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死后，北京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谢冕说道：“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胁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发生。”谢冕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着陈梦家，具体所指却是与陈梦家经历、命运相似且友善的另外一个诗人的悲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穆旦。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生于天津。海宁查氏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镇创业持家，渐逐发达。至明代已创立显业，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中期至清以来属著名“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皆出于该家族。清康熙皇帝南巡时，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鑑、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锺、查良铮、查良镛等均为其族人。就学术界小圈子而言，查良钊的人格、学问受到普遍尊重，这与他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并兼任全美中国学生会执行干事长，1921年11月曾率领在美学生与国内民众团体和海外华侨相呼应，支援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而名声大振有关。亦与其回国后历任河南大学校长、西南联大训导长、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国共翻盘后出任台湾大学教授、训导长兼台大侨生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达二十年等一系列学政两界的职位有关。但这一切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还在于查氏本人既懂教育又重视教育，且在自己的职位上，特别是西南联大后期乱象丛生的艰难岁月里，处事稳重，无私无畏的精神与人格力量让世人敬佩。查良钊的精神和事功，称得上是西南联大常委们所依仗，在维持学校纪律和教学研究八年中长盛不衰的中流砥柱。

但就世俗社会的名气而言，海内外华人知道更多的当然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穆旦与查良钊、金庸皆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辈分排行，皆为“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后来查良铮与查良镛一个成了著名诗人，一个成了名满天下的小说家，又都起了个颇有讲究的笔名。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查良镛，拆“镛”为金庸。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徐与这对同族的查氏兄弟属于沾亲带故的小同乡。金庸在1975年出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金庸其说，大体不差，无论是王、蒋、徐乃至穆旦的人生，皆充满了悲剧意味。就人生的潇洒超脱而言，可能只有金大侠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为海宁的“侠之大者”，无论是性格与人生际遇都没有前几位耆宿名流那样忧郁与悲凉。

1935年7月，18岁的穆旦自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进校不久开始诗歌创作，并有《更夫》、《玫瑰的故事》、《流浪人》、《古墙》等陆续发表于《清华周刊》、北平《文学》等刊物，署名“慕旦”。此时的穆旦在校园和北方诗坛渐渐有了一些名气，如他的同窗好友王佐良在回忆《穆旦是怎样形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同班。从南方去的我注意到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其实他的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而“作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探险者’，与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两种艺术风格集于一身，其缘由从署名‘慕旦’的校园诗中已见端倪”。短短的两年清华园生活，对穆旦诗歌创作确是起到了一个破冰导航的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于这年10月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暂设于衡山的文学院继续就读。除叶公超、吴宓等中国老师予以指导，英籍讲师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的“当代英诗”课亦在此时开始讲授，燕卜荪（南按：其人自名燕谋格）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对云集于外文系的一批青年才俊如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赵瑞蕻、李赋宁、许国璋等人；是一个真切感受外国诗人作品与性情的极好机会。只是开课不久，师生又要向昆明迁徙。穆旦打点行装走出萧条冷寂的衡山，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在横贯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沿途，风华正茂的穆旦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便别出心裁地仿照据说是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把背过的一页页撕去丢掉，为行走过的土地留下一份富有诗意的浪漫纪念。而当到达目的地昆明的时候，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

三千里的行军是艰苦和单调的，除了背诵英语单词，穆旦没有忘记对周围事物与风土人情的体察。祖国土地的辽阔，高山峡谷的神奇壮美，以及人民生活的苦难与坚强不屈的精神，都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灵性，许多优秀诗篇在血脉贲张、激情闪烁的某个上午或某个夜晚，随着笔端倾泻而出。只是，诗人的情感与诗的内容、风格，较之清华园时代已有了转变，正如王佐良所言：“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如根据迁徙路上所见一幕幕场景和风土人情写就的著名诗篇《出发》中，穆旦这样写道：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盖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期间，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其间，受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特别是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指导和影响，穆旦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质量发生了飞跃式提升。对于这段经历和诗歌艺术上的变化，谢冕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喻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中国新诗史掀开了值得纪念的新页。”谢冕不愧是中国一流的现代诗歌理论家，他能在灿烂的中国诗歌星河中，找到穆旦这颗星的位置并将其诞生的背景与缘由一同托出，给予一个历史的恰当定位，并作了“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的预言，实在是滔滔世俗社会与纷乱的诗歌评论界罕有其匹的真知灼见。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其间他的族兄查良钊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后人每提及查良铮，往往与长他21岁的查良钊混淆。其实在联大时查良铮仅是一名学生和年轻的青年助教而已，在大师如林的教授队伍中没有地位，至少远没有他的族兄查良钊引人瞩目，如果翻一翻那个时期的梅贻琦日记，查良钊的名字不断出现并有若干细节记录在案。此时查良铮只是以穆旦为笔名所写的诗歌在校园学生和部分爱好诗歌的青年中间闻名。在随后的几年里，作为受西方诗歌理论影响颇深的诗人穆旦，于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又连续发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而引起世人更广泛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中国最精华的国土已失，人民虽衣衫褴褛，血污浸身，贫穷和苦难缠绕着中华民族死死不放。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国民党军民，已经意识到在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中，中华民族不但没有被日本小鬼打垮压碎，反而更加奋起并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作为年轻的诗人穆旦，于1941年夏秋之交自四川叙永分校重返昆明本校途中，亲眼目睹了残破的大地山河与人民的生活窘蹇，在深刻感受时代苦难的同时，以诗人的敏锐视角感悟到人民奋起的精神和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悲欣交集的心潮涌动中，穆旦完成了他那首意境深邃、苍茫雄奇的《赞美》诗篇：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圯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凄凉、悲怆、壮阔、沉痛又深含一股激昂旋律的诗句中，透着一份礼仪式的崇高和挺拔向上的力量，而每节“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重复诗行，让吟诵者真切感受到澎湃沸腾的热血和民族奋起的身影，以及在那飘扬的灵旗之下，即将奏起胜利凯歌的欢腾。这首从诗人心尖上划过、血泪交织的《赞美》诗甫一发表，即像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了中国诗坛，也正是这首诗的横空出世，奠定了诗人穆旦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的光荣地位。20世纪80年代，诗人穆旦的星光被乌云遮蔽三十年之后，这首诗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并被选入中学课本。许多现代诗歌评论家称其为“九叶派”诗人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更是称穆旦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和一颗亮在天边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