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陆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场所角落唾液横飞展开批判，并于各种报刊杂志对胡适及其同党如傅斯年等“学霸”和“打手”口诛笔伐、开膛破肚时，1955年5月，突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联社纽约3日电讯：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撰文，建议台湾蒋介石政权“根据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台湾地窖里的大部分伟大的中国艺术珍藏送到美国去”，以便保护好这批“东方艺术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价值”的“无价之宝”。而这个保护也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当此之际，中国大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夫妇与一帮难兄难弟，还在台湾孤岛上寻欢作乐，优哉游哉地活着，并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继续做他们的“总统”与文臣武将的美梦。而自己摇摆于国共之间辛辛苦苦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夹在国共中间的“尾巴”，并没有真正自主自立，成为主宰庙堂或一方地盘的好汉。为摆脱“尾巴”的阴影，有几位地位较高、嘴巴较硬的人士便鼓动中共下决心拿下台湾，把蒋介石一家连同一班文臣武将统统赶到大海中喂鱼鳖虾蟹。

就在一片“拿下台湾”的鼓噪声中，大海那边一干人马与美国政府皆有警觉，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藏在台湾的“国宝”何去何从的议论，以及各色人物纷纷蹦将出来出谋划策，以显其能的情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蹦将出来放了一通错误的厥词，立即引得世界情报部门和中国大陆、美、台等各方高度关注。中共高层闻讯，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由郭沫若、周扬等出面迅速组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档案人员，连同部分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严厉“痛斥和揭露美帝国主义与蒋匪的罪恶阴谋”。为达到更加明显的战果，在郭沫若与周扬具体策划指挥下，除由大陆报刊发表战斗檄文，还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架设在福建省前线各种型号和用途的电台，以及香港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可动用的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讨伐。

征讨阵势布置完毕，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一马当先冲于阵前，像三国时代王朗与诸葛亮阵前对骂的程序一样，郑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书》。声明书气势恢弘，先声夺人，第一句就是：“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现在在这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谈话。”紧接着，便是：“你们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一贯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郑说罢，可能感到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底弄走了多少宝贝，有些人略知一点，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们并不知晓。于是，在声明中历数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的铜器、玉器、书画、甲骨、档案、图书等国宝，以及美帝国主义走狗们企图侵吞这批国宝的阴谋。这一批走狗中，当然少不了一个头和身子在美国纽约，尾巴和影子却在中国大陆，且阴魂不散的胡适。此时正是“批胡运动”的关键时刻，自然不能让这个“叛徒、卖国贼”漏掉，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郑振铎顺手牵羊，开始历数胡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声明称：“据一九五四年十月新华社消息，前蒋贼驻美‘大使’、卖国贼胡适，在美国进行出卖我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无耻活动。初步决定把两百件我国古物劫运美国。最近美帝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又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台湾的珍贵文物全部劫夺，运往美国……”

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和掠夺者的狼子野心，郑氏号召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台湾当局，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辈作殊死的斗争，“坚决不让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得逞”。同时表示：台湾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独夫的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随着他们而到了台湾。你们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和台湾的全体同胞们，同样的受苦难，天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你们这几年来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们为祖国效劳的机会是很多的”。又说“祖国正日以千里地飞跃前进着，紧接着伟大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祖国人民正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国怀抱”，坚决阻止胡适勾结美帝盗劫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阴谋，“为祖国立功”。

继郑振铎声明后，全国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围绕胡适盗卖祖国文物罪行的批判风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等学术教育界大腕，纷纷发表文章为之助威呐喊。一时间，各色讨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头上扑来。

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斗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中共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写给他的信的一部分，以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泽东亲自定调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亲自挥毫作序发行全国。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最终导致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风本人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时期再度改判为无期徒刑。蹲大狱期间，胡风受尽非人折磨，狱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齿，落得耳聋眼花，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监禁长达28年。

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

胡风案发下狱后，对胡适的批判仍如狂风暴雨，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作为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作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整个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屏，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