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入室盗窃连人家酒瓶子都偷走了的主儿么？

老侯就见过。

老侯是谁？当年北京市公安局二处涉外刑事科的刑侦分队长。这案子，是他九十年代前期接的，发案地点在北京农业大学。

报案丢东西的是该校一位德国专家。此君从东土返家度假一个月，驾云回来一进宿舍还以为自己走错门了——这谁家啊，整个儿一毛坯房么。等再一看门上的单元号码，这位立马傻了眼。

敢情，这毛坯房是俺家啊！

接下来就不用说了，保卫处，报案，报公安局，老侯在涉外刑事科，出警当然责无旁贷……

奇怪的是，谈起这个案子，我注意到当年的侯队长先咂了咂嘴唇，目光在桌子上那盘红烧肉上暧昧地扫了一下。

“没有比办那个案子吃得更好的了。”老侯说着咬了一口红烧肉，摇摇头放下筷子，眼神儿里颇为不屑。

萨下意识地觉得老侯的说法前后矛盾——那下手的主儿连酒瓶子都扛走了，还能给您留下红烧肉？

后来才明白，招待老侯吃红烧肉的自有其人，盖因为丢东西这主儿的身份太特殊了。

当时，中德之间刚刚签署了一份政府间协议，德国方面出资与中国在某个农业项目上进行合作，丢东西的这位德国专家，正是执行这项政府间协议的联络员。德国专家做事认真，对协议的执行选择了常驻监督的做法。因为这项合作中方的具体执行者就是农业大学，该大学为这个德国财神爷特意配置了一套公寓。

问题的高度，立即就上升到两国关系和国际形象问题上了。由于这项协议对我国农业发展十分重要，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务院。

如此，侦破工作自然有压力，但大学的领导更有压力。

有压力又没有跟着破案的能耐，大学的领导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跟着上蹿下跳，只是给办案人员配置了一辆专车，并为他们改善伙食待遇。

配置专车也就罢了，当时警察办案都是骑带斗摩托，这自然是难得的方便。那改善伙食待遇，才让弟兄们记忆犹新。农口的院校都有自己的农场，用于科研和学生实习，供应上有的是好东西。这一说改善伙食，马上杀了一口猪，配了一男一女两位厨师为老侯他们服务——后来才知道这两位都是当年给部长做饭的。

萨娘也一度在农口的科研单位工作，那时候几乎每个月都能买到便宜的内蒙黄油、西藏牦牛骨茶、东北大豆之类市场上见不着的农产品，近水楼台的好处，萨也算是见识了。

老侯回忆，当时两位厨师把杀好的猪挂在厨房梁上，蔬菜和调料放在地上。警察办案生活无规律，两位厨师随到随烹，绝不误事。而且是指哪块肉就切哪块，服务极为周到。当时所吃猪肉一层肥一层瘦，竟然有七八层之多，令人啧啧称奇。估计，是该校某个猪肉质量改良项目的产品。

不过，到现场一勘察，警察们可是有点儿傻眼。

门锁没有被破坏痕迹，窗户紧闭，房子里面除了几件粗笨的家具以外一无所有，比搬家公司来过还干净。尽管如此，警察们还是根据痕迹判断，一个月内，确有人曾经进入过这个宿舍，而且，此人还曾在宿舍中住宿，至少住了三天！

这要是贼啊，那可得算是胆大包天了。

事后证明老侯他们的判断完全正确，那贼在屋里的确呆过三天，把德国专家的半条三五烟抽得一干二净，还把烟盒都带走了。

找不到贼的出入通道，加上这样的作案特点，案子指向两个方向：要么，这是碰上熟悉情况的内贼了；要么，这是“燕子李三”一类的飞贼来过了。

飞贼？这年头有飞贼么？

那可难说，前几年东城区就闹过两回专偷大宅门的飞贼，一捕一毙。

那么，是先查内贼呢，还是先查飞贼呢？

这警察的思维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既不查内贼，也不查飞贼，而是冲着德国专家去了——先查他报的是不是假案。理由也很简单，这位德国专家说不清他们家到底丢了什么。

要按老萨说，警察同志这是个不通情理的思路，假如真的把你们家所有东西都搬走了，然后让你说丢了什么，搁谁都说不明白。

不过老侯听了一乐，说你不明白警察办案的做法，比如前两天日本那酒井法子跑了，好多人都很同情，我们警察看了，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人可能涉毒。而且，那几年，外国人报假案的也不在少数。这句话引起了老萨的好奇心，忍不住打听，这外国人干嘛没事儿给咱们报假案呢？

外国人报假案？

可不是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咱们警察让外国人蒙过不少次呢。

那时候，外国人来的多了，问题也来了。北京警方接二连三收到报案，要不就是丢了手表，要不就是让人抢了照相机，不一而足。这件事开始让警察们十分恼火，要知道当时北京的治安很令人自豪，虽然达不到“文革”前95％的破案率，但也不至于满街有人抢外国人吧？

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事无小事。警察们虽然有点儿迷惘，但还是认真办案的。也有真破了案的，比如，老侯就破过这样一起案子。

北京饭店的一个老外，报案丢失美元若干。老侯出现场，查问发案时间、地点后，很快锁定几名嫌疑人。侦察员注意到其中一名服务生生活奢侈，与收入不符，被列入重点侦破对象。继续调查后发现其窝点，一讯而伏。

案情并不复杂，老侯印象深刻的却有三点：

第一，这名服务生颇为聪明，他回到家非大中华不吸，在班上抽烟却只抽最便宜的黄金叶。在单位人人都说他老实，听说把他抓了，大感不可思议。

第二，此人作案手段与心理学暗合，发现目标从不竭泽而渔，每次只拿不到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外宾即便发现钱变少了，多半也会认为是自己放错了地方，很少怀疑被盗。他作案数十起，警方只接到这样一起报案。

那就要问了，这个老外怎么如此个别呢？

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位是拿信封装了两千美元现金，准备交房费的，被这个服务生抽去几张后钱不够了没法结房账，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报案。

第三，搜查这个服务生的窝点时，发现此人竟然在12平米的斗室中装了六个豪华壁式大座钟，估计到整点的时候一起敲响，比钟表店还热闹。

让钱烧的。老侯说。

说起来这位也是无奈——当时北京没有多少消费场所，也没有太多奢侈品供应，这种灰色收入不买座钟他也想不出还能买啥。

不过，这种案子极少，更多的时候是破不了案。报案的外国人似乎对破案也不怎么感兴趣，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时间长了才发现，这些外国人只对警方开具的被盗证明感兴趣。调查之后真相大白：原来，这帮家伙要么把相机手表卖了，要么把外汇倒给“黄牛”了，这些东西入境的时候都登记的，不开具被盗证明没法过海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警方开具的被盗证明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北京市场属于稀缺货，很受欢迎，卖了高价再拿一笔保险，老外们的脑袋太聪明了。以后，再碰上外国人报案，警察们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是不是报的假案。

这次的案件中，那位德国专家是个中国通，对警方的调查十分配合。问题是，他的确说不清自己到底丢了哪些东西——你说你丢了一条波斯地毯，可先生你能证明你有过这东西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调查中这位专家一拍大腿说，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