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有一面闻名世界的“哭墙”。“哭墙”是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护墙的残存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悲剧性命运的缩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节日，都会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在这面墙下失声痛哭。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死难的先辈，他们从这面墙中汲取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美好未来。

在中国南京，美丽的玄武湖依傍着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风韵千古不变。此山此水见证了那段血泪悲歌。

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有一道刻满了死难者姓名的石墙。沿着当年性暴力受害者们的脚印往前走，就可以发现石墙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际。每年都有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这里悼念他们惨死的亲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和儿童来这里体验鲜活的历史。这面墙，就是中国的“哭墙”。

这面墙，铭记着三十多万被屠杀的同胞悲惨的人生经历；这面墙，铭记着一支禽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实施的滔天暴行。这面墙，是用中国人的血肉和泪水铸就的。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位于日本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正式开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次审判不具有法律实施的意义，被称之为“模拟审判”和“民间审判”，同时也是“正义审判”和“良心审判”。

经过五天的审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说，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日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应当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判决，它开始恢复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名性暴力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庭审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搀扶，她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亲身经历来说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日军残害和污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像是浓重的乌云之中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曾经给全世界数十万妇女带来扭曲的人性经历，给她们的精神和肉体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屈辱、病痛、孤独、自卑，曾经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如今，她们重拾尊严，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从大陆到台湾，从北方的韩国到南方的泰国，每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串串血泪交织的故事。一个个惨遭战争无情烽火，历经无数不可抗拒的“性蹂躏”，而仍侥幸活下来的卑微生命，开始用她们有限的生命去撼动粗鄙短视的日本政府。

日军慰安所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本土等地。中国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海南岛，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二十多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各国学者的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随军妓女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痛苦、耻辱和愤怒的“世界第一”。

然而，此次开庭，各国代表团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韩国共有二百二十人，台湾有六十三人，中国大陆二十八人。中国大陆参加这次审判的代表人数，仅仅是韩国的一个零头。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对比数字。

在亚洲，由于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使许多性暴力受害者长期以来饱受歧视，也不敢公开陈述自己的遭遇。与之相比，二战期间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的白种人露芙奥罕的命运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政府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露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领导角色。

露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日军捉去当慰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慰安妇公开日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露芙奥罕挺身而出，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一九九四年，露芙奥罕出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露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露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出来揭露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侵害了中国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违反了国际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的国民，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压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色。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流媒体和某些部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子们共同的尴尬。在中国，“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正在日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部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日本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日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根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

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高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日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日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日本国在战后和中日两国复交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性。日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日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强大后援。因此，中国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国家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有关部门”的失职……

中国人必须拒绝遗忘。如果连中国人自己也忘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人必须保存记忆。如果连中国人的记忆也出现了模糊和差错，那么昔日的刽子手们便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的谋杀。

拒绝遗忘和保存记忆，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一个连自己的苦难和耻辱都迅速遗忘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尊严感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谴责日本的教育部门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忠实而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耻辱和我们的苦难？在警惕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淡化侵略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清晰和全面地知道当年的灾难和惨剧？

长期以来，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抗战的章节不仅过于简略，而且也脱离了历史真实。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功绩被一笔带过，蒋介石受到了漫画式的丑化。没有多少孩子知道，国民政府曾经组织过有七十五个师参加的淞沪战役，国民党动用了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没有多少孩子知道，战争后期蒋介石参与签署了发扬国威的《开罗宣言》，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的行列，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同样，美苏两大国对于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态度也遭到了歪曲和颠倒。

一向被描述成“老大哥”的苏联，其实一直与日本暗送秋波。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出任驻华军事总顾问时，亲自交待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人的手脚。”崔可夫后来满意地总结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两国在瓜分中国权益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斯大林专门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并说：“我们都是亚洲人。”

相反，一直被妖魔化为“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却给予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以最大的支持。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美国政府就给予中国大笔贷款，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美国参众两院一直通过法案，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包括英国提供的援助，加起来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全部预算。对于饱受战争创伤而本身经济力量又极为单薄的中国来说，这笔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抗战期间，美军仅仅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飞机就达四百六十八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一千五百七十九人。无论是陈纳德飞虎队飞翔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空军志愿者们，还是史迪威将军率领的在缅甸战场上与中国兄弟并肩战斗的美国陆军士兵们，都应当被我们记住。只有记住谁是朋友，才能同时记住谁是敌人。忘记了谁是朋友，也就忘记了谁是敌人。

几年前，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战争的美国“飞虎队”老飞行员们来到昆明旧地重游。他们下飞机时激动地走向欢迎的人群，没有想到那些人却是在等候日本的商务代表团。他们佩带着抗战的勋章走在街道上，却只是迎来许多想换美元的人。访问团团长汤姆斯老人含着眼泪离开这片当年为之洒下热血的土地……

在中国儿童喜欢的电子游戏中，不少是从日本进口的软件。其中，居然出现了日本皇军耀武扬威、征服世界的情节。许多无知的孩子并不知道基本的历史背景，依然自得其乐地玩着这类软件。

在“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上，有人竟然开始建造一座庞大的游乐园；著名军歌《说句心里话》的激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当年日本皇军冲锋陷阵的画面；某抗战烈士的纪念馆，居然将陈列室出租为爱犬交易所。

在某些旅游景点和餐馆饭店里，一些服务人员堂而皇之地穿上汪伪汉奸服装乃至日本皇军服装，以此来招揽顾客。有的地方居然因此生意红火。无论是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光顾的顾客，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尊严的侮辱。

二零零零年，南京大屠杀六十三周年祭日前后，却发生了一家酒店在扩建中人为地毁损大屠杀纪念碑的事件。

此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的反应显得十分傲慢与荒谬。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区领导驱车来到该大酒店隆重祝贺开业。南京市民纷纷致信致电南京文物局和媒体，却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冷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精神病症之一。难道为了一家酒店的门脸，就可以毁坏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屠杀纪念碑？如此恶劣的行径，跟那些日本种族主义分子有什么差别呢？

大屠杀祭日当天，也就是酒店开业的次日，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酒店，责问其违法行为。还有愤怒的市民将酒店门窗玻璃砸坏，然后是连绵数日的静坐与游行抗议。

难道民族情感只有在被伤害的时候才会被唤醒？难道民族尊严只有在被侮辱的时候才会受重视？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是因为你的历史太悠久？还是因为你的苦难太深重？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将带来悲剧的重演？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就意味着自杀？

多年以来致力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孙歌指出，在中日青年中共同存在着历史记忆的丧失。特别是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存在着对待自己民族历史的旁观者的态度。而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就无法对现实作出深切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必然难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日记中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中国演讲的时候，流着眼泪描述当年南京城的惨状。然而，台下的大学生们居然发出笑声来。东史郎在南京大学向当年死难者纪念碑谢罪时，围观者中很多人都惊讶地说道：“我们在这里读了好几年书，怎么就不知道学校内还有这个纪念碑？”

遗忘让绿洲变成了沙漠，遗忘让耻辱变成了骄傲，遗忘让苦难变成了笑料。当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的大学生们也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和常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呢？

以色列对纳粹余孽的追捕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其中，轰动全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对艾克曼的追捕和审判。艾克曼是二战期间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二战之后神秘失踪。此后十多年间，以色列特工锲而不舍地追查艾克曼的下落，终于发现他在南美的行踪，并通过跨过特别行动将其抓捕归案。

一九六一年，艾克曼因为犯有反人类和反犹太人民罪被判处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被绞死。这是唯一的一次依照以色列法律执行死刑。以色列人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小国，却因此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钦佩。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拒绝道歉、篡改课本、纪念战犯，这些行径固然与日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对其战争罪行的姑息和遗忘有关。

假如中国像以色列一样教育后代牢记民族的苦难、谴责日军暴行、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捕战犯、维护真相、伸张正义，日本的保守势力还敢如此嚣张吗？许多日本国民的不忏悔，跟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原则的“宽容”互为因果。这种“宽容”源于中国人性格中的懦弱和姑息，也源于国共两党内战前后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有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在对待中日关系上，中国人民固然应当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却必须首先明确昔日的罪与责、是与非、善与恶。

日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因此愿意服从美国的占领；但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服气，始终不肯向亚洲人民低头道歉。

在抗战前夕就对日本有相当研究的王芸生，在战后实地考察了日本之后，概括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大致说来，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感识存在着：一种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另一种思想，以为日本人虽已被逐出中国，或者有一天会欢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着武力侵入中国，是不好的；从此以后，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种的关系，真正的友好共存，中国是需要日本人的技术的。这两种思想，究竟谁占多数，那就很难说了。”在中国军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王芸生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悦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份报告。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王芸生充满了忧虑，他写道：“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无论三教九流，问起来，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东北，缺纸张时就要想念库页岛。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爱国者的远见卓识。

战后六十年，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本一直以赤裸裸的武力处置国际纠纷。

无数的历史记录和图示可以证明，钓鱼岛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面积虽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决定着周围二十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归属。该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具有重要的海洋战略地位。

日本对钓鱼岛的觊觎由来已久，并企图通过对钓鱼岛的吞并，将其海防线延伸三百海里，从而实现其“千里海防”的战略构想。因此，尽管中方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良好意愿，日本却不顾中方的多次声明，擅自在岛上修建临时机场等工程，海上保安厅定期派遣军舰及直升机在该海域巡逻。当中国渔船在该海域作业时，日本竟然出动军舰以武力加以驱逐，其对国际法的蔑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通过了建立二百海里排他性的“专属经济区域”的法律，将钓鱼岛包括在内。日本政府支持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民间组织“日本青年社”登岛挑衅。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民间的保钓运动就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留学生当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开了。两岸四地以及侨居海外、具有民族气节和良知的中国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的分歧，但在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毓祥驾小船前往钓鱼岛，以实际行动申明中国人民锲而不舍的保钓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将靠近钓鱼岛的时候，日本军舰故意将其撞翻。陈毓祥不幸牺牲，蓝天碧海容纳了这位勇士的英灵。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钓人士驾驶一艘小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即将到达钓鱼岛的时候，他们遭到日本方面六艘军舰和两架直升飞机的拦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的七名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随后遭到日本警方的扣押。两天之后，七位中国公民被日方释放回国。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以政府行为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对钓鱼岛的占领，而中国的保钓运动却只能以民间的方式艰难地展开。

和平不是通过放弃国家利益、对外示弱就可以实现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尊严是靠自己捍卫的。“搁置主权”的含混说法不能赢得永久的和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平意味着坚持和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部分的民间保钓人士不仅是爱国者，而且是和平的使者。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总会有犹太学生手持电动喇叭，大声念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名字。每人朗诵两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秒钟也不间断。整个春天校园里，都回荡着他们那单调、固执、苦涩而不屈不挠的声音。

这种声音深入人心，这种声音记忆着历史，这种声音呼应着现实，这种声音启示着未来。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而苦难的土地上，也应当响起这样绵绵不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