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政治风暴波滚浪涌，作为“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更是浊浪滔天，愈演愈烈。就在陈梦家自戕两个月后，与他并驾齐驱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向达也命赴黄泉。

抗战胜利随校复员回到北平的向达，与其联系最多，也是最令向达钦佩的学者就是蛰伏于南国的陈寅恪。当国共两党即将全面翻盘之际，向达一直挂念着身在岭南的陈寅恪，而陈氏也关注着这位老友的命运。1954年，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长，就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北返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云云。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晋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向陈寅恪请教。因为当时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尽明了，而深谙十几国外语特别是中亚古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此次南行是向达自费而来，当时向达服务的学术机关主要领导人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但向达以湖南人的倔犟脾气，知难而进，终得成行。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向达的名气也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在中山大学引起了震动。为此，中大历史系不失时机地专门安排向达作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并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也再次得到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于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其中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与祝愿最终成了空想，向达不但没有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且于陈寅恪先行而去。

因有全国“四大右派”的前科，“文革”一开始，向达就被北大造反派列为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遭遇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自是不在话下。与其他“黑鬼”不同的是，除了在“斗鬼台”被“点将”，还要拖到其他地方批斗。有一段时间，向达被红卫兵命令在毒日头下跪在历史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接受批斗，期间几次差点从空中摔到地下断送性命。因此地狭小，不易展开大规模行动，后又被造反派拖到校园内宽敞之地让更多的革命者批斗。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原本体质强健，“常以铁汉自诩”的向达，到了此时还暗中嘱咐秘密前来探望的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喷气式飞机”之后，又被造反派勒令收集全国各地到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在捡拾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时救治，肾严重衰竭。9月底，向达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反锁，包括夜间出门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一概得不到批准。向达的肾病越发严重，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满地打滚，哀苦不已。即使如此，监工的红卫兵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是转入校内“劳改”。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在极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终年66岁。

此时的北京大学，没有因为汪篯、程贤策、俞大絪、向达等教授的自杀和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愈演愈烈，被关押和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园内十几个审讯室同时挑灯夜战，开始“审讯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大的造反派们组成一个个联合审讯班子，将提审对象拉进审讯室先是一顿耳光加拳脚伺候，而后开始审问，此为“敬酒”。几句话之后，开始动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此为“罚酒”。如此反复折磨、蹂躏，许多“反动学术权威”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早日解脱，这种　 　 想法像传染病一样在燕园流行开来，跳楼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多，有几幢教学楼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学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几个月内，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杀，而自杀的方式各不相同，据北大教授季羡林晚年回忆说：“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据后来研究者统计，当年知识分子自杀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残手段外，跳湖、跳河成为一大颇时髦的特色，其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1968年8月，北大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校内28楼出走，次日晨，被发现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校工宣队对外公布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

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毛毛所说的翦伯赞，即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一度出任过副校长的著名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老。当“文革”导火索被姚文元一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点燃后，面对蹿动的火苗，翦伯赞不明底细，还以为自己身处国民政府统治的言论自由时期，遂稀里糊涂地以盟友加“斗士”的身份跳将出来为吴晗辩护，并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等。没过多久，腾起的烈火就烧到了翦伯赞本人身上，并以“黑帮分子”兼“反动权威”被揪出来批斗。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云云。此时已驻进北大的军人宣传队很快向正在牛棚中被整得以头撞墙的翦伯赞传达“最高指示”，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夫妻俩住楼上，另派一杜姓工人师傅住楼下，在照顾其生活的同时负有监视之责。好日子没过一周，厄运再次来临，起因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此时名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三十年代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而这一时期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翦氏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这一证据的关键人物。1968年12月4日，由江青秘密成立和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驻军某师副政委巫中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北大燕南园，向翦伯赞明确表示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令翦提供证据。翦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一时记不得了。经过几次谈话，翦仍交代不出具体内容，于是巫中大怒，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翦仍交代不出。巫中肚子饿得咕咕乱叫，欲找地方吃饭，临走撂下一句狠话，必须在三天之内想出来，否则就地正法。翦氏在极度的恐惧和走投无路中，于1968年12月18日夜，与妻子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往察看者发现夫妻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经过检查，发现翦伯赞身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毛所说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饶毓泰，就是与叶企孙并称“双雄”，或“双子星座”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开山老祖、恐龙级学术权威饶树人。早在翦伯赞走前两个月，饶氏已捷足先登了。

饶毓泰，字树人，其父饶之麟为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户部主事。幼年饶毓泰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五经，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初入美国加州大学，感觉不太适应，遂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获益颇多。1917年12月18日，饶氏于芝大毕业，此后仍在该校旁听　 　 了一些课程。1918年春，饶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饶氏齐名的另一位中国物理学家叶企孙，于1918年8月至1920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并于1923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当饶、叶二人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物理学科飞速发展的鼎盛时代，物理系的创建者兼主任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精力旺盛，在主持系务和专业课题研究中，坚持为学生开课。正是这位天资过人的物理学家在光学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即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世界中小学生在课本上知道的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并借助这些仪器在光谱学上的特殊贡献以及发展了同位素年代测定法，迈克尔逊于1907成为荣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芝加哥大学作为物理学界具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圣地”地位也因此奠定。当年饶毓泰、叶企孙这两位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青年学生，能见到这位大名鼎鼎、头上罩着一圈“圣光”的老师，且亲身聆听其教诲，内心确是感到欣喜和荣幸。

1922年，饶毓泰归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创立物理系并兼系主任。饶的学生后来成名的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人，从这一串响当当的名录中，可见饶氏确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与教学能手。

1929年，饶毓泰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助金，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从事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研究。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与冯祖荀、曾昭抡、张景生等一起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重建北大理学院，冯、曾、张、饶等四人分别出任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系等四系主任。饶毓泰分别聘请一批青年新锐学者如吴大猷（理论物理、原子分物理）、朱物华（电机学）、周同庆（气体导电、分子光谱）、张宗蠡（光学）、郑华炽（拉曼光谱）等，展开原子理论、光谱实验等研究。这个班底，基本上是饶在南开创建物理系后培养的优秀学生，皆是物理学界的天才人物。一时间，北大理学院人杰云集，声光顿起，其风头力压群雄。以叶企孙为旗帜、号称全国高校理科中的龙头老大清华大学，都有难以招架之感。因了这一局面的形成，才有了吴大猷后来的一段话：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在量子力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但他后来却投身于飞机制造业。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老专家，又有甘愿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培养人才的年轻学者如物理系的王竹溪等才俊，他们带来国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国际先进的科研发明信息。因而，当时联大物理系的教学已接近了国际水平。

1937年抗战爆发后，饶毓泰夫妇由平、津、青岛、济南、郑州、汉口至长沙。11月，日机空袭长沙，情形艰危，饶氏送夫人去沪岳母处暂避，不幸夫人旋得伤寒病亡。饶毓泰以沉痛的心情回归长沙后又随校迁昆明，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当时在联大各系中，无论是人数、家底和师资力量，清华显然占绝对优势，仅就师资力量而言，北大也处于下风，南开更不在话下。但唯有一个物理系，北大的实力完全可与清华抗衡，并且还有过之，仅就毕业生而言，此时已有230人自北大校门走出，为全国之冠，而清华只有53人。这就是为何西南联大各院院长及系主任之职多以清华教授兼任，而物理系主任却由北大出身的饶毓泰执掌的原因。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联合体，还是象牙塔中的学术圈，以及在这一联合体与学术圈中，欲执牛耳者之间的角逐，实力就是最大的本钱。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时代，因为胡适的缺席，联大文学院院长落入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冯友兰手中，北大师生为此在校长蒋梦麟面前愤愤不平，而蒋亦无计可施。何也？尽管有钱穆出面劝说大家要以抗战大局为重，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就当时的蒋梦麟而言，他在心中并不是不想让北大教授兼任这一职位。无奈，当时的北大文学院的整体学术地位，确实无法与以陈寅恪为首的清华系统相抗，因而也只好承认冯友兰执牛耳的结果和地位了。

1940年，昆明空袭频仍，饶氏则避居城外约五公里的岗头村北大所建的一间茅草顶、泥墙、纸窗房中。对这段生活，吴大猷回忆说“饶氏于20年代初结婚，妻朱氏（朱经农之妹），闻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颇不愉快，于1929年去德时，伊在国内疗养病院中，旋即离婚。饶于1932年返平，旋经北大教授孙云铸教授夫人之介，翌年与张女士结婚，方以为可享家庭之乐，乃抗战事起，夫人于长沙避居上海岳家时逝世。饶氏素患胃溃疡，此疾之特性是人当心情忧虑时胃酸增加而愈剧痛，饶一方忧国，一方丧偶，乃胃病时发，心情低劣而疾病愈剧。在昆明岗头村乡居，弟子在旁者只有吴大猷夫妇而已，故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极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当然，吴氏这段回忆是说的课余的避居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同西南联大其他的系一样，饶氏担任这个在校中占有强势地位的物理系主任也并不易，师生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特别是仪器设备极为缺少。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饶规定坚持正常实习，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为避免日军空袭，饶毓泰带领师生把贵重仪器搬到离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农村，需要实习时再搬到昆明，用完后再搬回去。有的仪器放在大铁桶内，埋在地下，用的时候取出来，用完后再放入大铁桶埋起来，这样可避免日机轰炸造成损失。在饶氏主持下，物理系还办了一个金工车间，有车床、铣床，为实验室生产零配件和简单的设备，学生既有理论知识，又能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学生受益颇大。作为饶氏本人，在料理系内事务的同时，仍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且教学时用力甚勤，讲义稿每年都作修改。其研究论文，起于1922年至1946年，多刊于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及德国《物理》期刊。尽管饶氏感时忧国，兼及丧偶之痛与胃病不断复发，平时寡言笑，但因其精通英、德、法文，国学根底又好，对师生皆热情相待，又具有严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因而成为吴大猷所说的“侪辈所尊敬的人”。

1944年，美国国务院聘中国教授赴美访问，饶氏有幸去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及俄亥俄大学访学，并在俄亥俄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暇中以英语翻译法国德布罗依（L。deBroglie）氏专著一册。此译稿完成后寄给西南联大的吴大猷，不幸在辗转迁移中失去，遂成一大损失。1947年，饶毓泰由美返国，任抗战胜利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此时胡适已归国出掌北大，饶氏认为正是复兴北大的最好机会，建议扩充发展北大物理系，并致函邀请在美国的钱学森等一批物理学新秀回国加入北大效力。翌年，饶又得中基会借予北大十万美元，以备扩充学科，而胡适对此表示支持，遂决定将全部款项建立一个近现代物理中心，嘱吴大猷在美与吴健雄等学者共商购置仪器事宜。与此同时，饶毓泰又计划延邀吴健雄、张文裕、胡宁、马仕俊等在美学者返国，共同为物理学发展贡献才智。惜因国内局势急转，此项计划未及实现，而钱学森也因复杂的原因未能及时归国。当时在美担当购置仪器重任的吴大猷虽手握重金，见事不可为，遂将款全数交还中基会，以图将来。

1948年年底，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之时，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和北大理学院院长的饶毓泰，自然列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傅斯年在南京拍发给平津铁路局石树德局长，并请其转译给梅贻琦、郑天挺等人的加急电报中说道：“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这个“饶”就指饶毓泰。想不到名列第一类的饶氏却拒绝南飞，坚决留了下来。当时他作如何想，是什么原因让他置国民政府急电催促而不顾，非要留在北平？因饶是个沉默寡言、有事憋在心里不轻易吐露的人，亦无相关的文字材料加以证明，世人就难以弄清了。人们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此时饶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并有“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学术水平”的讲话。想不到1952年年初，“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即成为箭靶，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其所谓“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闻听大怒，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指责，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站出来，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饶的思想有问题，饶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不知如何是好。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饶毓泰在北大的本兼各职全被抹掉。饶氏悲愤交加，旧病复发，晕倒于家中，随后又一度精神失常，不辨牛马。当他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去看望他时，只见饶“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几年过去，饶氏病情稍有好转，政治空气也稍缓和，复登台教授光之电磁理论、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光之干涉理论、光磁双共振等课业。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临死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代数排列法”虽算不上科学，但大体说来还是不差的。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的饶毓泰，本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辈人物，但因十七八岁的胡适为了生计兼任英语教师，饶便成了胡的学生。因此，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

当此之时，站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讲台上的胡适，像仍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儿子胡思杜已悬梁自尽一样，他并不知道自从“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被革职查办，精神受到重创且即将步入鬼门关。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已是75岁高龄的饶毓泰仍然未被放过，他作为与向达等著名教授同一等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上“斗鬼台”，遭到凌辱与迫害，其被迫弯腰曲膝之状，令见之者不忍目睹。

1968年10月14日，已重病在身的饶毓泰被迫向“革命的当权派”作口头交代，素来沉默寡言的他眼含泪水说出了下面一段话：“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饶以哀惋的语调说道：“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两天后的16日（星期三），北大传出了饶毓泰在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死亡的消息。到底因何死亡，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北大当权者诲莫如深，直到80年代初才渐被外界所知。远在大洋彼岸、一直关注着饶氏命运的吴大猷于《怀念饶毓泰师》中作了一点披露：“1968年大陆‘文革’之乱，有如蝗虫，即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

对于饶氏之死，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他和与之齐名的好友叶企孙作过比较，钱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钱临照可谓是真正懂得饶、叶两位大师性格的后学之一，正因为叶企孙比饶毓泰有塑性，才比饶晚死了几年，但就整个人生的悲剧性而言，二者基本相同，或许还要过之，其辛酸悲凉的结局，同样令人扼腕长叹。