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书中，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对日本的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团的问题，因为包围着日本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人们如何去处事，如何去感受。

在日本，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们并不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象力过于贫乏。还有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与人的交流仅仅看作信息的交换来考虑。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之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师、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曾经这样写道：“南京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日本国民自身的侮辱。深知伦理道德的尊严，却放弃了一切责任，将伦理道德视为护身符一样珍惜的国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溃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明星大学人文系教授高桥师郎认为：“《太平洋战争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对挫伤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狡辩说，这种战争史观是美国人强迫灌输给日本人的，必须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舆论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却能够获得满堂喝采。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战后日本采取的态度与有同样处境的德国相比，对比鲜明。战后德国毫不犹豫地彻底地进行了反省、认罪，并且对受害国家给予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从小学开始，德国就讲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国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这些做法与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为我们未能同日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遗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彻底清算过去的基础上，早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金大中的说法代表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谆谆告诫，但愿它能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倾听和领悟。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

世纪之交，日本自身也面临着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世界要求日本从利己价值观向利人价值观转变。这是世界潮流。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在金融界、证券界、大建筑公司出现了许多漏洞，暴露了日本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会背后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自私、利己的积弊。必须从自私向与世界协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问题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势迫使日本要大大转换价值观。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转换价值观，就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荣。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过，地球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精神上的饥饿。有多少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精神上的饥饿呢？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日本有没有这样一种清理自身历史垃圾的勇气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