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季，陈梦家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并对“新中国的一切事物，极尽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并且公开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的类似三聚氰胺一样的剧毒杀伤剂，反对废除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正体字实行另类简化的邪体字，且放言邪不压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你们这群不学无术的流氓无产者杀不尽、灭不绝的，等等狂言。当运动一来，就被早已虎视眈眈的当权者轻易而举地抓住小辫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此之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刚刚在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连载不到一半，由于戴上了“右派分子”钢盔，正在撰写的文章被“腰斩”，后半部再无下文，成了当年黄侃老夫子调侃胡适的“太监”或“著作监”。陈梦家费尽心血在国外搜集整理、已经编成的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铜器综录》三集，美国部分已经三校被迫中断出版，另二集则未能编定发稿。

一阵狂风暴雨伴随政治高层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陈氏从人生事业的顶峰一下坠入谷底。历史和现实给予他的，不再是鲜花美酒与欢庆的掌声，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科院领导者趁势纠集学术界，特别是考古所和人文学科单位的人员，集中炮火对陈氏展开口诛笔伐。据时已转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战胜利后由齐鲁大学转复旦大学，后转历史所专门弄甲骨文编撰事宜）回忆，陈梦家购了房子，又收集众多珍贵的明代家具，还不知轻重地邀请一些同行到家中观赏，结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浑然不觉，结果终于酿成了人生一大悲剧［南按：20世纪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陈梦家生前收集明代家具26件，这批家具成为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物证。为此，上海博物馆支付陈梦家、赵萝蕤财产继承人（他们没有子女）人民币高达8位数］。

关于此点，胡厚宣所言甚是。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成为著名文物收藏家的王世襄在《怀念梦家》一文中说道：“梦家比我大三岁。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他已是攻读容庚教授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则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那时和陈梦家先生，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我以廉价买到一对铁力木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与陈梦家夫妇既是前后同学，又是邻居加好友的王世襄乃世家子弟，家底不薄，面对一件羡慕已久的明紫檀直棂架格而终未得手，就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知识分子而言，当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着眼以既羡又妒的心情，或者是两眼喷着莫名的火焰，前往“梦甲室”观赏这种名流雅士的快乐生活了。陈梦家之幼稚和不知轻重如此，竟在一帮寒士儒生面前显财露富，自然是“群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加上陈梦家不时显出几分狂妄不羁，不顾政治风向而发表时论等，所有这一切，在阴谋或“阳谋”家设置的层层沟壑与陷阱中，倒大霉、吃大亏自是一种必然。结果“反右”风浪一起，沉重的黑色“钢盔”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另据胡厚宣说，当时上边明确指示手下人员对陈梦家展开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张二人觉得陈氏确实有文人的毛病与不良习气，也有些讨厌，但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冲突，何况平时发表言论也是出于一种对党对国家对学术的挚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遂明确表示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张二人打了退堂鼓，被视为思想落后分子晾在一边。许多思想先进的革命学者却挺身而出，冲入阵前。于是，枪炮之声响了起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学勤很快弄出《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对给陈氏带来巨大声名与金钱的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进行了批驳，谓该书“较少新义”，“最主要的缺点是作者对殷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途径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书中只罗列了庞杂的现象，不能提高到理论的阶段，同时对若干现象也不能有满意的解释。这和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相距是很远的”云云。同时批评陈梦家又“误以四方名为‘四方帝’，并毫无根据地与东周以后由五行说产生的五方帝比附。这一章节对殷代宗教的本质也没有理论的叙述……”

李学勤于1951年清华大学肆业后，进入北京图书馆跟随曾毅公缀合甲骨，后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协助陈梦家整理甲骨文资料，虽属临时性质，与陈梦家算不上亲近的师徒关系，毕竟有一段工作的缘分。陈梦家已倒了霉运，但李学勤无论是资历还是和陈的关系，在枪声刚刚响起之时，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进庙渎神，佛头着粪，只从令人为之眼红心热的根源，或者祸端——《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大著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场，又彰显其学问之能，可谓一举两得，或曰一箭双雕。但是，李氏这一做法，上层的头头们似乎并不满意，即在学术界人士看来，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气不足，独自一人躲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叽叽咕咕发牢骚和自说自话的感觉。这种威力与设想中的效果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高层领导在几个学术界大内高手的指点下，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李学勤无论是资历、学问还是地位，都还不足以与陈梦家这样的名流大腕对话，更谈不上对阵交锋，若继续下去，很有可能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种《史记》多次记载的“弑君弑父”的误解。同时，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能一鸣惊人，一枪击中要害，令狂傲不羁的陈梦家趴在地下动弹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钢盔的陈梦家打趴在地，必须采取以大腕对大腕、以名流对名流、以狂傲对狂傲的战略战术实施攻击。倘如是，陈梦家休矣。

中科院领导者们听从了几个大内高手的献计，迅速调兵遣将，组织重量级选手书写批判文章，向梦家发出大规模攻击。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刘导生等辈具体组织、指挥下，时在科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罗常培、翦伯赞、唐兰、夏鼐等人，连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纷纷站出来向陈梦家开火。夏鼐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党的领导的。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员领导同志‘下台’。‘考古学家’陈梦家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

时在全国科教界颇有影响的《考古通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斥右派分子陈梦家》一文，从多侧面、全方位对陈梦家进行了措辞激烈并带有谩骂性质的口诛笔伐，谓“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首先反对党的领导。他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他丑化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科学院，把它描绘成一个官气十足的衙门。他把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一切工作人员说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让他们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别在科学研究机关’……他狂妄地认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宣教’，觉得太长了，不愿去听。他把人民广播电台说成是‘宣传教条主义的地方’，广播出来的都是‘教条腔’。他诋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对当时反党的右派报纸文汇报却大加赞赏。……在整风期间，他挑拨副所长夏鼐和尹达同志的关系。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谈会上逼问夏鼐副所长，‘你是否有职无权’。”从夏鼐与《考古通讯》编辑部发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陈梦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罪状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揭露陈梦家对科学院和考古所当权者的不满。陈梦家所说的“兼职过多”，自是指郭沫若与郑振铎，而以后者为甚。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友好访问途中，在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飞机失事，全体人员遇难。当时的中共媒体作了如下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同志……不幸全体遇难。”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郑氏可谓是不世出的人中之龙，官运亨通且身兼数职，堪称“国之重宝”，如果文化考古阵地少了郑氏，何以为计？遥想当年，鼎盛时期的蒋介石一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兼中国银行、兼农业银行理事长、兼中央大学校长、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长”。介公这一连串的“兼”与“长”，不但未受军政大员和普通百姓尊敬，反而作为一个笑话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饭后谈资。想不到此种笑话没有随着老蒋跑到台湾孤岛而消失，在新中国亦偶有所闻，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几个或几十“委员”与“长”者如过江之鲫。——只可惜天不假年，六十岁的老郑同志，乘机西行，结果竟是命赴黄沙，闻者为之扼腕。郑死后，由尹达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长一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当仁不让地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尹达以“老革命”的资格暂时屈居副所长的位置，主持所内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尹达顶替梁的位置兼任考古所副所长，位列夏鼐之前。尽管尹达在学术上无法与学贯中西的“海龟”夏鼐相提并论，更不是一个等级的学者，但在革命队伍中，尹是老党员（中共）、老革命、老前辈，夏却不是。既然夏鼐与几个“老”字都未沾边，自然要靠边站，所内重要事务由尹副所长掌控，日常烦琐的具体事务，从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到审阅考古报告和各种入稿件以及处理公文，统统由夏鼐承担。正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才有陈梦家对这种畸形的状况看不顺眼，并公开叫嚣“外行领导内行”，以及在大会上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等“反动言论”。不谙世事的陈梦家如此之说，实属当众扇尹达的耳光，也是对上层领导如郭沫若等辈的大不敬。既如此，为何夏鼐要站出来批陈梦家呢？

此事其实很好解释，夏鼐撰文批判陈，并不是因为陈当众指责了夏，恰恰相反，陈的当众指责，不能说夏鼐偷着乐，至少心中是舒坦、解气的。但在舒坦、解气的同时，又必须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对陈氏加以痛斥——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例，不必多赘。略须解释的是，当时的夏鼐虽是党外人士，但毕竟戴着一个副所长的帽子，既然戴着官帽，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且这个运动已经牵涉到所内中人，夏鼐撰文表态，进行斥责就成为必然和必需之事，想来陈梦家本人对夏鼐的无奈之举也是清楚和理解的吧。

从此前和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夏、陈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当陈氏落难后，夏对别人指斥的陈，特别是一些不合事实的内容为之同情并暗中给予解套儿。正是由于夏与陈良好的个人关系，才有了陈在大会上公开“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事件”出笼。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自是牛人一个，但夏鼐比他还牛。从学位上论，夏是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陈梦家虽留过洋，但没有博士头衔，也没有正式的师承。从道统上论，夏是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嫡传弟子，不但一度代理过史语所所长，且继承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以及“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的衣钵——这一点极其重要，其重要的程度可与一千二百年前唐代的慧能承继五祖禅宗弘忍大师衣钵相比拟。而陈梦家的道统路数极为尴尬，夏鼐可以慧能相比，但陈氏却不能与北宗的神秀并论，因为慧能与神秀所尊的皆是五祖弘忍禅师，属于同门弟子。而夏与陈则属于两个系统、两个门径、两股道上走出来的人物。在精神和人生境界上说，夏的老师是“海龟”傅斯年，而陈的老师是土学者容庚。非常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与容庚在北平与重庆的一场华山论剑中，竟以“汉奸”罪名把容庚从办公楼扔入污泥遍布的沟里。作为徒子徒孙，自己的老师被别人的老师扔入污泥浊水中而不能咸鱼翻身，更没有来个鲤鱼打挺，东山再起，当然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多亏陈梦家还有一位称做老师的“斗士”闻一多，尽管闻氏没有“斗”出什么名堂就身殁昆明，但却是当时中共肯定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后来清华大学还为其塑了雕像当做圣人供奉，这总算在师承和精神领域为陈梦家挽回了一点面子，与夏鼐的差距就此缩小，但二人还是不能平起平坐——因为那个光芒万丈、神圣无双的正统的衣钵在夏鼐身上，而不在陈氏手中。从实际水平和名声上论，当时考古文物界有“南曾北夏”之誉，而没有“南曾北陈”之说。当然，这个“南曾北夏”含有学术界对作为一介女性曾昭燏的爱怜、尊敬和客气的赞誉成分，并非就真的指曾可以与夏鼐并立齐肩。试想，连当年的伦敦大学博士吴金鼎，“龙山文化”“南诏文化”的发现、发掘者都不能与夏鼐匹敌，何况一个曾昭燏哉？而曾氏死后，中国考古文物界一切牛人皆不能与夏鼐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夏的才气高于李济，而一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不能说超过了李济，也应该是并肩而立的两位巨人，这已成为不易之论。

按一般规律，凡学术界中的牛人，大多对比自己更牛者，从内心深处表示敬佩、服膺，如刘文典之于陈寅恪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牛人所不服的，是那些比自己学问差或大体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学问差而又整日指手画脚、啰唆不休、自以为是的官僚政客，为学术界牛人最为不屑忌恨。这类人物真的如陈梦家所言别在科学研究机关做官，而应到宾馆、饭店、洗澡堂子甚至殡仪馆之类的地方去做官执政，或许还能为人类作出一点服务性贡献。在当时的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对尹达的学问、人品特别是凌驾于夏鼐之上的一顶官帽，自是不满意甚至是愤怒的，他公开质问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内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发表指斥陈文的《考古》“编辑部”，也深知陈梦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党对抗，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朝者施政者为敌，在风暴突起之际，陈梦家的厄运随之来临，也就不再显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四大”中，雷海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视为原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一派人物遭到清理，由清华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调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普通教授。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批判，时病情恶化没有进京参加。后“三大”分别属中科院二所、三所和考古研究所，也就是说，这三个念歪经的反动和尚，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寺庙俱在中科院的掌控之中，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三个歪和尚一个也不能少，全部弄到会场接受批斗。在继续三天的围攻讨伐中，除中科院系统的大小头目与喽啰，包括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翦伯赞等辈也应邀参加，翦在会上宣读了讨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别是北大同事向达的战斗檄文。向、荣、陈“三大”在一顿棍棒夹击和满口仁义道德掺杂着马列学说的大义凛然的唾骂指斥声中，立即变成了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三小”，被迫在会上弯下因几天没吃没喝而饿得宛如杨柳飞絮的细腰，低下高贵的头颅，作悔恨交加状，对着镜子狂喊王八——自骂自地高声“深刻检讨”起来。

为了把中科院系统包括陈梦家在内由“三大”变为“三小”的右派分子彻底批倒批臭，并作为反面典型警示那些大瞪着眼、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正在向“右”边沟里滑去的书呆子，中科院领导再度号召下属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继续组织强有力的革命中坚，对其给予致命一击。

各单位和研究机构得令，争先恐后响应，急速排兵布阵，并以外战的外行、内战的内行的革命大纛为向导，车辚辚、马萧萧开入阵前。在一片纷乱杂芜、旌旗猎猎、人喊马嘶的战阵中，随着郭沫若帅旗摆动，只见三员将领顶盔贯甲，跃马横刀杀奔而来。居于中间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兰，左右两名小字号偏将乃潘山、秦华。三员将领到得阵前，勒住马头，先由二位青年小将分别叫号骂阵，潘、秦二人抓住一个叫关锡的青年曾给陈梦家写信大谈文字改革弊端，而陈氏积极响应并在媒体上为之公开呼应的往事，分别以《评关锡和陈梦家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态度》《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为纲领，对陈氏进行了一番痛骂与鞭挞。二人骂过，回归本队，头号战将唐兰接着豪气干云地杀奔而出。

唐兰乃陈梦家的师辈人物，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始，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就其资历与学问而言，称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器物学家，完全可与陈梦家有一比拼。当年在甲骨学界兴行的“罗董郭王”之“四堂”学术定位，就出自唐兰之手并受到学界认可，这个定论曾在香港大学古文字研究生考试中作为试题被考过，可见其影响之大。据闻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吴其昌（子馨）当面对唐兰放出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个我。”吴氏的大言能否被学界公认是另一回事，但足以见出唐兰在对方眼中属于重量级选手的事实。作为如此重量级战将，如今亲自披挂上阵大战陈梦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唐氏以《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根据平时对陈梦家强势与弱点的深入了解，结合前几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为《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雄文中，唐兰以先声夺人的凌厉气势，一开口便指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在年龄上比陈梦家大10岁，时年57岁的唐兰，不愧是著名学者和英勇善战的骁将。在抢占政治与道德的制高点之后，又以犀利的文笔，庖丁解牛式的娴熟，对准“野心家”、“市侩”和“骗子”陈梦家最薄弱的命门，挥刀便刺，指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无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剥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贴，为他们服务。以研究铜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赞助了美国豪商、军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铜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们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间的威信，‘从流氓诗人变为市侩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梦想’不得不结束，但他说‘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视怀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后，他认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发疯似的到处发言、写文章、拉拢、挑拨、点火、放毒箭，从各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当年陈梦家是中国知识界唯一前往国外考察，并收集大量铜器资料的学者，总计过手两千余件青铜器物，其收获之丰硕可想而知。也正是这一历史机遇和巨大收获，令其他专家艳羡有加，从而增加了对陈氏的嫉恨。作为号称古文字与古器物专家的唐兰，当时要到一趟香港亦无机会（后终于成行），心中的嫉恨之情可想而知。正是缘于这样的情结或曰心中的“疙瘩”，唐兰的出手才显得分外狠辣。

旋风般的刀光闪过，接下来，唐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直刺陈梦家的前身旧事，以“戳穿”这个“野心家、市侩和骗子”自我吹嘘的“旧学问”究竟是何等货色。唐说：“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闻一多先生告诉我，有个青年陈梦家敢于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将要访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为论证陈梦家何以成为“欺世盗名的骗子”，唐兰以与陈氏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举例说：“他在他尽力夸张的七十万字大书里，单是‘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构造’，就写了一万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国文字学》里所主张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三书说，但由于他一定要高出一筹，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来，硬添上一种‘假借字’……显然，这样的著作，其东拉西扯，加入了很多与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只在拚命卖弄，欺世盗名和拉长稿子多得稿费而已。……郭宝钧先生有一本《中国铜器学》的稿子在他那里，他尽量利用了，写信给郭先生却说‘很多地方，所见略同’，既然‘所见略同’，当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书里，始终没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画皮一层层剥开，露出了真正的带血的骨肉，唐兰就此认为“陈梦家既不是这个家，也不是那个家，只能称为空头专家”。在一阵见血封喉的猛刺痛责之后，唐兰以胜利者的姿态温柔地抚摸着陈梦家残存的筋骨碎肉，抡下了最后一刀：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力，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俱；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陈梦家还用“十分赞成”的话来强力推荐关锡一封诬蔑我们领袖的信，说赞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顺大坡”，是“市侩行为”。右派分子向来惯于用“贼喊捉贼”的方法，所以“市侩”决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陈梦家说，“说话要看时机”，可惜他把时机看错了，把马脚露出来了，这道道地地的市侩，投错了机，终至于一败涂地了。

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鼓鼓嘎嘎地喘着气息而动歪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