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对，无论主流还是另类，应该有共存、互惠的心态。前一段在北大教改的争论当中，有位朋友向我解释“海归”与“土鳖”学者的利益冲突时，用了一 个词，叫“卡位”，好像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比如说工作只有十份，那么谁先把这十个占住，卡住位子，后来的人就难以竞争了，哪怕你的条件更好。在资源和 空间有限而又缺少公平竞争的地方，容易发生“卡位”，它触发了人狭隘排他的本能和有我没你的心态。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色彩更浓，好像还不大有这种东 西。

刘索拉：八十年代有互助的精神，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单纯，一起要把事情做好，总是一起探索一些艺术上的创新，也为别人的成就感动。也许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世界还很小，谁也没往太远了看。等一出国，发现有那么多国际好处等着，这些好处象征着生存质量的巨大不同，国际基金、商业合同、艺术奖等等。对 于音乐家来说，每一场音乐会都意味着下一场的合同，和今后的前途。于是你说的这种卡位的事儿就有了。比如在一个国际音乐节上只能有一位中国音乐家的时 候，就会有中国音乐家在下面使绊儿了。经常会发现你介绍一位中国朋友进入某场合，最后你的中国朋友就把你给呛了。出国以后你能感觉到中国人喜欢卡位， 特别有竞争心理。所以出国以后的中国人反而危险，比外国人会算计，互相争斗，互相使坏，还非常会利用外国人，非常会吹牛。这点上说，在海外的香港人和 台湾人也许比大陆人要单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从小地方到了大地方，可算松了口气，用不着计较了吧？我不太了解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状态。

查建英：台湾我不了解。在香港住过两年，弹丸之地，人口密度那么高，但我感觉他们的竞争比大陆要规范，因为历史不同、体制不同，他们经过了英国人 督制下的改造。而我们这边的体制还在艰难的改革过程中，走走停停，我们离开“文革”也不过三十年，那段历史从没有真正拿到太阳底下来翻晒，很多人竞争 起来还带着那股阴毒味道，拉帮派、弄权术……

刘索拉：如果说台湾地方小，必须得争夺，必须得排斥，那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在大陆。在国内的人没有这种生存压力，国内地方大、机会多……除非还 是要争着当主流，当祖师。但是社会是变动的，每一个时代会有不同的祖师出现，得学会让位给新的祖师。八十年代的人是靠名，九十年代的人是靠钱。每一个 时代有一个发烧的焦点，八十年代是烧文化——因为长期的文化封锁；九十年代是烧钱，因为长期贫困。未来的风流人物将烧什么？八十年代的人认为九十年代 的人俗，九十年代的人认为八十年代的人傻,将来的人肯定对我们大家都会翻白眼儿，因为将来的人会更自然，更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本质。

查建英：他们会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但希望不再重犯我们的错误。

刘索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人两边互相看不起，是因为两边都不愿意当普通人。我们需要一种正常的心理，来享受艺术和操作艺术，享受商业和操作商 业。生活就是如此平淡和有趣的，用不着干什么都想进入史册，用不着为了自己的成功和别人拼杀， 更用不着拿自己家的财产和别人较劲。我们应该对过去的英 雄主义教育有一个反省，因为导致悲剧的往往是野心。

查建英：一个正常社会，总会有俗有雅，有大众有小资，有新派有老派，应该各种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空间，没必要非得排出个座次来，甲乙丙丁分出个高 低，再互相排斥。

刘索拉：对，排座次，特可怕。只有农民起义才在乎座次。一个长期文明的社会，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所谓安居乐业。

查建英：我有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去美国旅行，回来之后很感叹。他说在美国海滩上观察，常有人躺在那儿长时间的看书，特别厚的书，然后戴着墨镜躺那儿 想半天，再接着看。另外，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一边跑步锻炼一边戴着耳机听音乐的人。他发现这种情景在中国很少能看到，于是就归纳了一句：中国人在活着， 美国人在生活。我觉得他这个归纳很有意思。这个区别就是说，同样在活，中国人老在急急忙忙的赶场，生怕错过，因为这个机会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过 了这站就没车了，也许又天下大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工作起来很容易抱投机甚至赌博的心理，玩起来呢，又可能是一种昏天黑地及时行乐的放纵。这样的人 没有深谋远虑，他有兴奋点、有快感，但没有境界。其实，在西方住长了，我们知道悠闲的调子在欧洲更容易看到，美国有很多工作狂，美国人生活的座右铭是 work hard, play hard——拼命工作，拼命玩，但无论工作还是玩，其中都注入着一种精神，我想这与他们长久的信仰有关。

现在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人心底还是有种不安全感。因为这个社会一百年来不断在变动，而且一变就非常剧烈，最后大家觉得什么都不可信不可靠，除 了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和快乐。贫穷的乌托邦可怕，繁荣的乌有之乡也可怕。大家乐于看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消费市场，但我们是否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灵魂市场？我们有十三亿人口，这十三亿人的灵魂依托在哪里？有位美国俄亥俄州的女法官来中国巡回演讲，旅行了一圈之后对我说：我这一代美国人也 就赶上六十年代和越战那么一次，都觉得我们经历了很强的社会震荡。你们中国人经受了那么多次震荡，还都那么大幅度，真不能想像你们心理上是怎么适应 的？我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因为在很多事情上我觉得我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周围人各种各样的心理扭曲、不平衡和不健康，你觉 得难受，有时忍不住要冷嘲热讽，但你明白你其实无法苛责。把任何人扔到这种历史里过一遭，他/她也会得心症，是不是？九二年我去莫斯科，莫斯科和北京有 某种古怪的类似，所以我与莫斯科人很容易有亲切、相通的感觉，记得当时一位莫斯科朋友喝着伏特加对我说：俄国人需要麦当劳、需要民主，可是最最需要的 就是心理治疗。这朋友叫安德烈，我至今记得他长了一张像花朵一样娇嫩敏感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