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寅恪南北呼应的是，此时身处北国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被当局认为是三国时代盗书的蒋干——两面无功式人物，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汪氏本人弄了个灰头土脸，从政治的高空坠入低谷。而自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时候起，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战线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殴。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由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胖子，一下子减为不足百斤。不但掉了五六十斤肉，还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当“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原陈寅恪得意弟子，便落入造反派的“法眼”。历史系的革命小将们特意在汪家的房门上贴上“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并有刁难、挑畔之意。翌日，当革命小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

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小将见状，开始谴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文化革命“英雄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在不断敲击着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和难于摆脱中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其时家人住城内）。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慌恐中急忙召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

汪氏之死，开了“文革”中北京大学教授自杀的先例。而死后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这个罪名并未阻止“自绝”者的步伐，更多的受辱者纷纷选择了这条路。

事隔一个星期后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

这一天，几乎北大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定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了“斗鬼台”。据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说，只见几十名红卫兵疯狂地冲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声断喝：“把程贤策揪出来。”程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突然听到这一声喊，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冲出门外企图逃窜，慌忙中竟冲进了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小解的一位女职员见状，大惊失色，但一看老程满面惊慌，又听到外面红卫兵们的怒喊，立刻明白过来，快速站起一边勒着腰带，一边把程挡在身后，继而冲到门口，试图阻止革命小将闯入。小将们追至厕所门口不见程贤策的人影，又见女职员手抓裤腰带站在门口神色慌张，立感其中有诈，不顾女职员的阻拦，硬是冲进厕所把程抓了出来。一群人蜂拥上前揪住程的头发，反扭胳膊，押进一间小黑屋进行“化装打扮”，以便送上“斗鬼台”进行批斗。

此时酷暑已经来临，全体中文系师生被召集到北大办公楼大礼堂，因有外系“革命者”纷纷前来“取经”，一个容纳八百多人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一时间，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突然外边一声大喊，大堂内鸦雀无声。紧接着一声呼啸，程贤策被一群红卫兵簇拥着架上了高高的“斗鬼台”。众人望去，只见程贤策已是全副武装，头上戴着一顶呈钢盔状的白色纸帽，脸上被泼了黑红混合的墨水。身前身后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布满红叉，周边散落着浓黑的墨汁，犹如一副生锈的铠甲。程贤策如同一个战败的逃兵，确切地说像一个犯罪后即将开刀问斩的奴隶——或许还不如，被勒令站在一条支铺板床用的木质窄凳上，摇摇晃晃地接受批斗。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声中，程贤策神情委靡，面如死灰，汗珠和着泪水，又伴着黑红混和的墨汁顺着面颊哗哗地流淌下来。未过多久，“扑通”一声跌落于条凳之下，身旁的红卫兵见状，满脸愤怒地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继而在一片革命口号的声浪中，程贤策被连拖加拉地押出礼堂游街示众。

同一天，已从批斗程贤策的革命行动中取得“真经”的红卫兵，又很快把中文系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向景洁等抓来，推上“斗鬼台”。阵阵口号中，一学生从厕所找来一个大便纸篓，“哗”的一下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而后以拳头和棍子猛力抽打。一革命小将抡动铜头皮带，只几下就把弯腰低头、战战兢兢的王瑶打翻在地。几乎与此同时，全校的“革命者”都行动起来开始四处抓捕漏网的教授进行批斗。程贤策的连襟、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兼总支副书记胡寿文，被革命小将捕获后，用一根绳子套住脖子拽倒在地，然后像农民庄稼地里拖拉一个捆起的谷个子一样拉着就走。胡氏被拖得血迹斑斑，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当被抬到“斗鬼台”时已奄奄一息。

这一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60多名教授被用各种野蛮的方式拉上了“斗鬼台”，遭受批斗与毒打。因程贤策青年时代曾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到缅甸作战，被红卫兵视为“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和“深藏的蒋匪特务”，为了找到“特务”罪证，在程贤策被游街示众放回后，一伙红卫兵又闯入他的家查抄，并把程贤策按倒床前，用席子卷起来毒打，逼其招供。程贤策被打得皮开肉绽，只能喘气但已无力说话，红卫兵无功而返。据与程贤策同在中文系任教的女教员乐黛云回忆：“这一天的革命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都被放回了家……我去小杂货铺买酱油时，突然发现程贤策正在那里买一瓶名牌烈酒。他已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和脸也已洗过。他脸色铁青，目不斜视，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看见我，还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不想打招呼。总之，他就是这样从我身边走过，最后一次！我当时默默在心里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却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又说：“后来，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个欢快、明朗、爱理想、爱未来的程贤策就在我买酱油遇见他的第二天，一手拿着那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未久，人们在香山的一棵树下发现了程的尸体，程双手搂住小树的底部，满脸透着死前挣扎的痛苦，身边不远处倒放着一个“敌敌畏”毒药瓶。

程贤策毙命两个月后的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约一百万红卫兵，再次表示支持“文革”和红卫兵行动。此后，革命热情越发高涨，暴力事件也随之升级，有人被活活折磨死。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整个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窜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和的红卫兵的身影。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清华大学红卫兵邀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一面撕毁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一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对教授展开抄家与戮杀。造反派在北大燕东园的墙上用黑色大字写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而后加以发挥创造，又写出了“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等警句格言。

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英国文学教授、曾昭抡夫人俞大絪，被北大西语系红卫兵揪着头发摔在地下，继之拖到校内40楼前的“斗鬼台”参加批斗会。俞大絪被强迫跪在台上接受批斗。经过近一天的反复折磨，俞大絪几次昏倒在台上，而造反派将其拖下去稍微缓解之后，又拖上台继续批斗污辱，直到傍晚才被释放回家。未久，只听“咣当”一声巨响，一群红卫兵把门踹开，蜂拥而入。此时俞大絪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全身肿胀疼痛，动弹不得。红卫兵见对方并不主动起身低头弯腰向自己汇报请罪，认为是对革命小将的大不敬，盛怒之下把俞大絪从床上拉于地下，揪住头发往墙上乱撞，让其交代罪行。俞据理力争，并斥责红卫兵私闯民宅、无法无天等。红卫兵们索性把俞大絪按倒在地，几人一齐动手打她。俞大絪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把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拉走了事。

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重新回到阳间的俞大絪，醒来时夜幕已降临大地，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制，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第二天，俞大絪冰冷的尸体被找上门来欲继续将其弄到“斗鬼台”批斗的红卫兵发现，并报告中央“文革”北大工作组。工作组简单了解情况，向俞大絪的丈夫、时在武汉大学接受“改造”的曾昭抡拍发电报，限其三日之内回京处理妻子的尸体，若三日不到，则拉到焚尸场火化，骨灰扬弃，财产充公，房屋收回。曾昭抡接到电报，当场昏倒，醒来后速到学校党委请示，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回京。面对这一结果，曾昭抡无以宣泄心中的悲痛，只好独自跑到校外一块荒地，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

此时的曾昭抡已隐约意识到，随着爱妻的惨死，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