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春节过后，我四处找工作，但这个时候是一年之中最难找工的时候。从各地汹涌南下的寻工队伍，裹挟着百万的民工大潮，一浪又一浪地袭击着羊城。尽管我每天都奔波于羊城的大小报社，但每天都是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去，拖着失落而归。我从一位朋友手中借来两百多元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又面临那种山穷水尽的生活。一天吃一两个馒头面包倒还没什么，最担心的是，又快到了该交房租的日子。春节前我虽也交了部分房租，但还欠着人家一个月的房租呢，滚到现在，有两个月的租金了。这对于我这个穷要面子的男子汉来说，真是一件难堪的事儿。此时，我又能上哪儿去弄钱呢？

看到那些同住一楼的人都按时交房租，惟有我一个人迟迟不敢上前。为了躲避房东讨债，在交房租的那天，我一大早就跑到了外面，又故意拖到晚上11时后才回来。第二天天刚亮，虽然我困得要命，还想倒在床上多睡一会儿，但因为害怕那个胖房东向我讨债，一大早就强忍着连天的呵欠，趁他们还没有起床时，赶紧溜出门去。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尽管我回来得老晚，但刚一进门，那个胖嘟嘟的女房东就和她儿子把我堵在了门口。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我满面大窘，但此时又处可躲藏，只能硬着头皮，满面讪笑地开了门，红着脸告诉他们：现在没有钱，能不能等到下个月一起付……女房东立即粗着嗓门叫喊开了：“啊呀，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么？上个月就欠了我的房租，怎么这个月还要拖着不给呀？这可不行，你今天就得付……”横在在她身边的那个又白又肥、肥得像广州动物园里头那只大熊猫一样的小子，接过他妈的话茬，冲我喝道：“你还是做什么记者的呢？怎么穷得连两个月的房租也还不了呀？你交不起房租就不要再在我家里住下去了。”“是呀，交不起房租就不要再住这儿了。”那胖女人鼻子哼了声：“哼，除了我这儿，在广州这个地方，量你也没有地方去了！有种你就离开这儿……”这母子一句接一句，在我面前声讨了十多分钟，惹得楼上楼下几位住户纷纷探过头来偷看，窘得我恨不行找个地缝一头钻进去。最后，见我实在没钱，那对母子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临出门前摞下一句：再等你一周时间，如果没钱你就得离开这儿……

尽管受了一顿奚落，但我却没有理由怨别人，我只能怨自己。要是当初自己不随便跑到外面去流浪，要是不总是想找一家理想的报社，我也许到不了这种地步。哪种工作不养人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决定不再在这儿住下去了。两个月的房租共600元钱，我是不可能在7天内还清的。反正都是欠着。我以后再还他们。我再也无法容忍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了，无法忍受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羞辱！刚才这对母子不是说我没有地方可去吗？去他的，我就不相信我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十五的月亮是滚圆滚圆的，但这个时候，天空上的明亮不属于我这孤独之人，不属于我这落魄之人。月亮被密密麻麻的高楼挡住了，那皎洁的光辉根本照不到我的面前来。仰望明月，我无处团圆，我心中只有孤独和苦闷。此时十五的月亮属于别人，连同这个万家灯火的城市。

我快速寻到外面一个小卖部，给朋友小刘打了一个电话，他此时正在海珠区一家小工厂做保安。我让他想法帮忙找一个保安的工作。小刘答复说：这段时间来找工作的人太多，他们单位早就满员了，工作的事只能等等看，不过可以让我搬过去与他一起住。我一听马上说：好，现在只要能找个住处就行，工作边走边看吧。我想今天晚上就过来，你过来接我吧。小刘还真够义气，半个小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从海珠区的江南大道赶了过来。

我简单地清理了一下东西，把我的那些书刊和从部队带出来的旧军装等有用的物品打包好，拿不动的全当作垃圾扔小房里。那个女房东和他的儿子不是说我没有地方去吗？他们不是嘲笑我除了他家里就没有别处住了吗？我这就走。明天，那一对胖得连路都快走不动的母子突然发现我不辞而别后，心里也该难受几天吧——当然只是因为不知上哪儿去找我追讨几百元钱的房租而难受。

当我在小刘的帮助下，用自行车推出我的所有家当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逃债呀？是的，我这是逃债，就像当初的杨白劳在大过年时躲避黄世仁和穆仁智那样，没想到我这位流浪记者也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了一回“杨白劳”的角色。现在，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早成为我青春期中的特殊烙印。我当时这样做，是迫于无奈，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也许，世上再也没什么能比一个大男人为躲避几百元的债务，而在夜深人静仓皇而逃更丢人的了！

半年后，当我亲自把那600元钱还给了房东，并多付她200元作“利息”时，她不好意思地推脱了一会，最后到底还是收下了。当我再三要请她和家人吃顿饭，以表昔日逃债的歉意时，她怎么也不肯去。在此前，当我打电话告诉这位房东：我不会赖掉那笔账的，肯定会还，当然还有利息。她忙不迭地说：知道，知道，我就知道当过兵的人是最有出息的。你是文化人，哪会赖这点钱呢？看看，现在你不是省报的大记者吗？哈哈哈……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大名呢？

嘿嘿嘿！我也笑了。

这个时候的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已成为广州地区报业界黑马《南方都市报》的一名主力记者。此时，我每月都有三四千元钱的收入。

在小刘的帮助下，我当晚就住到了他那儿。当时他已从新港西路到了位于珠区江南大道的一家个体锯钢厂当保安，每月工资600元，住在工厂宿舍里，但伙食自理。这个时候的我，可真谓一无所有了，就是能进入报社做记者，也不可能当月就能拿到工资，每月的各类日常开支至少也得好几百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暂时将我的记者梦尘封心中，就像在部队打背包一样，将所有的梦想打包进心底深处。待到夜深人静时，才能让自己的梦想像鸽哨一样，轻轻伴着诗情画意，在朦胧夜色中悄悄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