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诡谲之处还在于，就在史绍宾抛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中央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消息之后，接着播发了新华社另—条电讯：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痛斥“三家村”反党集团，连带地提出北京大学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陆平、彭佩云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报内容播出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实际掌控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了原来的领导班子，陆平、彭佩云作为“黑帮分子”被革职查办。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称：“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像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

就在千万张排炮一样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反动分子”头上狂轰乱炸之时，有几张不幸落到了历史系教授汪篯的头上。因了这几张大字报，汪篯命赴黄泉，成为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个罹难者。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1940年6月，陈寅恪受牛津大学之聘离昆去香港转赴英国讲学，汪氏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往李庄板栗坳，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人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平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有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据可考的是，汪篯对北方严寒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最后特别强调“名义、待遇，在所不计”。

正在郑天挺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实在耐不住长白师院的生活而卷起铺盖欲自行离开。当他得知陈寅恪已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读书、处事方式，只身来到陈寅恪家中要做陈的助手。陈寅恪一看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与天真热诚，出于同情和爱惜，便把汪氏留了下来，与从北大借调的弟子王永兴共同协助陈氏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郑天挺、傅斯年、胡适沟通，为照顾陈氏面子，也为了却郑天挺等人的一块心病，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这两年多的时日，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四十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陈氏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同行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健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据说后来汪氏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中国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与恩师分道扬镳，毅然决然地去走他的阳关大道的。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共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并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时期有名的大才子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作出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以便更好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让中共实际控制的大陆地区人民尽快走上马列主义这轨道上来。这个方案上报后，得到了高层人物的嘉许，著名才子陈伯达高兴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云云。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并不时下达一点诏谕，陈伯达、郭沫若辈未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郭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中，颇为识趣地作了如下安排：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

这个名单很快得到了最高当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颇感头痛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但据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此前早有南行之意，“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又说：“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陈寅恪没有听从浦江清幼稚的规劝，毅然为“避秦”而南飞。只是令陈氏想不到的是，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此前预想的中国再现南北朝格局的事实化为泡影，国民党的地盘只有一个海峡阻隔的台湾。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与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事实上，当年与梅贻琦一起南飞的清华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也就是后来的诺奖得主杨振宁的老爸，抵达南京后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当清华“解放”后，新的主人却把他一脚踹出圈外，拒绝续聘，理由当然是他追随梅贻琦出走的“罪过”，杨氏在清华兢兢业业服务16年的业绩也一笔勾销。此举对杨武之极大刺激，只好留在上海，投奔同济大学任教。经清华当权者如吴晗等人的一击，杨武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2年再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未任多久即因病回家休养，精神郁闷，甚感苦痛。直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杨武之才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但此时杨氏已年过六十，且已退休，无法以在职教授身份实现重返清华园的梦想了。中共高层只是令有关方面对此多加照顾，并把杨振宁的岳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作为“特赦”战犯从监狱里放出来，以示给杨振宁一点面子和争取的砝码。据清华物理系教授虞昊说，杨振宁自美国退休后到清华居住，并给大一学生上课，还带研究生，清华领导方面的邀请是一个方面，但杨的内心深处还是埋藏着实现父亲重返清华园的未竟之梦。杨振宁之由美国返清华，实则是杨武之心愿的一个延续。——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至于杨在清华以82岁高龄抱得一个28岁的美人翁帆归，则与杨武之的梦想没有关系了。

当年杨武之被清华新贵拒之门外的事实，由北平南飞的陈寅恪一年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此时陈氏的心境是，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正是因了这一系列的缘由，蛰居于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于天崩地裂的最后时刻，在去留之间再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还是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而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仍虚位以待，虽指定由劳榦代理，但一直不能“真除”，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史语所同仁为陈氏开过纪念会之后，劳榦才正式继任此职——此为一种期待，更是同仁们对陈寅恪人格学问的尊敬。

国共两党在大陆正式翻盘之后，已在岭南大学校园定居的陈寅恪，抱定“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不问世事，终老岭南的决心。而这个时候的他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了。与杨武之命运不同的是，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中共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这不仅是学术和用人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江山社稷，鼎之轻重的政治问题。

于是，清华园被中共政权接管之后，陈寅恪一些故旧门生如已实际掌控清华大学党政事务的吴晗，曾与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联名以信代电，劝陈氏重返清华效力，但均未奏效。1949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函叶企孙、吴晗，陈述了不能遵命北返的理由：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

顷奉逈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复，顺颂研祉。

弟　寅恪敬启　 十月二十日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三号就在陈寅恪明确拒绝叶、吴二人邀请不久，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又向陈氏发出了邀请信息。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透露，1952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曾致函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梁方仲，商谈梁氏北调中科院社会学所事宜（南按：梁氏于1949年1月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脱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回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同时提到“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陈先生离岭南有无问题，也请调查一下为感。”由此可知，陶氏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梁方仲对陈氏转达邀请北上之意。信中所称的“前年”，即1950年前后。邀请之意，是让陈寅恪出任即将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非后来的三所之一）所长。

梁方仲接信后，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作了转达，陈氏又托梁方仲回复陶氏，言明无意北上，并推荐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抗战时期与陈氏共同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徐中舒“以自代”。陈氏荐徐的意见后来没有得到认同，陈氏也留居岭南坚不北返，并作《庚寅人日》诗一首以明心志。诗的最后四句是：“催归北客心终怯，久味南烹意可嗟。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

对于陈寅恪拒不北返的真正内因，有研究者说，陈氏在给叶企孙、吴晗信中的一个“畏”字，即神形俱现地表达了其心理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当年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这个推断大体不差，陈寅恪诗中的“催归北客心终怯”，也对这种情形作了清晰的透露，所谓“心终怯”，自然体现一个“心”字，而不是陈氏所说的诸如学校“募捐”、孩子上学等凡俗之事。许多年后，出身清华的史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名噪一时的创造社骁将成仿吾时，曾有过这样一段涉及陈寅恪的描述：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革命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的。改组后范、成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时期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那种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什么“群鬼”的那股横劲儿。我自己想来也感到奇怪，在30年代我在文艺界有来往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王统照等，而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则从来就是“不相与谋”的……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学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thebandits）。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　 　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却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

赵俪生所述的这一切，陈寅恪不见得知道，但对政治与人事比较敏感的他完全可以从飘浮的空气中感受到时代的冷热，以陈氏的性格和思想，不愿充当“被征服者”而北返“受降”已是必然。对此，在清华与陈寅恪做了几十年同事的冯友兰，曾引俞樾会试典故引出陈寅恪学术思想之根本。遥想当年，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才子俞樾（南按：红学家俞平伯曾祖父）道光庚戌进士，改庶吉士，以复试诗有“落花春仍在”之句，为曾国藩所赏识，散馆授编修，俞樾因其名所居曰“春在堂”，所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按冯友兰的诠释，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除本身是留恋光景的佳句，当别有所感，即“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陈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所乎湘乡南皮之间。”而湘乡（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是名教中的“奇变”。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洪杨之乱就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就是名教与反名教的斗争。曾氏本人也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工艺，但要使之为中华文化服务，即“同治维新”的主体。而南皮（张之洞）则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并用八个字作了概括，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诗无达诂，俞樾这句“花落春仍在”的诗，可以看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寓言。

由俞樾的诗和曾湘乡、张南皮的思想一路延续下来，便有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内心痛苦，从而在社会剧变和鼎革之际，王、陈二人，一则自沉，一则突走。据此，冯友兰认为：“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陈寅恪突走的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