改良了的皇帝梦。

    ①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3—64页。

    ②彦火《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333—337页。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①

    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文学就是文学，现在给他的作品下结论，也许还为时过早，是否传世的经典，百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造成“金庸神话”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在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心理毋庸讳言。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成为商业社会中的财富符号，他身上实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罗孚直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内地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吗？①

    ①《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内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的经历，就算逃过1957年，也无所逃于“文革”。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他的成就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②

    ①柳苏《话说金庸》，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3—304页。

    ②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396页。

    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①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

    ①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4页。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①

    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②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金庸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勾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③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文学裸露出它真实的面孔，他的作品将依然拥有它的读者。也许这是捧杀和骂杀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自身的秘密，一个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说自80年代初进入内地以来，一直风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后，先是武侠小说在内地被禁，从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间，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传统文化几乎已在内地消失。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内地已没有什么独立的文学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说也没有。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星火被金庸在遥远的香港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并延续下来了。

    ①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138页。

    ②柏杨《武侠的突破》，《金庸百家谈》，89页。

    ③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楔子。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倒是金庸登上大学讲坛引发的争议令人深思，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报》成为知识分子报纸，他的严肃政论尽管有人批评说带有某些商业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论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马行空写武侠，深夜写社评针砭现实，在通俗小说家和政论家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同一张报纸上，他的社评与副刊小说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扰。①指向庙堂的文人论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侠客梦，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金庸说：“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

    俗与雅，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镛）与穆旦（查良铮），两个海宁查家的同辈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穆旦与金庸都是抗战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穆旦比他年长，在西南联大受到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敌的烽火中获得了诗的生命，金庸虽考上了西南联大，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失去深造的机会。更大的区别是，一个留在内地，一个去了香港，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两人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虽然其诗歌注定要长留在文学史上，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个风光无限，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以武侠小说拥有上亿读者，风靡整个华人社会。这是两个富有才华的个体生命，他们志趣迥异，命运不同，一个是未完成的生命，一个是充分展开的生命。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无法取代金庸。

    ①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6—257页。

    二、知识分子与权力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这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获得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吴霭仪说：“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

    这位在香港新闻界放过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确不凡，几乎只有她一针见血地看到金庸小说最终对权力的回归：

    《笑傲江湖》在内地“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治斗争感到痛恨烦厌，可以想见，显然他并不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后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宝这个“反英雄”得到激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我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大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过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说的侠士的人物是陈近南——天地会的总舵主，然而陈近南与康熙比较、天地会与康熙的亲信比较，谁更能办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写不下去了……①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民族的集体悲哀。

    1959年以来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①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4页。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内地出删节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①

    金庸年轻时做过外交官之梦，1950年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不过那都是业余政治。2001年5月他在广州说：“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②一度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后，他在湖南说：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我跟你解释，我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是要在政界争取一个地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③

    ①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6页。

    ②《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③《答湖南记者问》，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32—34页。

    从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风暴”，《明报》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边，却赢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来，面临香港回归，在未来的政制安排上，金庸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舆论的攻击，示威、焚烧《明报》，但他都不为所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上的眼泪，也有他对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他带来生命威胁，他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进入80年代，他的言论倾向发生变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京、港、台之间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说他晚年日趋保守，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金庸极力在京、港、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内地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中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予以驳斥。

    在钓鱼岛事件中，《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金庸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中说：“参加保卫钓鱼岛，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金庸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中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金庸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

    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内地，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内地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归属感，他坦承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①有人说：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①《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8页。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①

    金庸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对内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报》社评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道路……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②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金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③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会，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①其实金庸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①《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

    ②《最最伟大的三结合》，《明报》1973年4月22日。

    ③牧夫《渣甸山的黄昏——查良镛的权力、事业和家庭》，《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8页。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②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采访金庸时说：“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对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想跟大官交往。”③

    金庸是香港的产儿，更是20世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产物。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金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华人的喜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极复杂，不愿与人分享内心，“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④

    ①《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95页。

    ③《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④《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三、入世与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头，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陈平原如此论述：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①

    这里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乱世经历，他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他有人道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过郭靖等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他一贯认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上坏的却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尽管对道家、佛教的观点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记》最后回归了“忠君爱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仅仅是个插科打诨的陪衬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不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①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8、261页。

    虽然金庸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是如此。但对他而言，出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精神巨人不一样，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属于红尘，而不属于天国，他的神话只是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中，胡仙及《成报》《东方日报》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处商业社会，人对金钱的欲望几乎压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农业文明时代的范蠡也是带着西施弃政从商，变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出江湖，飘然而去，道家式的归隐向来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耕种的桃花源，可以垂钓的富春江。对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肤之痛早已远去，佛经至多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灵魂慰藉。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动荡与忧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选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续约条件，无非为了一个“钱”字。表面的佛、道、隐等出世的话语，掩盖不住骨子里对现实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发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对金庸提出质疑：

    1979年我复出后……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伪善”。

    其实，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①

    放不下财产、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诚。

    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无所逃于所处的这个特定时空，无所逃于这块天地之间。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他已攀上成功的巅峰，财富和名声、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透过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阳依然那样耀眼，但那并不是真实的夕阳，那是与大千世界的悲苦、与亿万男女的欢乐与哀愁无关的夕阳。

    儒与道，侠与隐，佛家也好，尘世也好，茫茫人海，无可退隐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个梦，所以，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与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常常无所适从，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不独他一个人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仅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卢景文执导的《乔峰》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剧终时，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里。“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②

    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掌声之后，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这一切同样真实。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鹿鼎记》，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回答，“惘然”其实《天龙八部》里也有。

    ①转引自杨莉歌《金庸传说》，308页。

    ②金庸《深挚热烈的演出》，转引自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55页。

    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①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77、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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